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再次震惊世人

　　2005年度十大考古最新出炉

　　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

　　小黄山遗址位于浙江省嵊州市甘霖镇上杜山村，遗址面积5万多平方米，是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9000年前后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

　　遗址出土的夹砂红衣陶器群、用于加

　　工食物的石磨盘、磨石和储藏坑是小黄山遗存最主要最鲜明的文化特征，文化内涵不同于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结合其测定年代，是浙江乃至东南沿海地区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填补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遗址低山丘陵的地形环境，接近生土的堆积特征，对探索长江下游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及重大的学术价值。

　　该遗址发掘对完整长江下游地区新

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认识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区系类型都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洪江高庙遗址

　　高庙遗址位于湖南洪江市安江镇东北约5公里的岔头乡岩里村，地处沅水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为一贝丘遗址。通过大面积发掘，揭示了高庙文化晚期一处大型祭祀场所，出土了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装饰有凤鸟、兽面和八角星象等神像图案的陶器(距今约7800年左右)，出土了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在高庙上层遗存中出土了部落首领级的夫妻并穴墓和四人合葬墓等重要遗迹，发现了为建立本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关键性遗存。

　　高庙下层遗存出土的祭祀场所不仅年代早、规模大，且可明确判别其作为祭祀场所的诸多设施，为我国现知同期史前遗存中所罕见。它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居民祭仪活动的真实状况。它面对河流并呈南北中轴线布局，对后来祭坛的布局和结构产生了先导性的影响，对追溯我国宗教祭仪活动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高庙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填补了湘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为建立本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与年代序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发现，既揭示了它与本区域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渊源关系，又反映了它与洞庭湖区以及岭南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同期文化间的交互扩张和影响。

　　贵州威宁中水遗址

　　中水位于贵州省威宁县与云南省昭通市交界处，发掘点都位于中水盆地内中河两侧的坡地和山梁上，包括吴家大坪、水果站、鸡公山、营盘山和新街等几个地点墓地。揭露面积近3000平方米，清理出祭坑、墓葬、灰坑、房址、沟等200余处，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玉石器、青铜器等文化遗物。

　　发掘揭示出数种古文化遗存，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考古的许多空白。为研究分布在贵州西北部与云南东北部地区的一种新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典型器物组合，为探讨贵州地区和完善西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鸡公山遗址中发现数量如此众多的祭祀坑，在西南地区史前文化遗存中尚属首次，在云贵高原发现以祭祀为主要功能的山顶遗址，为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山地民族原始祭祀活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红营盘和银子坛两墓地紧邻，但器物、葬俗和葬制等却有很大差异，这为探讨当时该地的居民集团提供了重要资料。从两墓地青铜兵器的情况看，该地文化曾分别受到过巴蜀文化和滇文化的影响，这又为贵州西北部在不同时期与巴、蜀、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河南鹤壁刘庄遗址

　　遗址位于河南省北部的鹤壁市大赉店镇刘庄村南，淇河北岸的第二、三级阶地之上，

南水北调中线干渠662公里处。遗址面积30余万平方米，南水北调中线干渠计划占压遗址面积约7万平方米，发掘面积7700平方米，发现仰韶时代大司空类型文化遗存及大规模的先商文化公共墓地。336座墓葬分布于东西110米、南北55米的范围之内，布局清楚，排列规律，随葬品400余件(套)。出土陶器反映了以卷沿鼓腹陶鬲为主体特征的先商文化在发展进程中融合、吸取周边地区多元文化因素的历史特点。

　　夏代中原地区，如此规模公共墓地的发现目前尚属首次，为先商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填补了一项空白，对研究其葬俗葬制、社会结构、商人渊源、夏商关系等长期以来为历史、考古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将会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这一时期的石棺墓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前所未见，石棺及其简化形式墓葬的发现抑或为我们提供了探讨商族起源的新线索。

　　

福建浦城猫耳山商代窑群

　　遗址位于福建省浦城县下洋村猫耳弄山，发掘面积250平方米，共发现商代窑炉6座，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早期窑炉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其火膛、分焰柱、窑室、烟囱等基本保存，且分布密集，窑炉形式多样，极为难得。

　　其中长条形窑炉估算其可一次烧成近百件陶器。窑尾设有烟囱，属平焰窑，具备龙窑的一些基本要素，可视为早期龙窑，是迄今为止所知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龙窑。

　　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现有大量的夏商时期的黑衣陶器，尤其是闽浙赣地区数量最为集中。猫耳弄山商代窑群是首次发现的以生产黑衣陶器为主的窑群。它的发现，为研究“黑衣陶类型”的年代、分期、产地、窑炉构造、装烧工艺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因此猫耳山窑群的发现为研究南方早期窑业技术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资料。

　　尤其重要的是，三种类型的窑炉之间，存在着叠压关系。其中长条形龙窑压着椭圆形窑、椭圆形窑压着圆形窑，说明圆形窑、椭圆形窑、长条形龙窑之间存在着传承、发展、演变的关系。该窑群遗址在我国是首次发现，为研究中国陶瓷史和早期窑业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龙窑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

