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著名艺术家许石丹画展(4)

　　文革历险

　　1966年文革爆发后的一天，许先生和几位画家去南京玄武湖喝完酒，刚回到家，就听到外面车喊马叫，冲进一票人，不由分说，把许先生驾起来就走，形同绑架。到了“工宣队”，一个头目大声喝斥：“快交代你的罪行。”许先生“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只见那人掏出一张照片：“是你干的吧？”许先生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一张毛泽东的画像被钉在墙上，钉子正钉在毛泽东的额头上。“你知道吗：这是现行反革命。”许先生坚决咬定不是自己干的。审查了一个月也没有结果。后来将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教师抓了起来，理由很简单：就因为那天他拿过钉子。一判就是6年。“6年啊，人都变形了。妻子离了婚，他出狱时已是满头白发。我去看他，他仍然喊冤枉，可冤枉又怎么样呢。他说，监狱里什么都做得出，给他坐老虎凳，把他的头倒悬起来，过去电影里看到的他都尝到了，他差一点自杀。想着将来要伸冤，他就活了下来。在我面前，他整整哭了一夜。”

　　1967年夏天，武斗使南京陷入最恐怖的境地。一天，住在板桥新村的许先生正在外面乘凉，突然枪声大作，机关枪都用上了。许先生从二楼上亲眼看见有人被打死，被拖上汽车，头还悬在车外，一路上滴着血。突然，楼下一阵骚乱，不一会儿楼梯“咚咚”的响起来。楼下人家慌慌张张的来找许先生，还拿来了两杆枪，原来刚才不知道什么人把这两杆枪从临街的窗户中扔了进来。他们请许先生想办法，许先生想了半天，最后把顶楼的砖卸下来，把枪塞进去，再把砖盖好。不一会，几个膘形大汉手持大刀闯了进来，一进来就要枪，然后是翻箱倒柜，一无所获，最后限许先生他们明天天亮把枪交出来，否则的话-----夜深了，门口有两个大汉把守。许先生看着年迈的老母和发着高烧的孩子，生出一个念头：逃。当时妻子在上海，可以往上海去。但怎么逃呢求生的欲望有时可以让人做出超越自身能力许多倍的事情。他就抓着老母，抱着孩子，硬是爬上了楼顶。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是不能出声，一旦被发觉后果不堪设想，二是楼顶是斜的，一不小心滚落下去也会摔死。我们就一点点挪，一栋栋爬，一直爬到临近的勤丰烟厂的家属宿舍。我们敲一家的窗户，没人敢开窗，我们说明了处境，那家好心人勉强让我们进去躲了一夜。第二天凌晨4点，我们到了下关城门火车站。城门被造反派把守着，不让通过。我们一家人又冷又饿，我出来时慌忙得只穿了一件短裤、一件背心，一分钱都没带，怎么办呢？这时有个小头目过来，抬头一看：呀，是我的学生小王。他也很吃惊的说：‘许老师，你怎么这时候出来呀？’我简单说了经过，他一听，便为我们买了火车票，还护送我们上了火车。我们总算逃过一劫。第二天，我在上海《文汇报》上看到这样一条醒目的消息：‘南京武斗伤亡惨重，血洗板桥新村。’”后来军队接管南京，武斗结束。许先生把枪交给了“军管会”。“抗战逃亡，文革又逃亡，我这一辈子关于逃亡的记忆太深刻了。”

　　重拾画笔

　　1975年，被下放劳动的许先生因邓小平复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重归画坛。1981年的一天，北京市人民政府专门派人到南京，要接许先生到北京，为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作一幅巨画。他心里纳闷：北京画家那么多，为什么偏从南京请我过来？ 到北京后他才得知是他在杭州艺院读书时的另一位院长、著名美术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开渠先生推荐的，而且刘老还请他到家里去吃饭。他们分别多年，却一见如故。“刘老对我说，付抱石、关山月会合画一幅‘江山如此多娇’，你独立画一幅。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希望北京的主要景点都包括进去。难度是有，但你在绘画、建筑、园林各方面都行，非你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