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故宫藏晋唐宋元书法名画

　　文/余辉

　　故宫博物院收藏了近一千余件晋唐宋元书法名画，均属于国宝级的一级品文物，这个收藏量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北京故宫的宋代书画与台北故宫故宫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难分伯仲，但是，元代书画在各个方面均远胜台北故宫。这要归功于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对故宫书画收藏的高度重视和几代专家、学者的精心呵护。

　　一、藏品的来龙去脉

　　1933年春季，为防止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落入侵华日军之手，当时的国民政府将大批文物辗转运至西南。但限于当时的运输条件，一些超长的大幅画轴留在了北平故宫。早期作品仅遗有：18件宋元卷轴画、47开宋人册页及80件唐宋法书。其中，有的可能是因零星搁置而被忽视，如元代倪瓒的《幽涧寒松图》被混装在瓷器箱里，解放后，将它取出装裱成立轴。零星遗落的还有唐代冯承素摹《兰亭序》和传为赵佶《芙蓉锦鸡图》等。也有的是限于当时的鉴定水平，一些宋代真品被误定为赝品后打入另册，留在原地，如把传为赵佶的《听琴图》、南宋马远的《踏歌图》等都错断为明人之作。这些遗留文物在日伪统治时期幸免于难，成为解放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藏品。

　　自50年代起，国家文物局从全国各地征调了许多宋元真品，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原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件珍品是杨仁恺先生于1950年在原东北博物馆(即后来的辽宁省博物馆)的临时库房里偶然发现的。另外，国家每年都拥有专款用于购买文物，在50-60年代初，民间的文物仅限于个别交易，其价颇廉，因此故宫购画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华北地区，民间售画者把北京故宫博物馆作为首选对象，十几年间，诸多书画名迹犹如百川归海，汇集故宫，如南宋马和之《小雅鹿鸣之什图》、米芾《苕溪诗》等。1952年，河北保定莲池书院承办了一个画展，古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前往，发现展品中的《窠石平远图》是北京郭熙的真迹，当地政府很快将它送交国家文物局。后来，中央政府曾拨专款购回流散在香港私家手中的古书画，其中有唐代韩《五牛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东晋王献之《中秋帖》、王询《伯远帖》等。

　　一些著名文化人士和收藏家的慷慨捐赠也大大丰富了故宫书画藏品，如隋代展子虔《游春图》、西晋陆机《平复帖》、唐代杜牧《张好好诗》等，均系张伯驹先生无私捐献给国家的稀世珍品。

　　二、装裱技师“妙手回春”

　　可以说，没有文物就没有收藏，没有装裱就没有陈列。当1958年购得韩《五牛图》时，该图已是千疮百孔、遍体霉斑。经过故宫修复厂装裱师孙承枝等人的精心裱、重新装池，使这件国宝几乎完好如初。有道是：“纸寿千年绢寿百”，绢本年深日久后，织维变得十分酥脆，易成碎沫状。但修复厂的装裱师却有回天之术。50年代初，在故宫东北隅寻沿书屋中的垫褥里偶然发现了宋人《六尊者像》册(末开的“卢棱伽进”小楷款系后添)，这很可能是清宫某一太监欲盗出宫外，暂匿于此。也许是突然发生了什么变故，这幅画纸能留给后人去偶然发现了。当该图重见天日时，已是面目全非，有十二开已彻底霉变，余下六开经装裱师之手，竟然起死回生，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同样，在故宫漱芳斋戏台底下发现了《法书大观》册中的王献之、欧阳询、蔡襄、苏轼、米芾、赵孟等名贤的书迹，盗卖者为了避偷盗清宫文物之嫌，挖去帖上的清宫印玺和乾隆帝的题识。人为的破坏和自然霉变使这批书迹面目全非，是装裱师的精堪技艺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目。

　　五代卫贤《高士图》是竖式构图，其装裱法是手卷式，此系典型的北宋宣和年间的装裱法，世称“宣和装”，是颇为罕见的“宣和装”原装，后人的跋文均按手卷的格式书写，而陈列时，只能以立轴的形式张挂。

　　三、书画珍品点评

　　对古代早期书画的年代鉴定，有许多是难以众口一词，对它们的研究，也许永远也不会有尽头。如 被公认为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卷是院藏最早的书家真迹，近年也有学者指出帖的内容与陆机的历史背景不符，应为西晋怀、愍帝至元帝初年之间的书迹。唐代颜真卿《竹山堂联句》在南宋米友仁那里被定为真本，此论几乎是八百年不撼，时至今日，有人提出此书是北宋人根据石刻做成的摹本，孰是孰非，只能重鉴。

