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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刻本谈屑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7日 19:14 新民晚报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铅字排版印刷术的传入,我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逐渐被淘汰,刻本书籍遂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所以版本学大都在清末终篇,藏书家的视线也大多在嘉庆、道光之前打住。近年来随着古籍版本收藏的不断升温,民国刻本这个以前版本学里不讲、藏书家们不屑的种类渐入法眼。实际上,民国初年当雕版印刷失去其技术上的主导地位之后,仍是有一批人将其视作工艺沿袭下来。因此也就出现了几个以传统工艺刻印书籍的小群体,他们刻了不少书籍,成为古籍版本的绝响。

  民国刻书,以藏书家为主体,如吴兴(今浙江湖州)的三大藏书家张钧衡、蒋汝藻、刘承干,安徽南陵徐乃昌、贵池刘世珩,浙江仁和吴昌绶,江苏武进董康、陶湘等。也有一些私人刻书,比如杭州渭文斋刻有《栖碧山人吟稿》三卷、词籍收藏家林葆恒于民国十九年(1930)刊有《闽词徵》六卷等。同时一些书坊也刻印书籍,比较著名的有扬州陈恒和书林。陈恒和(1883-1937),江都人,于民国十二年(1923)创设陈恒和书林,陈恒和去世后其子履恒继承父业。陈氏父子辑刊《扬州丛刻》二十四种、四十七卷,尤为世人称道,时人以汲古阁毛氏、扫叶山房席氏相推许。

  民国刻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丛书多。张钧衡刻有《适园丛书》十二集、七十二种,共一百九十二册,费时前后六年刻成。刘承干刻有《嘉业堂丛书》五十六种,刘世珩刻有《玉海堂影宋元本丛书》二十种,等等。这是因为,刻书者大多是藏书家,所刻之书大多以自家收藏、自己喜欢、自有价值为选材标准,往往一网打尽,变众书为一书。

  民国时期刻书最精的应推董康和陶湘。董康(1867-1947)字授经,自署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平生致力于藏书刻书,刻有《诵芬室丛刊》等。董氏刻书极重视质量,纸用上等棉连,墨选上等黄山松烟。选择底本也非常认真,均经校勘而后付梓。陶湘(1871-1940)字兰泉,号涉园,也是江苏武进人。一生喜好藏书刻书,所刻《百川学海》一百种等,刻印精良,为藏书家称赏。同时期在同一地方出现两位一流的藏书家刻书家,值得玩味。

  民国刻本的价值,最主要的是它的学术性和资料性。刻书者大多为有学问的人,所刻之书自然以有益学问为首选。上世纪90年代上海书店出版《民国丛书》时,顾廷龙先生就曾建议出一个“民国刻本”专辑。观赏性也是民国刻本的重要价值之一。刻书者是行家,自然对于用字、用纸、用墨、刻工、印刷、装订等有特别要求,因此,许多民国精刻本影宋几可乱宋。基于这两方面的价值,版本专家黄永年先生乐观地推断,假以时日,民国精刻必登善本大雅之堂。2007年春、秋两季古籍善本拍卖会上,各有一部民国徐乃昌影明小宛堂本《玉台新咏》十卷(二册)分别以14.3万元和14万元成交,从一个侧面对黄先生的推论作了一个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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