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藏古玉升级带来了什么

　　有真真假假的困扰，有法律规定的限制，但民间的古玉收藏仍在进步着。可是进步之后，许多问题似乎更加突出。

　　就行业而论，当代玉器产业发展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无论是玉料产出、玉器加工、玉器销售都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而随着藏玉观念的苏醒与爱玉者数量的激增，玉器在收藏市场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无论是在拍卖场、古玩城，还是各地的收藏品市场，玉器都以一种铺天盖地之势不断拓展着“势力范围”。在不久前北京刚刚结束的第十届古玩博览会上，入场参观者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玉器在古玩中所占的比重实在是太大了。然而，当我们把关注点聚焦到民间古玉收藏现状时却发现，在玉器产业的高速发展与玉器收藏市场的活跃背景下，民藏古玉已渐渐进入到了一个微妙的阶段。

　　民间古玉收藏升级

　　“十·一”长假刚过，一场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规模民间古玉展览”——“首届民间古玉展”就在北京世纪坛拉开了帷幕。该展览由民间自发组织并自筹资金，用于展示的300多件古玉藏品来自全国工商联古玩业商会中国古玉器研究会分布于全国12个省市分会的2000多名玉器收藏者中间，同时，该会一本名为《中国古玉鉴藏家藏品实录》的图书也出版发行。

　　对于民间玉器藏家的这次玉展活动，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吕济民分析认为：“从民间藏玉的发展趋势来看，民间古玉收藏者正在摆脱一家一人的收藏方式，向群体化转变，这种群体化的结果是使收藏、研究、展示力量融为一体，对民间古玉收藏扩大社会影响十分有利。”按照吕济民的观点，民间古玉收藏在形式上已经升级。

　　实际上，近两年来，民藏古玉各种形式的展览、展卖不断，民间古玉藏家越来越迫切地渴望着社会的认可，寻找着古玉收藏的出口。有分析认为，自改革开放至今，经过多年的沉淀，民间古玉藏家手中的玉器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少则几百件，多则上万件，但是，这些握于藏家手中的古玉却往往不被认可，矛盾的焦点往往集中在真伪的纠葛上。

　　面对古玉收藏存在的真伪模糊问题，很多收藏者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缺乏科学的鉴定体系，另一方面不少私人藏玉者的公信力不足，难以获得社会认同。于是，收藏市场出现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想方设法依托权威专家，但是，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的结果并不是收藏者希望看到的古玉以及古玉收藏者的地位提升，而是鉴定证书满天飞，古玉收藏与某些权威专家声名扫地；第二条路就是自我包装。由于古玉收藏对绝大多数非专业人士与非专业媒体来说是陌生的，因此利用这些媒体将自己包装为专家有着相当的可行性。一些藏家走的就是这条路，有人也确实藉此赢得了很响的名声，并利用名声高价抛售藏品。可惜的是，包装毕竟不等同于事实，包装出来的藏品也常常挂着问号。对于民间古玉收藏来说，包装也许可以成为一种必要的方式，但绝非正途本身。

　　个体、包装、专家，当这些存在方式都无法解决民间古玉收藏者问题的时候，民间自发建立的群体化收藏组织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从理论上讲，当藏玉由个体提升到组织的层面，收藏的交流就会更充分，正像一些藏家所言，“收藏这一行儿就怕一个人闷头玩儿，一旦走偏了就损失惨重”。而民间收藏组织如果可以切实发挥作用，那么不仅仅参与者有了交流的平台，同时民间藏玉者的种种呼声也会基于组织更好地向社会传达。

　　但是，也有声音指出，民藏古玉的升级像很多事件的升级结果一样，必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能创造出更好的收藏环境，另一方面则可能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这是古玉收藏市场现状所决定的。

　　市场化是收藏毒药吗

　　市场化对于收藏意味着什么？

　　早在新修订《文物保护法》通过之前，吕济民就坚持认为，以中国堪称浩瀚的文化遗存，仅靠国家馆藏不可能解决保护文物的任务，因此一定要大力发展民间收藏，引入市场方式。市场化就是解决文物保护与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的一剂良药。

　　事实证明，新修订《文物保护法》的通过以及收藏市场的启动使得民间收藏呈现出繁荣景象，文物艺术品交易活跃，其价值以市场价格的方式被社会所认可追捧，同时民间收藏的发展也使得各门类的研究日渐宽广、深入，而散落国外的文物也呈现回流之势。

　　然而，按照中医的观点，所谓“是药三分毒”，任何药方在积极治疗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有副作用，而药方本身存在的某些缺陷甚至会使肌体的某个部位在药物的作用下快速异化。

　　那么，市场化的民藏古玉市场又是什么样子呢？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汪遵国是这样描述这个市场的：“由于古玉器材质本身的稳定性，从古至今所遗留下来的古玉器有上千万件，甚至更多，同时，全国各地如东北、河南、安徽、浙江等地所做仿古玉也数以千万计……”大多数古玉收藏者愿意认可这样的说法，至少他们相信大量古玉源源不断进入到了收藏市场，自己在市场中淘得一件古玉，乃至捡漏儿方式得到一块古玉决不是什么难事。

