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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向远洪
在一个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的国家，对中等收入阶层的首次数字界定自然会激起社会关注和讨论。年收入6万元到50万元，虽然各界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一标准还存在分歧，但“中产阶级”将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于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的中国来说，探讨“中产阶级”进入通道问题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数字标准
。
从社会阶层结构来看，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是一个金字塔式：1%的权力精英、4%的经济精英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上层；各级政府官员、高级知识分子、中小企业主和中资外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等构成了12%的所谓“中产阶级”；广大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构成中国80%的平民阶层。而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一般都占到人口比例的50%以上。日本曾有“一亿皆中流”的说法，美国的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70%。
相比之下，我国现实的“中产阶级”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所说，中国“中产阶级”目前不足就业人口的15%，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形成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形成依赖于通向“中产阶级”各种通道的顺畅。有研究显示，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但“中产阶级”的发展却呈现出滞缓的现象。一些通道的功能正在弱化，比如高等教育；一些因素正在成为障碍，比如权力。
虽然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可能，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教育市场化进程，造成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与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对许多社会下层人民来说，高等教育的经济门槛无疑是在逐步提高。前段时间讨论的研究生收费政策，无疑又会使想通过求学居身“中产”的学子们多了一份担忧。高等教育的通道作用在高昂费用的挤压下，并不宽敞。
权力因素的存在也使得“中产阶级”通道被严重扭曲。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旧的分配体制与新的市场体制并存的双重体制，在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的环境中，社会经济利益分配逐步倾向权力中心。目前，“权力中产”已经毫不遮掩地显示出了其在资源、机会等方面的优越性，但这一群体的意识和行为都无法担负“中产阶级”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历史学家马迪厄在《法国革命史》中曾经说过：“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发生在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时期。”恰恰是在社会发展最快的时候，社会结构极容易因失衡出现震荡。
教训并不遥远：“拉美模式”的巴西、阿根廷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中产阶级发育缓慢，一场金融危机就倒退回了原点，并长期陷于衰退；上世纪70年代的伊朗人均GDP已达到一万美元，但因为社会结构落后，中产阶级弱小，结果被社会民众不满的洪水淹没；菲律宾的中产阶级得不到很好发育，走上了与政府对抗的道路……
“让穷人也有机会变成中产阶级的希望”，这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声音。我们不能忘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所潜在的社会结构危机与社会结构转型的使命。梳理“中产阶级”通道让大部分人有机会步入“中产”，这是现实的需要、历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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