　　横水西周墓地位于山西运城市绛县横水镇北。墓地范围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50米，面积约300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300余座。截至目前，共发掘墓葬191座，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各类文物2000余件。其中一、二号墓为一组带斜坡墓道并穴排列的土坑木椁墓，尤为特别的是在一号墓内发现了目前我国时代最早、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荒帷。同荒帷相伴的其他饰棺、束棺和下棺等遗物痕迹也在精细的发掘中一一清理出来，应该说创造了发掘单座商周墓葬清理细、获取信息多的一个范例。

　　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遗址

　　梁带村隶属陕西省韩城市昝村镇，位于市区东北7公里黄河西岸的台地上，遗址紧临黄河。在梁带村及其附近地区约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两周时期墓葬103座、车马坑17座。初步确定，梁带村村北一带为一处西周晚期至东周早期大型墓地，并且其中4座带墓道的大墓当为诸侯级墓葬。墓地面积约为33万平方米。

　　过去在今梁带村南19公里处发现有少量梁城城墙，有专家认为这是春秋时梁国的都城。根据《史记》注释等记载，梁国地望应在今韩城市境内，从诸侯级墓葬及车马坑出土物的情况和墓地规模分析，这里有可能是梁国贵族墓地；但其中一部分遗存则又可能属于芮国遗存，而文献记载的芮国地望在今韩城以南约100公里的大荔县及附近。鉴于地望问题与所出土遗物存在一定的问题，梁带村墓地的具体国别尚有待于下一步工作的确认。

　　韩城市商周考古主要集中在遗址调查方面，两周时期的墓葬发掘基本处于空白，而陕西全省同时期的墓地亦发现甚少，所以本次发现的梁带村两周之际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为了解和研究陕西及黄河沿岸周代的考古学文化，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墓葬制度以及社会历史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江苏句容、金坛周代土墩墓群

　　从20世纪70年代发现土墩墓以来，由于各地发现的土墩结构异常复杂，发掘者们几乎都陷入了“盲人摸象”的困惑，争议不断，迷雾重重。土墩墓成为长期以来困扰考古学家的谜。

　　2005年宁常、镇溧高速公路土墩墓大抢救，是江南土墩墓发掘历史规模最大的一次。共发掘土墩40座，清理墓葬233座、祭祀器物群229组、墓葬建筑遗存14座，出土以几何印纹陶、原始青瓷器为主的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各类文物达3800多件，极大丰富了江南土墩墓的文化内涵，特别在土墩墓的形制、结构、埋葬、祭祀习俗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确定江南土墩墓不仅存在一墩一墓，而且存在一墩多墓，一墩多墓的现象明显较一墩一墓普遍；确认堆土掩埋与竖穴土坑共存；首次发现一墩多墓的向心结构布局，具有浓郁的江南土著特色；发现形式多样的墓葬建筑遗存；首次发现土墩墓的墓地界域；确认土墩墓存在着以器物组进行祭祀等复杂多样的丧葬习俗。

　　发掘使江南土墩墓自上世纪70年代发现以来，首次以其明确、翔实、可靠的田野考古学资料确立了自身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对研究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关系、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进程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推动江南土墩墓的保护提供了最新的价值判断和学术支撑。

　　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遗址位于河南省内黄县梁庄镇三杨庄

　　村，地处黄河故道。2003年夏在内黄县南部黄河故道疏浚硝河河道时发现。2004年，当地水利部门为避开已发现的汉代庭院遗存，于原开挖渠道南约50米处重新开挖新渠，施工中，又发现了两处汉代庭院遗存。到目前为止，在遗址内已经发现了9处汉代庭院遗存，清理工作涉及4处，而其中只有两处庭院的布局揭露得较为完整。发掘清理面积总计约9000平方米。

　　遗址出土陶器、瓦当的字体、纹饰特点及出土铜钱表明，遗址大致形成于新莽后期，该遗址应当为当时的一处农业闾里或聚落。已发掘庭院均坐北朝南，方向大致相同；主房屋顶均全部使用筒瓦和板瓦。推测这些庭院的所有者或居住者应为当时的普通农民。而其中一处庭院内房屋较多，正房使用“益寿万岁”瓦当，它的所有者，当时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较多数量的实用石器出土，说明该处庭院内居住的人数也较多。

　　该遗址首次再现了汉代农业乡里的真实景象，为研究汉代的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绝好的实物资料。所揭示的汉代中下层民众生产、生活状况的庭院与生活环境，填补了考古学研究的空白。

　　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

　　墓地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御河之东、沙岭村东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12座北魏时期墓葬共出土文物200余件。其中一座保存着精美壁画且有文字纪年的砖室墓，编号M7，位于墓群的北部，为长斜坡墓道砖构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据文字推测，墓主人死于太延元年(435)，鲜卑人，是侍中尚书主客平西大将军破多罗氏的母亲。

　　该墓壁画分布在墓室四壁和甬道的顶、侧部，总面积约24平方米，既有色彩亮丽的漆画又有保存基本完整的壁画，还有墨写书迹的文字纪年，笔法细劲连绵，设色典丽秀润，这在北魏平城时期众多墓葬中是唯一的，展现的是墓主人时代———北魏太延年间的社会现实生活。从形象和风格来看，更接近于汉魏。该墓不仅填补了汉唐考古壁画没有北魏时期定型材料的空缺，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为研究我国民族风情、丧葬习俗、服饰装备等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