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0年的利玛窦油画肖像

　　纪念四百多年前与明末上海科学家徐光启谊兼师友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文物巡展即将移师上海，自然令人感及其间仅在沪陈列的辽宁省博物馆弆藏传为利玛窦绘制而颇见争议的《野墅平林图》屏幅来。此图于1982年由画家周怀民和学者于省吾联袂捐赠，嗣后范敬宜、杨仁恺、舒湮、谢稚柳等学人和书画鉴定家相继撰文、题签，认同此图出于利玛窦之手，从而使之进入美术史研究视野；但是困扰学术界的是，大多数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学者，辄认为利氏当年仅捎带西洋宗教题材绘画晋奉万历皇帝或贶赠朝野官宦，本身并不通晓绘事。

　　譬如此屏幅图名显然只是今人根据画面意境拟定许为人理解，可问题是确定描绘京郊景致凭据何在始终令人不得要领。就此，晚清题跋也未直截了当判断跟北京有关，只是当代意大利记者菲奥雷作画面分析认为：一幅画着杂草丛生的湖边矗立一棵大树，掩映着中景的树木和远近建筑，它可能是达官贵人的楼阁。接着是小湖风光，北京郊区这类潭、塘、湖泊比比皆是……才断言此景必是京郊景色。接着他又说：利玛窦画的风景是中国的，还带有怀念他故乡的色彩。凡是从他出生地马切拉塔到亚得里亚海边旅行过的人就不难发现，在他画的这幅《野墅平林图》中可以找到他家乡的某个角落、色彩和线条。但是明眼人一望而知图间并无北京标志性景观可资对号入座，故将此图与京郊景物链接未免失之牵强；至于还附会到利氏故乡就更为离奇。换言之，有关此图与利玛窦的美术史价值并未获得充分的把握。

　　此外，图间被揭复裱今无从观摩“利玛恭”款是否利氏本人或另有其人也值得再推敲，因为利玛窦中文签款真迹渺不可知，人们熟悉的仅有其中文著译集辑录的落款如：大西域山人利玛窦集、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奏、耶稣会利玛窦谨题、欧逻巴利玛窦撰并羽笔、泰西利玛窦谨书等等。自称也非“利玛”而是“窦”，故即便图署“利玛”汉字本款，可是否确属利玛窦亲笔还有待甄辨，因仅作“利玛”两字现象无先例可循。而最敏感的质疑焦点显然还在于利玛窦究竟有无绘画艺术天赋，进而具备创作大尺幅具有异国乡村情调设色风景画的可能，并且还是以中国传统绘画材料而运笔自如的。

　　利氏家族嗣裔利奇先生在《利玛窦与玛切拉塔》一文中指出：年轻的利玛窦在故乡幸运地遇上了好时光，这座城市把很多历史和艺术事件连接了起来。当时各城市都疯狂地发展印刷、素描和绘画技术，利玛窦在佛罗伦萨和罗马，遇到了科学、艺术和装饰学的良好氛围。看来利氏早期在意大利有接受艺术熏陶的背景并且具备专业修养。而一封1606年8月利玛窦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札，似乎也证实他确有这方面的喜好和素质：我对于绘画艺术极为喜爱，不过我担忧此事再加其他一切都放在我肩上，会使我羁绊得无法脱身。另外，万历年间南京顾起元著《客座赘语》援引利玛窦介绍中西绘画技法的不同，也往往被主张利氏善画者视为他掌握画艺和精通画理的证据：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

