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山、细流、飞鸟……如果在一个开放的室外空间，这是一幅再自然不过的画面。然而，当这一派山水意象被整体“搬”进一间地产商的办公室时，你还能够表现出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吗？抬眼望去，张宝全正站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带着熟悉的温和笑容——他就是这间高6米的办公室的主人。采访中，几只小鸟不时鸣叫着穿梭其间，谈兴正浓的张宝全却全然没有被打扰的痕迹。是的，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环境，就如同他习惯了地产商以外的多种身份一样——导演、书画家、策展人、艺术赞助人……

　　“艺术乌托邦中的我更贴近真实的我”

　　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书桌上，张宝全正进行着《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插画手绘本的创作。在他的笔下，这本记述了清代民间传奇的小说一点点走出文字的苑囿，被演绎成图文并茂的故事——这是几个月前的一个画面。今天，散发着清新墨香的《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插画手绘本已经被很多人捧在手中，而我们的话题也由此展开。

　　《北京》：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浮生六记》产生兴趣的？

　　张宝全：《浮生六记》是去年我在书店偶然翻到的一本书。林语堂曾经将它翻译成英文，大力推荐。在林语堂看来，整本书中，尤以《闺房记乐》一篇为佳——它甚至将中国的方言糅了进来。我不是搞文学研究的，但我也认为《浮生六记》是最美的，它的美妙在于古典语言的表达方式，这是一种独特的中文状态。不仅如此，书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它们会刺激你。

　　《北京》：对您来说，创作过程中是一气呵成的，还是有些坎坷？

　　张宝全：高兴了，我画得很快，十几二十分钟就画完一幅。晚上没事了，我就画个两幅，最多画四幅。透过画风，我能够看出自己当时的状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前面几幅——线条很硬，那大多是画于很忙的时候。

　　《北京》：您将自己不太满意的作品也留在书中，是为了让人们看到最真实的一面？

　　张宝全：在出版之前，我换过两幅，因为作画时的状态太糟糕，以致连线都画不准。在我看来，绘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包括你与环境的互动、你与自己的互动等等。在不同的状态下，人们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也许以后，我还要用水墨、用油画再画两套。

　　《北京》：在画册的序中，我看到了“自娱”二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您选择不做大规模的宣传？

　　张宝全：对。我觉得艺术就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东西。对我来说，又画画又写字，又写小说又搞电影，就像进入了艺术乌托邦。在那里，我能够找到一种平衡，或者说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方式。

　　《北京》：您觉得哪种更贴近真实的您？

　　张宝全：艺术乌托邦中的我更贴近真实的我。不过，对每个人而言，现实生活中的角色都是必备的。原因很简单，人首先是在社会中存在的。精神是无疆无界的，但它也是有前提的——如果你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你就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精神追求。你的心都不能静下来，你怎么会有感觉？

　　《北京》：那能不能这么说，您通过地产业赚取了经营自己的艺术爱好的资本？

　　张宝全：这说法也对，也不对。在现实中，自由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恰恰相反，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用去做什么，这才是自由。打个比方，你今天不想采访我，但你也得来。如果你说我不喜欢张宝全，我就不去采访他，那你才真正自由了。

　　《北京》：这么看来，自由应该不属于打工者。

　　张宝全：也不见得。打工者有他(她)的自由。举个例子，别人看来，我们拥有很多能量，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为了得到这些，我们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北京最好吃、最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可能与打工者相比，我们知道的少，去的也少。事实上，大部分人还是处于不自由的状态的，我们也不例外。正因如此，人们都想在脱离现实的状态中寻找平衡。有的人脱离得多些，有的人脱离得少些。探险、登山、旅游，这些都是脱离现实的生活方式。(插问：比如您夫人王秋杨女士选择的生活方式？)她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现实甩掉。我甩不掉，但我也有属于自己的途径，就是这种艺术乌托邦世界。在这个领域，我可以随意表达，这便是所谓的“自娱”，也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抚慰。