　　论唐人真本，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堪称“晚唐巨迹”，该卷所用的唐代白麻纸和作者遒媚的六朝风格都无可辩驳地昭示了该卷的可靠性。张好好是当时著名的歌舞伎，生世凄苦，此书与诗皆出自杜牧之手，实为鲜见。其书法与诗作的情感达到了共融，表达了作者对张好好的感伤之情。

　　唐代的摹本对保留的传扬晋人灵秀飘逸的书韵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独钟王羲之《兰亭序帖》，死后还将此帖随葬。他生前曾诸臣临写王羲之《兰亭序帖》。北京故宫博物院尚藏有三件，即虞世南、欧阳询、冯承素之摹本，每件摹本各有所成，展出的冯承素摹本，笔力遒劲，临写自如。

　　五代杨凝式的《神仙起居法》的书风可谓开宋书之先河，其行笔“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宋人直抒胸臆的尚意书风正源于此。

　　“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迹在本展中尽展风姿，最著名的是黄庭坚的草书《诸上座帖》卷，该卷是为其好友李任道书写的《文益禅师语录》，行笔犹如龙蛇飞舞，纵横翻腾，意气风发。好作大字的南宋张即之行书《古松诗》卷秉承“宋四家”的笔墨，又上追唐代欧阳询和褚遂良的意韵，他好用秃笔写大字，作大字如写小楷，结字内敛，笔法劲峭，他是宋代书家存世法书最多的一人，本幅系为画赋诗，卷首的《古松图》已被造假者换上了明人的手笔。

　　赵孟开元代书法之先河，展出的行书《洛神赋》可看出他的传统功底，他激发了整个元代对晋唐书艺术的追崇。元代书坛的另一重要现象，就是一些少数民族官僚经汉化后成了著名的画家，如展品中康里的行草《谪龙说》，尽得王羲之的神韵。

　　对唐以前的卷轴画百疑不为过，因其真品可谓寥若晨星。过去，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和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等都被视为真迹。近十几年来，经故宫博物院鉴定专家徐邦达等先生的考鉴，这三件古画皆为宋代摹本，可以说，其画风与原作十分接近，决非空穴来风。将顾恺之《洛神赋图》卷与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卷相较，两者的画风基本一致，也与史载相符。本展最早的古画是韩湟《五牛图》卷，无论是画风还是纸的品质，都与唐朝无悖。观者还可将卫贤《高士图》卷和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进行风格比较，就不难发现两人虽然是生活在同时同地，都侍奉五代南唐的小朝廷，可两人的绘画技巧相距甚远，如隔三世，难以承接，这并不是画家个人的风格差异，而是随着时代的推移，《韩熙载夜宴图》卷的作者经过或正处在写实技巧进入成熟的艺术时期，图中竟出现了一些南宋所特有的衣冠、服饰和家俱，那么该图的年代就不言而喻了。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古代绘画中反映社会生活最丰富、场景最宏大，集人物、屋宇、舟桥、林木为一体的巨作，其绘500余人、20余头牲畜、20余艘船和20余辆车、轿，对它的研究，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终结。近年最奇物质的看法是认为该图的作者是金朝人，理由是卷后金人张著的跋文说张择端“游学京师”，指出金人决不会称北宋旧都开封为“京师”，这么一来，张择端成了金朝人，殊不知，这段写于金大定丙午(1186年)的跋文还说到《向氏评论图画记》，把张择端的《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这是北宋评定书画的最高品级。南宋山水，功在李唐、马远、夏创立的水墨苍劲一派，李唐门人萧照的山水画界于工整写实与水墨雄放之间，展品中的大幅山水《秋山红树图》轴系南宋佚名之笔，极似萧照的山水构图和树石皴法，苍劲之处不失求实之笔，类似这种风格的山水在南宋前期不在少数，足见萧照的艺术影响。