　　不过，诚如林金水先生《利玛窦与中国》第七章《利玛窦对中国语言、美术、音乐的影响》开宗明义指出的：利玛窦本人并不熟谙绘画艺术，他对中国美术的影响，主要是指他传入的欧洲宗教人物画(天主、圣母像)，以及随之对西方绘画原理所作的介绍。我们应该注意的倒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与中国书画家、鉴藏家、制墨名家如李日华、张瑞图、程君房、祝世禄和明代思想家李贽、文学史上“公安派”领袖袁宏道、袁中道伯仲，以及著有《万历野获编》的沈德符，乃至董其昌、陈继儒等等他由粤北上沿途百五十位官僚贵族和墨客雅士的交往。如果那幅《野墅平林图》确为利玛窦亲笔而非他人作品的话，按他当年亟欲以殊方异物自我表现而广结善缘以祈求在华安身立命融入上层社会的动机，确有一技绘画之长，势必使出浑身解数表明身手不凡，广而告之。退一步讲，即便他本人保持低调，不欲声张，作为当时中土绝少见识的异域访客举手投足均会招致好奇瞩目被记录在案，像胡须、眼珠色泽已然街谈巷议，喜闻乐道话题；一旦有创作大尺幅通景屏巨制之举，必定因此为人大书特书且不一而足，绝不会视若不足挂齿雕虫小技而袖手旁观，置若罔闻，无动于衷，遗漏掉这么重要一桩事关会通中西文化要素的美术重器信息。特别上述与之交游、过从的主流社会士大夫阶层，势必就此大加赞赏甚至叹为观止而不惜笔墨题跋题咏，好评如潮，一如《程氏墨苑》般图文并茂，利氏本人反倒完全可能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但遗憾的是，实际上就这幅《野墅平林图》，抵今不见利氏人脉资源包括以上中土友侪的任何圈点推介，哪怕片言只字；甚至此后数百年间也乏人问津或旧话重提，这不免使得此画确属利玛窦作品的裁判黯然失分。

　　其实，自利玛窦来华到清乾隆、嘉庆年间厉行禁教为止，具体地说从1583年利玛窦入居广东肇庆开始传教，到1775年在华耶稣会接获罗马教廷命令正式解散，其间约两百年伴随着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企图使中国福音化的努力，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这就是学术界冠之以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由此引发中西两大文化在历史上的直接交会。那么，《野墅平林图》会否出自利玛窦之后其他传教士中某位具备绘画技艺者之手呢？

　　综上所述，关于《野墅平林图》作者人选应当还是个有悬念的未知数，而利玛窦之说仿佛还缺乏理由充分的合理解释，尚有诸多不确定未知层面，至少流传无绪，来龙去脉相关细节尚有缺环而人们就此一无所知。换言之，论据不够充分，论证尚欠缜密，结论有失草率。尽管笔者很乐意接受这是利玛窦作品的皆大欢喜结论，但同时深感这必须具备强而有力的学术考证和确凿证据作支撑为前提。不能捕风捉影，瞎子摸象般先入为主，大胆假设必须以小心求证在先；尤其对待像利玛窦这样一位中外皆晓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融使者，研究更应以负责任的态度严谨审慎。故笔者虽乐观此通景屏画本身的艺术水平，却始终不敢轻率盲从认为其属利玛窦真迹。而在未弄清楚作者和时代归属的前提下分析诸如绘画技法、材料、画面等显然徒劳无益。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利玛窦的绘画才能予以重新审视，既勿低估其艺术才华，也不必强词夺理，过分拔高、夸大他或许并不存在的才艺；或只是出于某种良好愿景，便将所有光环都套在他身上，误以为他是无所不能的文艺复兴时代全才。

　　然而意大利记者菲奥雷却以不无自豪、执着和略带傲慢、自负甚至冲动的口吻斩钉截铁道：今天再次重申利玛窦是画家，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不论意大利还是中国，大多数人已愉快接受了这个新发现。只有极少数人，由于对艺术史和艺术评论缺乏修养，对此仍然怀有醋意。……从鉴赏家们总的评论来看，《野墅平林图》出自利玛窦之手是可信的，全世界从事利玛窦研究的专家们也都作如是观。看来，“先前阔”未必国人专利，洋人也好这一口啊！其实，这般观图而负气激动替利氏盖棺定案大可不必。尽管可以预料就此议题的探索，抑或成为此番纪念利玛窦文物展览期间观众奇画共赏和学术界疑义相析或解惑释疑而见仁见智的一大看点和研讨热点。但是笔者以为：哪怕最终结论证明此画不出于利玛窦之手，也丝毫不会影响与动摇这位泰西儒士的历史贡献和崇高地位。因为利玛窦的美术史意义，事实上业已融会贯通在自他传播开始的西洋美术和西洋画理日渐萌芽于中土的循序渐进过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