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辽代鎏金银套装祭器首现温州

　　新华网北京12月8日电 (记者 朱治德) 浙江温州博古斋收藏的一批鎏金银套装经送样检测并由权威专家认真鉴定后，确认为辽代祭器。专家们认为，这类辽代祭器在我国是首次发现，其艺术、观赏、历史、科研及收藏价值都很高，但对其准确评价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温州博古斋是一家民间收藏机构，今年8月份曾赴京展出了一批藏品。这些藏品外表 鎏金、工艺精湛，纹饰华美富丽。来自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协会、中国宝石协会、辽宁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对其初步鉴定后表示，这批器物工艺独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鎏金的瓷器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宋代，其中部分产自五大名窑，有的还可能是宋代瓷器鼎盛时期之前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当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孙学海对这批藏品也“极为看好”。而此前，原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古玉器古陶瓷专家雷从云曾两次去温州，对这批藏品进行研究，他认为这批藏品新奇大气、内涵丰富，应该用平和的心态，对其进行探索、了解。

　　对古代金银器有丰富研究经验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伟获悉这批收藏后，多次到温州博古斋，对其进行了认真研究。

　　韩伟认为，鎏金银套装工艺在晚唐已露端倪，如在法门寺地宫中就发现了两件鸿雁团花秘色瓷碗，鸿雁团花系银箔剪刻而成，然后散点分布于秘色瓷碗外腹壁，髹漆、打磨，使其紧贴碗壁，取得落落大方的装饰效果。温州博古斋的这批鎏金银套装使用的装饰手法大多是有针对性的，一器一图，且多系适合模样的满地装，没有重复，不是同一纹样与批量生产——仅从这一点就可排除假器之嫌。其图案语言及风格与唐代金银器有密切关系，如龙纹、凤纹、摩羯鱼纹、鸿雁都具有唐代特点。龙身短而三爪；凤鸟奔走，鼓舞双翅，华美的长尾如孔雀尾羽；翱翔回首双鸿等皆是。单相莲瓣二方连续图案，破式梅花、菱花式或变相菱花式的壸门等则是辽代的特色，今人无法“创造”出这些生动的纹样。

　　韩伟表示，这批器物上使用的工艺手法很复杂，如剪刻、镂空、模冲、鎏金、錾刻、粘接、大焊等。这些工艺的配套使用才使得这批金银套器取得惊人的装饰效果。这种工艺把辽代的金银做工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峰，可以说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度。它的大量发现填补了中国金银制作史上的空白。

　　韩伟提醒说，这些器物等级很高、品相上乘、数量巨大、耗资丰巨，绝不是私家工匠能制作的。因此，推测辽代中晚期后，皇家的金银作坊相当发达、规模宏大，这是今后应特别值得关注的。

　　为什么说这是辽代中晚期的呢？韩伟分析指出，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曾出现了一批辽代圣宗时期文忠王韩德让(耶律隆昌)的祭器，大约有400件左右，全部流入欧洲市场。它们的质地全系纯金、纯银，有的一碗用金在1公斤左右，如比利时收藏家尤仑斯先生所藏的盘龙舞凤纹纯金碗。这样耗费在辽代中后期已无力负担，但辽代的祭祀活动不会停止。因此，发挥金银做工的高技巧，将从宋朝赐赏或购买、掠来的

瓷器，装以金银套，使其具有金银器的效果，成为高级祭器。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这批器物产生的原因。因此，韩伟判断这批器物是祭祀后按礼制瘗埋于地下，是在近几年有人发现了这批窖藏物品，未曾按文物法报案而流入社会、流至境外。因为是专用祭器，当时社会上是见不到的，所以过去我们在众多的辽器中见不到这些器物。

　　韩伟推测，这些器物窖藏的地点应在辽代版图之内，以内蒙古境内最有可能。他认为应仔细寻找，并对这个地点进行详细勘探，以搞清辽人祭祀的制度，同时要从文献上寻找根据。

　　在专家们的建议下，浙江温州博古斋又送样到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和河南省创新科技检测站等权威文物鉴定机构进行了检测，结果送检样品与宋名窑瓷釉表面成分“符合较好”或“基本符合”。

　　与此同时，韩伟将博古斋的真假鎏金银套装进行反复比较后，发现两者有较大区别：假器套装纹样单一，多为缠枝蔓草，中间无辽器中出现的龙、凤等珍禽异兽纹样，因此显得单调；用肉眼直观，假器的金属材质让人感到轻薄，不像真器那样显得厚重；在工艺方面，真器有錾刻、模冲、粘接、焊接等方法，而假器不见模冲，錾刻的用刀方法简单、缠枝纤细。粘接时有错位现象，这在官营手工业中是不可能出现的错误；用手抚摸感到真器不挂手，而假器的挂手、刺手现象经常发生；真器内胎为宋代的名窑口，但假器窑口不清，手感轻薄，釉色晦涩。根据上述区别以及有关权威机构的鉴定，韩伟进一步确定了博古斋收藏的内胎为宋代五大名窑的鎏金银套装器物应为真器。

　　浙江温州博古斋主人陈纪平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希望这批藏品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深入挖掘其丰富内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