　　供给与需求两旺驱动了一个堪称巨大的古玉收藏品市场，同时奠定了真伪混杂的格局。因为收藏者与仿古玉“师出同门”，其研究源头均为遗存古玉，收藏者的鉴识与造假者的高仿如同一场不断升级的竞赛，造假的水平越来越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雷从云是这样描述如今仿古玉水平的：“在古玉收藏者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如何用包浆鉴别古玉的时候，一件仿古玉已经为了做出逼真的包浆使用了7遍工序。”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里，市场化本身不能解决真伪的问题，而与市场结合得越紧，真伪的问题越玄妙，越疑窦丛生。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边，当大量真伪莫辨或者真伪存在争议的古玉进入藏家手中之后，下一轮的二次交易就变得更加险象环生。造假的出口就是藏家，而藏家的出口也只能是回吐市场，可以说，是收藏者支撑着造假行业，为市场的混乱交着学费，同时收藏者也最终一定会为赝品寻找出路。中国玉文化在收藏领域成了经济眩目的包装。随着时间推移，更多资金持有者视古玉交易为畏途。市场化给收藏带来了繁荣，带来了机会，带来了诱惑，但一旦上手古玉收藏最终面对的却是如何解套的问题。

　　与此同时，国家文物政策未能做到遏制古玉交易，但同时也未能支持民间收藏正常发展，高悬的政策之剑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古玉市场的模糊性。可以说，从本质上讲古玉收藏市场就是一个畸形的市场。市场化本身也不是毒性产生的原因，只是提供了可能性，而对市场的放任却使毒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

　　无数收藏者都怀着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古玉收藏的合法化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一旦政策开禁，古玉将大幅暴涨，多年的收藏将赢得自己的丰收时刻。这样一种心理在助推着古玉收藏，直至民间收藏行为表现的不断升级，而民间古玉收藏的升级必将使得种种问题与矛盾更加突出。

　　民藏古玉出路再探讨

　　民间古玉收藏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恰恰是现在民间古玉收藏所回答不了的。

　　在中国古玉界享有崇高威望的杨伯达先生曾流露过民间古玉收藏应主张著书、交流、争鸣等想法，杨先生的意思是通过充分的展示、交流最终就各种争议达成共识。中国古玉器研究会副会长梁秀伟在“首届民间古玉展”期间也提出，古玉的收藏要抛开经济利益、互相指责与门派之见，大兴学术之风，惟此中国古玉收藏才能走上正轨。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在近几年实际的各种古玉交流活动当中，出版物出现的种种问题无人指正，高调登场的交流也往往浮于表面，有交流之名无交流之实，一些高手藏家则潜在深水处自行其是，对于各种呼吁与喧嚣冷眼旁观，不置一词。究其原因，既有政策本身的原因，有鉴定技术保留的原因，也有不屑一顾的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是无法开口。

　　在计划经济时代，研究者乐于学术争鸣，因为言论代表的对象是学术水平，争鸣是获得学术地位的一种途径。而在市场条件下，言论的背后不是学术认识，而是利益驱动。面对巨大的利益问题，一张嘴的结果可能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交易损失”，这个头谁敢出？作为一个个体古玉收藏者，是否有出头的必要？相反，一些乐于点头，眼界“宽阔”，顺手即出证书的专家则炙手可热，极度走火。

　　见此情景，一些民间藏玉高手断言，古玉收藏本身就是精英小众的行为，如果变成为广泛的群众性参与，其结果就是大多数人交学费。古玉收藏绝非人人可玩的大众项目，这个领域中玩儿5年可能出一个高手，但玩儿30年也可能一窍不通。

　　精英思维有精英思维的道理，但是，民藏古玉市场完全认可精英思维就等于是对绝大多数充满热情的收藏者存在的漠视。更广义来看，民间古玉收藏从存在形式看虽是个体行为，但这种个体行为同样担负着民族文化的继承，是整体文化行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古玉收藏者队伍的不断扩大，这种影响也越来越大。

　　由于民藏古玉的整体性特征，解决民藏古玉的出路问题并非某一种方式就可以奏效，而更应提供整体性解决方案，这可能至少需要几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第一，政策解围。古玉收藏的底色是政策定调的，一个先天畸形的市场，没有政策的扶助，就难有根本性的改变。

　　第二，学术研究。整体而言，中国古玉器研究的学术水平与收藏实践相比显得比较薄弱，既然国家在文物政策上认可了国藏与民藏并举的方针，那么学术研究就没有理由对民间收藏漠然视之，相反，国家对于古玉学术研究应有足够的重视。

　　第三，机构建设。目前民间古玉收藏机构已开始展现出自己的力量，一个乐观的结果是，这种民间由个体向组织的升级是渐进上升的，能够既不断升级形式，也不断升级内容，从初级、雏形状态向更高级别发展，甚至不排除出现民间古玉收藏的权威机构。

　　第四，藏者自省。收藏的过程是自我人生境界提升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提醒收藏者正视现实，正视自我，不断精进，投资有正确理念，收藏有乐在其中。欺人与自欺是收藏的死敌，收藏者千万不要自己走进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