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皇历新行情：后市应看高一线

　　历书是按一定历法排列年、月、日并提供有关数据的书，在我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封建帝王时代，由于它是皇帝颁布的，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皇历”。清乾隆时，因为皇帝的名字为弘历，为了避讳，历书又改名叫“时宪书”。

　　据史书记载，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就有木板刻印的历书出现了。唐宋时代，每年年末，皇帝就把新历书赐给文武百官，受赐者要上表谢恩。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书，每年编印历书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封建皇帝颁布历法的通例。

　　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历书的收藏，20多年前，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首次提出历书是有准确年款、不得随意翻刻、事后又无须翻印重雕的古籍，它是鉴定古籍、断定年代的标示物。如用清乾隆七年历书的特征来考证被鉴定古籍的版刻、纸张、印鉴等，是较为科学的方法。明代晚期，套版套色印刷达到了顶峰，反映到老皇历上就更添了几分风采，这种官刻官印宫藏的老皇历是拍场上的热门货，动辄成千上万元，而且买家多是海外大款，后市还应看高一线。

　　特殊年代的老皇历还为警示历史起到鲜明的作用。如《大清光绪三十五年时宪书》。清代光绪皇帝在位34年，根本没有“光绪三十五年”，所谓“光绪三十五年”，应为宣统元年(1909年)。由于“皇历”必须要在前一年年底提前印制，而印刷部门无法预测皇帝何时更替，所以便出现了“光绪三十五年”谬误，以致该“皇历”出版发行时，在封皮“光绪三十五年”上，加盖了朱印“宣统元年”加以订正。

　　1912年被推翻后的清朝皇室刻印了《大清宣统四年时宪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在革命派的努力下，清帝接受优待条件退位，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颁诏退位，因此历史上并没有宣统四年。这一年新历书中记载了这一事件并在题记中记有“北京城总都督袁世凯，南京正都督孙文，副都督黎元洪、黄兴，阎锡山，山西太原府大都督五台县人”。做了八十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刻印了《洪宪元年历书》(1915年)，这些特殊年份、流传极少的老皇历是藏界追逐的抢手货。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在北京拍卖会上，以数千元将此两件历书购归，永久展示。

　　又如1942年由沈阳付印、长春发行的壬午年历书，是一个叫长泽千代造的日本人编纂的。虽然也有一般历书的栏目，但有一半篇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殖民宣传内容，观其言词和画意，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罪证。

　　在这里，不妨给喜欢收藏历书的朋友们提个醒：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如1840年(清道光20年)“鸦片战争”、1900年“庚子事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时的老皇历，千元以内的先拿在手里，绝错不了。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年的“新皇历”(散页，12份全，解放区印)是可以拿来“镇堂”的藏品。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册“日历”，出版于1949年，首次采用了公元纪年，其封皮为《公历一九五零年农家历，夏历庚寅年》，图案为马拉犁杖耕田，联合收割机收割庄稼。该农家历首页上刊登了国旗、国歌和国旗制作说明。1951年的“农家历”首页，首次出现了国徽图案，内容有民歌、谚语、二十四节气等内容。

　　文革时期有时代特征的“皇历”当然也是好玩意儿。“文革”期间的历书极具时代特色，多印有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当时流行的口号等。如1967年历书第1页至37页为毛主席语录，后边是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等，而实用的节气、生活常识方面的内容极少。

　　此外，清末民国初期，历书都是挂在“月份牌”上的。“月份牌”精美细致的画面多出于大师手笔，它已经成为独立的收藏门类，本文不再赘述。(作者: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