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长方形阳台。阳台的一角，是常秀峰的“画室”。她从半人高的画架后，乐呵呵地伸出头来，花白的头发上沾满了红红绿绿的颜料。

　　“今天只画了两只蝗虫。”74岁的“画室”主人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广东温润的风吹过，画架顶上晾晒的衬衣迎风飘扬，一串北方特有的红辣椒闪着红艳艳的光泽。

　　这幅最新的《百蝗图》，常秀峰已经磨了一个多月。她蹲下身子，眯起眼睛，先是打上浅黄色的底，画上高高的绿色玉米棒子，再用铅笔勾勒出几百个大大小小的蝗虫。这些蝗虫，有的像肥皂盒那么大，有的形如一片小小的指甲盖儿。

　　这是常秀峰记忆里的河南小村庄，那里有院子、田野和昆虫。这位不识字、以前从没握过任何笔的老太太，第一次作画始于5年前的某一天。那时，她刚到广东，“想家想得厉害”。她拿起蜡笔，对3岁的孙女描述家乡的山楂树：果子是红色的，叶子是绿色的，晒干的庄稼，是大片大片的褐黄色、赭黄色。

　　没有人像常秀峰这样画画。粗看细看，她的笔法都毫不讲究，甚至有点儿笨拙，“颜色、形状都是凭着感觉来”。她什么材料都敢用，蜡笔、彩色铅笔、油画棒、水粉，甚至家里装修的涂料。她还琢磨着用牙签，给蝗虫的眼睛着上“晶亮晶亮的黑色”。

　　她嫌自己的画“土里土气”，沾满了泥土的味道。客厅里的那幅《南瓜图》，打底是土黄色，圆滚滚的南瓜混杂了浅黄色和橙黄色，柄是绿色的，茎是浅黄色的。她看到梵高的画，觉得“该画画我家的向日葵”，黄灿灿的花瓣、绿油油的叶子、褐黄褐黄的泥土加上碧蓝碧蓝的天空。

　　“梵高的向日葵颜色太枯，没我的好看。”这个老太太“大言不惭”地在《鲁豫有约》中宣称，她也因此得了个诨名“梵高奶奶”。

　　这位习惯穿黑布鞋、粗布衫的北方老太太，喜欢用浓烈的色彩勾勒出漫山遍野的橙黄、金色、火红和秋香绿。她的笔下，家乡总是鲜艳的：玉米是金黄色的，番薯是红紫色，蘑菇是赭红色，牡丹花是正红色的，葡萄则是浓烈的紫色。

　　抛开张扬的色彩，生活中的“梵高奶奶”却是沉默的。她听不懂广东话，见到街坊也不知道怎么打招呼，每天都闷在家里，“跟呆头鹅似的”。只有在双休日的时候，她才能怯生生地拉着儿媳妇的手，去楼底下溜达一圈。

　　她疯狂地想念村子里的老房子，便画了一堵白白的墙壁，挂着红色的辣椒，黄色的铁藜，白色的蒜瓣；她用柔和的线条描绘出记忆里最喜欢的那头牛，神态安详，“特别听话”。牛的脚下，是绿色的草和粉红色的芝麻花。这位种了一辈子庄稼的乡下老太太，在广州市中心的住所阳台上种上了蒜苗、豆角和番茄。

　　关于家乡，常秀峰唯一能触摸到的物件，是她在2009年出版的画册《梵高奶奶的世界》，里面都是她关于家乡的图画。拿到书的那天，她穿着红毛衣，把手仔仔细细地洗干净。她戴上老花镜，摩挲着书里的画，眼泪“唰唰”地流下来，尽管她根本不知道书里密密麻麻的字，“说的是啥”。

　　儿子江华说，妈妈的画笔是缝补乡村记忆的那根针，她把这个消失的村庄的碎片，用画笔缝补起来，“她的画，是她的私人生活史”。

　　这个不懂“后印象派”的老太太还在香港办了一次画展，有人评价说“看到的是孤独”，有人说“看到的是乡愁”。

　　一位旅居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中国女士，在网上看到老太太的画，“简直都要折服得晕倒了”，她邀请老太太去荷兰梵高博物馆参观。

　　法国著名摄影师斯鲁本、台湾马英九收藏了她的画作。斯鲁本说：“梵高奶奶和我一样，都不是用机器和笔展示艺术，而是用心。”

　　有人问她最高稿费是多少？老太太回答，可以换一两百斤花生。

　　如今，常秀峰越来越感到“吃不消了”，“画多了，腿疼，手更疼”。她画一幅画，最短需要一周，最长要耗时几个月。有时，她坐在画架前，拿起画笔，手就开始发抖。一片花瓣、一枚叶子，要折腾上大半天。

　　尽管如此，每次画毕，老太太总喜欢给自己的作品“打个标记”。她签名的样子十分认真，鼻尖抵到画面上。日期的数字，一横、一杠，她拿起画笔，仔细临摹日历上的日期。

　　最后，她才开始巨大的“签名工程”。她紧紧攥住水笔，一笔、一画、一捺，就像画画一样。“常秀峰”三个字，她得写上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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