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6日，中国经营报携手新浪收藏发起私人博物馆馆主俱乐部在京聚会，馆主们在会上交流意见，以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的发言：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对私人博物馆特别感兴趣，起草《公共文化蓝皮书》时我们专门做了国家公共文化体系年度发展研究这一课题，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发展私人博物馆在我们国家当前发展阶段特别重要。

　　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3000美元以上，东部地区城市在1万美元以上，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普遍产生一种文化觉醒，特别是在中产阶级和比较富裕阶层中，文化觉醒现象特别明显。所以从私人收藏到各式各样艺术品拍卖都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我们国家社会进步应该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建设方面的代价非常沉重，从“十二五”开始，中央讲科学发展观，文化建设上升到了重要的地位，让更多的私人博物馆进入公共服务事业中。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这是一种“赎罪”机制。中国博物馆应为中国负载“原罪”的富豪阶层提供“赎罪”的机制，即接受富豪们的捐赠，让部分“带罪”的不义之财转化为社会公共财富。

　　从社会发展和进步上来讲，其他文明比较悠久的国家都曾产生过这样的问题：政府发觉社会越发展独立承担文化遗产保护职责的力量越弱，公共资源特别是公共财政资源，总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市场初级阶段还可以由政府承担这个职能，随着社会进步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越来越多，由财政完全承担是不可能的，必需建筑新的社会化机制。

　　从公共管理学角度说，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个职能，政府的职能不是要完成需要提供服务，而是要使得公共服务得以充分提供，也就是说政府确实应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占主角位置，但是不是每一项服务都要政府买单。从整个公共服务的角度，应该能过立法等方式建立一种环境，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各种公共服务的提供，目前我国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

　　文化遗产的保护本身也分不同的级别和层次，要让国家最高层获得所有不同类型文化，并由客观评估、财政统一制定标准保护是不可能的。

　　文化这种东西可以通过对这种文化认同程度不同而产生文化共同体，由这个共同体自己决定如何保护这些遗产，国家真正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只需要好好设计，美国就特别明显，某些人支持的文化活动，某些人就反对，所以美国法律鼓励民间兴办各式各样的文化事业，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公共服务事业特别是民间的非盈利公共服务事业大发展时期，私人博特馆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尽管这种发展需求非常大，但我们做的制度性准备、政策性准备非常少，第三方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在我们整个国家里面是一个缺失，这个事业发展前景很好，但是困难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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