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元大都的刻本

　　中国的历史进入公元1260年的时候，忽必烈在取得了绝对统治地位，开始采用中原汉族文化，以此来改变元朝人已经不再适合治天下的旧制。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设首都于金中都，并改京城名为大都，1276年元朝的军队灭南宋，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元朝的军队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屠城，但是元朝政府有令匠人免死，由此一大批刻书匠人，活了下来。尽管他们在元朝的社会地位很低，但却为元朝的刻书提供了技术上的条件。元朝在征伐的同时还获得了大量的宋刻图书。

　　1368年元朝灭亡，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元代在中国印刷史上，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笔，而元大都中央机构的刻书，在北京刻书史上，具有上承辽金，下启明清的作用。特别是它继承宋版印刷的优良传统，又有新发展。在技术方面，出现了书籍的双色套印和包背装。图书的多色套印技术，从文字记载上看，应该说是起源于宋代，可是一直没有实物发现。而现存最早的朱墨套印本，又是元至正元年(1341年)中兴路资福寺刻印的《金刚经注》。由此可见，这种新技术，很有可能在元朝以前的宋朝就被发明出来了，也许因为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仅有记载，而没有实际应用；也许这种技术尚处在试验阶段，仅印刷过很少的本子，而这些本子由于数量过少，没有流传下来。多色套印技术在元朝的成熟使用，既是继承，又是创新。

　　元朝以前图书的装帧形式，大体经历了卷轴装，经摺装和蝴蝶装，包背装则是一种完全新式的书籍装帧形式。如果拿它和蝴蝶装比较来看，其不同是很明显的。蝴蝶装又简称“蝶装”，它的书页展开的时候，就像蝴蝶那展开的翅膀，因此人们就根据这个样式给它取了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这种蝶装书已经可以在书架上像现代图书那样直立插放，不同的地方，是它书口向下，书背向上。包背装则是用一张厚纸将书背包起来，因此就有了这个名。它用纸捻穿针，先把书钉牢，后再粘上书皮。这已经很像我们现在见到的线装书的样式了，所不同的是一个用纸捻，一个用线。正是元的这种包背装的广泛使用，为后来线装书装帧形式提供图书的形式基础和技术基础。对于如何制作这种包背装，元代北京印刷的文献《秘书监志》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它说裱褙匠焦庆安有个配方，其中打面糊的物料是: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蒌、皂角、茅香、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粘合剂、防腐和芳香三合一，这证明了当时大都印书在装订用料方面已是十分考究了。元大都出版书籍，初期装帧形式，仍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流，但蝴蝶装的形式主要用于经史类图书。中期以后，包背装成为图书的主流装帧形式。

　　秘书监，是古代的一种官名。它初设于东汉桓帝的时候，责任就是专门掌管图书秘籍。魏、晋，南北朝、唐、宋一直保留这个官职，其责任也一直没变。元代承汉制，秘书监长官为卿及大监、小监，事务官为监丞。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说:“古代图书集中帝室，故取秘密之意……唐、宋以后，虽掌艺文图籍之官迭有增设，而秘书监之名不废。”

　　元代秘书监秩正三品，世祖至元九年(1272)置。设卿4员，太监、少监、监丞各2员，典簿1员，令吏及吏员若干。属官有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校书郎各2员，辨验书画直长1员。监丞皆用大臣奏荐，选世家名臣子弟为之。卿则参用宦者2人。

　　在定都北京以前，元朝就于太宗8年(1236年)6月，在燕京设立了编修所，于平阳设立经籍所。元至元10年(1273年)正月又在北京设立了秘书监，掌管历代图书，后来从江南杭州、临安运来的宋版书就收藏在这里。至元14年元朝又把平阳的经籍所迁至北京，接着又创立了兴文署，专门掌管图书的雕刻和印刷。兴文署元朝官署名。属集贤院。掌教育生徒。署令以翰林修撰兼充，署丞以翰林应奉兼充。元刊书籍多出自兴文署。《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立兴文署，召工刻经史子板”，人员设置是:官三员、令一员，函三员、校理四员、楷书一员、掌记一员、镌字匠四十名、作头一，匠户十九、印匠十六。第一部刻印的图书是《资治通鉴》。因为事关教育，兴文署刻书范围，还是很广泛的，中国古代图书四大类里面，其囊括了“经史子”前三大类。兴文署到底刻印了多少部图书，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秘书监志》里面有这样一个记载，还是那个裱褙匠焦庆安，曾经做过一次不完全统计，它记录了这次统计时的图书册数，以及印刷这些图书的用料数据。“书籍文册6762册”，用黄绫13524尺，蓝绫338.1尺，各种纸张数据都在2万以上。可见，大都兴文署刻印的图书规模之大。由于京城刻书范围广，印刷量很大，京城自身的技术力量有时候就显得不足，因此有一些图书就拿到杭州刻印。其中最有名的是《辽史》和《金史》。从版本上说，这些书不能算是元大都版，可是如果从图书出版的角度上看，它们隶属于北京图书出版史的范畴则毫无疑问。

　　为什么要拿到杭州，而不是别的地方去印刷，京城刻书当然要找印刷水平最高、质量最好的地方去印，杭州一带自古就以刻印精良闻名，入元后，其图书印刷仍居全国之首，所以政府的重要书籍，拿到杭州去印，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除了秘书监、兴文署刻印图书以外，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都从事印刷活动。元大都刻书机构，各有范围，秘书监的兴文署，掌雕印文字，刻经、子、史。艺文监用蒙古语翻译儒家作品，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圣训等及印造之事。大医院的广惠局或医学提举司管理医书的刻印。太史院专掌历书印刷。元国子监刻本，传世的有小字本《伤寒论》。

　　政府在大都的广泛刻书，客观上刺激、带动了民间书肆的刻书活动。《析津志》上记载，大约在现今东长安街附近就有书肆。大都书肆中刻印的图书，主要集中在供一般人阅读消遣的民间戏剧与小说一类。高丽有一部汉语教科书叫《老乞大》的，书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当时在大都购买的书籍，里面就有《三国志评话》。另一部叫《朴通事》书中也说过，到大都去买书，买什么书“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而燕山(窦)氏活济堂则是专门刻印医书的书肆。元代书坊刻书从规模上说，虽不如官刻图书，也不如后来明清时期，但它却是大都出版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京城历史上，市民阅读趣味与士大夫阅读趣味有别的一个写照。

　　版本学上把元朝刻印的图书称之为“元版”，按照这种惯例我们可以把元朝刻印于大都的图书，称之为“元大都版书”。元大都刻书的质量，与宋版不相上下。现存元版本大多是刻本。在宋本亡佚的情况下，元本书也就成了某一部书事实上的最早版本。清人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在其《书林清话》卷7中有《元刻本多名手写》一文，对元版书颇多赞誉。640年过去，大都刻书上承宋辽金，下启明清，值得后人纪念，值得后人怀想和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