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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受到媒体热切关注的印象派的珍品展和毕加索的版画展，以及每年秋季的艺术博览会上的国外画廊带来的部分大师的作品，让我们感觉世界名画离我们很近。然而，这样的文化“盛宴”终究会曲终人散。在热闹的展览化为依恋的回忆之后，我们发现，世界名画其实离我们依然十分的遥远，它们都只是“匆匆过客”，只有展览，没有收藏。而后者才是真正的百年大计。
中国呼唤世界名画的收藏，应该是一个百年话题。从薛福成和康有为等近代有识之士欧洲考察经历，到徐悲鸿、颜文等现代名家的海外留学实践，关于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洋美术的收藏和教育机构，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有关的札记和报刊之中。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起步和印刷业的兴起，为世界名画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绘画二百五十年”的展览，开始了改革开放以后世界名画在中国的“展览”历史，古典主义、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等风格流派的作品，已经逐渐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传播。此后一位德国收藏家将一批欧洲近现代绘画大师的作品，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激起人们对于世界名画的中国之旅从“画册时代”和“展览时代”，转向“收藏时代”的期待。
记得1996年我在德国法兰克福，参观世界图书博览会的艺术类展区，看到一句引人注目的广告语——“大师的艺术令全世界激动！”世界名画是人类文化遗产历久弥新的代名词，是对人类最为精华的视觉经验的留存，积淀着人类的精神财富。为了这份世界性的“激动”，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争年代，世界名画曾经是特殊的“俘虏”；和平年代，世界名画也曾经是交流的“使者”。而当下关于世界名画的定位，可以拓展为文化产业的“亮点”。事实上，我们与世界名画的距离，无形中勾勒出两种主要的距离：一是欣赏的距离，二是产业的距离。前者对于个体而言，艺术家汲取的是其中丰富的形式语言，民众百姓由此提升的是高雅的文化情操；而后者对于国家社会而言，蕴含的是文化实力的象征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规划。前者的距离已经接近，而后者的距离依然遥远。
我想真正的“激动”，在于文化的象征和产业的发展。美术的历史何以成为时代的缩影，正是因为有这些珍贵的世界名画的存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微笑；莫奈的《睡莲》就是近代物理发展的杰出印象；塞尚的《圣维克多山》则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发现自然的抽象起步；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又一次爆发出和平主题的永恒力量。世界名画的历史，其实是人类视觉方式变化的历史。因此，美术史由此成为了社会发展最为敏感的图像史、趣味史和时尚史。整个二十世纪，人类的眼睛在科技和人文的双重支撑下，视觉创造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因此，世界名画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有限的尺幅本身，其形式趣味、审美情操和文化产业的背后，正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积淀和塑造。
基于这样的理解高度，世界名画的产业化发展，应视为一项功于千秋的文化建设事业。世界任何一个拥有古老传统文化的国度，都面临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融合的长久课题。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都设立世界名画的不同的收藏机构。相关的产业涉及到艺术教育、博物馆、印刷、出版、广告和旅游业等领域。事实上，世界名画产业化已经形成世界化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西方艺术的中心扩散，也不意味着约定俗成的区域性价值局限，世界名画是艺术的“世界语”，其真正的使命，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人文精神的融合。因此，开放地接纳世界名画，实际上是为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提供一个融合的参照，以扩大民族文化生长和发展的空间。
诚然，世界名画在中国还只是短期“节日”中精彩的“选修课”，但不是长期“产业”中完整的必修科目。都市成为名画交流传播的驿站，却尚未成为城市文化景观的支柱。中国需要，上海需要这样的世界名画的收藏，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名画收藏博物馆，它拥有的不仅仅是珍贵的文化财富，更是国际化交流的规格和气度。世界一流的国际大都市，应当有这样的人文景观。应该在当前大好的发展形势和机遇之下，设想一下关于世界名画“产业”的建设。相关的博物馆，相关的文化产业、相关的文化景观空间，完全可以凭借着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东风，为这个世界名城切切实实地建构起与其国际化声誉相称的“软实力”，虽然这其中涉及到诸多观念、机制和技术方面的探索。
我们需要经常感受世界名画的中国“节日”，但更需要拥有它的中国“产业”。(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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