　　论及金代绘画，存世者确实不多，若按旧传来说，竟有这么一个怪现象，辽代绘画比金代还多，这是因为古代鉴定家有一个陋习，大凡见到画北方少数民族游猎骑射形象时，大多定为胡环父子或李赞华之笔，如绘有金代女真人的《卓歇图》就是一例。同样，有许多佚名的白描手卷也被古代鉴定家列在以画白描名世的北宋李公麟名下，佚名的《维摩演教图》就是一例，有学者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根据元代王振朋《维摩演教图》的自跋中得知，该图的母本是兰纸本的金代马云卿《维摩演教图》卷，本展中的同名画卷阳兰纸本。无须多言，该图的朝代、作者也就明朗了。

　　除了人物外，还有不少佚名和后添款的山水被混入宋画之中，这是宋、金山水画在风格上密切相关所致。事实上，金代山水画沿着北宋李成、郭熙和米芾的风格而发展，南宋则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的山水画风为圭轴，宋、金两地不同的地形、地貌也决定了两地山水画中不同的景色。在南宋佚名画中，那些具有北方太行山地貌特征的山水画极有可能是金代画家的手笔。展出的旧作元末明初的水墨山水《重溪烟霭图》卷被诸多鉴定专家断为宋代佚名之作，传熹年先生进一步认为这是金代山水画。

　　旧传北宋燕肃的《春山图》是一件金末山水，笔墨粗放和北国风光证实了这一点，燕肃的名款系后添。后隔水有元代虞集、唐肃等三十六家的题跋，唐肃题文说到燕肃的山水有虞集的五世祖虞允文的题款，很显然，该卷曾被人割裂，换上了这件后添款的《春山图》，图中的乾笔勾擦手法和树石造型与金末元初休澄的《归庄图》(吉林省博物馆藏)中的山水背景相距不远，略带有一些文人情致。燕肃的生活时代与宋初范宽、燕文贵等人同时。但《春山图》与宋初的山水画风相去甚远，超出了燕肃的生活时代，那么，这件《春山图》在金代山水画史上找到了它应有的艺术地位。

　　元代画坛以文人画家为主，他们的写意画力求返朴归真，工笔画则师晋崇唐，这在赵孟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赵孟的《浴马图》卷表现了圉夫俗马时的情景，分入池、洗浴、出池三段，人、马的情态表现得维妙维肖。赵孟对元代绘画的影响是通过结交朝臣和提携、教授后学实现的，在他之后的黄公望、倪瓒、王蒙和吴镇代表了元代后期绘画的最高成就。元代人马画能与赵孟比肩的是任仁发，这位水利工程专家同样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用写实手法艺术性的展现了《出圉图》中的圉夫和马匹，这是迄今发现任氏最早的画卷，时年27岁，其子任贤佐的《人马图》画得家传。与赵、任工笔画不同的是王渊创立的水墨工笔画，他以丰富细腻的水墨层次在宣纸上表现出五代黄筌工整精丽的色彩世界，《桃竹锦鸡图》正是该画风的典范之作。元人的水墨画发展了宋代文人的意笔画，显现出元代文人极富个性的胸襟和各自不同的水墨语言，如倪瓒《幽涧寒松图》枯淡的乾黑勾画出萧条淡泊的世界，吴镇《芦花寒雁图》以浓重的湿黑挥写出沉郁迷远的境界。元人驾驭水墨的艺术才能更多地体现在枯木竹石上，画水墨竹石在朝野蔚然成风。赵孟的《古木竹石图》、高克恭的《墨竹坡石图》、柯九思的《清秘阁墨竹图》等，标志着元代官宦文人墨竹的艺术成就。

　　在元代，还有一些生活在下层社会的艺匠，如元初的颜辉，他常藉画铁拐李的形象来渲泄自己愤世嫉俗的强烈情感，《李仙图》中铁拐李的形象正是如此。元末画工盛懋则是另一番心境，他悉心於以优雅的青绿设色和典雅的笔墨融合起来，描绘出一个娴静安逸的山水世界，赏阅他的《秋江待渡图》，就自然会明白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以善价争购他的画。

　　纵览故宫的早期书画，犹如游弋在古代书画艺术的海洋里。据不完全统计，有近四万人次参观了这个展览，其中包括港、台及海内外的许多美术史家、鉴定家、艺术家和书画爱好者。虽然这个展览是为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70周年而举办的，但是它所深含的艺术价值却远远超出了本展览的初衷。晋唐宋元是中国古代书画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先辈们以特有的韧性代代相传和发展着本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地吮吸外来文化的精髓，一直承传至今，相信本展览将会起到弘扬民族文化、固本清源的作用。

　　(作者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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