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件千万元中国艺术品意味着什么 (2)

　　还有3件作品的高价由国人创下：香港刘銮雄分别以逾亿元买下安迪·沃霍尔和高更的作品，而雷诺阿的作品也在北京以1120万元被上海藏家纳入囊中。与此同时，一些藏家开始在画廊、博览会上着手收藏国际艺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是击掌相庆之幸事，还是危险的发轫？

　　应当说，对于收藏家个体而言，开始收藏国外的当代艺术作品，是视野的拓宽，是其个人趣味的选择，无可厚非。但对于公共收藏而言，却未必就是方向。公共收藏须遵循艺术史主脉，要脱离个人好恶，且要彰显民族文化的判断与艺术主张。

　　我们记得，19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时，日本人曾支撑起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惊人天价。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收藏者在经济上付出惨重代价，而艺术市场也多年不振。实际上，价格的背后涉及到文化自信力，日本没有真正支持本土当代艺术的学术体制与市场机制。大和民族经济强大了，但内心深处对其民族最根本的文化艺术的当代走向没有判断，他们把目光转向欧美，臣服于他者的文化、他者的眼光与规则，也便等于把自己民族文化的话语权转手让人。现下中国的经济一再被拿来跟20年前的日本相比，而中国富豪们财富来得更为凶猛快捷、知识水平不若前者。这种状况，又如何能够判断、选择、支持我们新文化艺术的方向？国人视野中的“国际艺术”，恐怕类似当初的日本，主要是制定游戏规则强势的欧美艺术，绝少看到印度、俄罗斯、拉美、非洲。同时也应当看到，纵使目前出现艺术市场火热的状况，也只是个别的私人资本进入，大量的民间资本、机构资本并没有进入到收藏领域。当这些资本明白艺术的重要，择机进入，让他们选择什么？是重蹈我们一衣带水邻居的覆辙，还是走我们自己的路、力推开放自信的中国新艺术？

　　一年之内，千万元天价艺术品数十次炫人眼目，让人们为之惊喜，为之咂舌，为之怦然心动。然而，我们是否更应为之沉思？思考高价背后，是保藏文化的内在冲动，还是牟利的驱使？若纯然从牟利出发，如此之多天价一年间突然降临，未尝就不是对欣喜者与贸然者的另面提醒——利之所在，众资聚来，而有些“资”之所以来，恰为谋君之“资”；此外，古往今来又有哪一种商品永远价格上涨？更需长思的，是我们的收藏选择与文化走向——繁荣、疑虑与转折的当口，或许恰恰隐含着建立自己鲜活而自信、有判断、不媚不伪的中国新艺术与新艺术机制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