　　江苏镇江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从事过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职业——下过乡、做过五级木匠、当过战地记者和猫耳洞作家    一九九二年，……          张宝全投身商海，现为今典集团董事长。事实上，张宝全也是文化艺术领域的风云人物。作为中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民营美术——馆    今日美术馆的馆长，他不遗余力地推广与发展中国当代艺术，策划主持了‘彩墨江山’、‘流行书风’等一系列现代艺术展览。与此同时，张宝全还致力于整个集团在数字文化信息产业的发展。

　　“如果只将艺术作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它不会活得长久”

　　有人说，中国成功的地产商十有八九会钟情于中国当代艺术。不过，因为爱上艺术而设下一间美术馆的，却并不多见。张宝全便是这样的人。也有人说，这是有钱人在玩票。张宝全不辩解，也不动怒，只是继续做着自己的尝试——据说，初创今日美术馆，张宝全想走盈利美术馆的路子，但运营几年下来，发现此路不通。此后，坚持不放弃的张宝全掉转方向，沿着美术馆社会化“冲”到了今天。

　　《北京》：在很多人看来，您做地产、做书画、做导演，几种身份与状态是并行存在的。

　　张宝全：这些不仅是并行的，还是密不可分的。只不过，在不同的空间、时间，会有所区别。就拿绘画来说，我觉得绘画是倾听自己内心的过程，需要一种静的状态。当你进入那个感觉时，就会把所有东西都忘了。即便再着急的事，也会相对减轻。很多人喜欢旅游，就是希望营造出忘记空间和时间的氛围。

　　《北京》：那您觉得艺术家和企业家这两个身份间会有矛盾之处吗？

　　张宝全：我只是个二流的艺术家。如果我是一流的，比如梵高，就会搞得不食人间烟火。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少了一个二流的画家，却多了一个一流的地产商。任何事都是有得有失，有正有反。

　　《北京》：在我看来，您并非像外界描述的那样，只沉浸于艺术世界，事实上，您是在用自己的艺术情结来创造一些新的价值。

　　张宝全：在艺术领域，我引用了商业；在商业领域，我引用了艺术——这就是我。事实证明，我成功了。不过，这种做法很累人，因为这是创新。

　　《北京》：今日美术馆算是您将艺术与商业相互引用的尝试吗？

　　张宝全：是的。我一直认为，如果你不给艺术找到一种适合今天的生存方式，只将它作为自己的兴趣爱好，那么，这样的艺术不会长久——它无法符合商业社会的原则与标准。正因如此，为了让艺术更好地活下去，就必须进行商业支持。这个时候，我们的商业就会糅进来帮助它。不过，我从不指望用艺术挣大钱，我只是在坚定地按照自己的做法做下去。拿今日美术馆来说，它在国内民众中的知名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但你到了欧洲艺术界就会发现，能够在那里看到的大部分中国的画册都是出自今日美术馆。毫不夸张地说，最好、最完整的中国当代艺术资料都是由我们出的。不仅如此，这几年最具规模的当代艺术展览也是今日美术馆在做。

　　“从经济的角度当代艺术是最有价值的”

　　今年10月，CBD的一隅注定将光彩夺目——二十二院街艺术区将在那时正式开业。据说，在那里，真正有才华却囊中羞涩的艺术家不必为租金烦恼，因为他们可以拿艺术品抵租。听过的人会心一笑，像一位热情的当代艺术藏家的做法——那藏家便是张宝全，他同时也是二十二院街的投资人。

　　《北京》：不论是从您的言谈话语间，还是从今日美术馆的藏品来看，您格外偏爱中国当代艺术。

　　张宝全：就个人而言，我属于经典传统派，这也是我为什么崇拜林风眠和吴冠中的原因。如果我想通过自己的书画作品在艺术界有所发展的话，也一定会沿着传统的路线走。至于今日美术馆，它确实是偏向当代艺术的——对一个民营机构来说，它的定位要从运营的角度来考虑。

　　《北京》：您认为金融危机是否会让属于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好日子提前结束？

　　张宝全：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当代艺术是最有价值的。中国当代艺术是中国唯一一次在全球语境下建立起的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是方力钧、岳敏君，还是其他艺术家，他们所运用的中国符号能够被外国人读懂、看明白。这也解释了中国当代艺术为什么会一下子冒了头。我认为，在未来的国际当代艺术中，中国必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体系，并将形成独有的价值。

　　ART  UTOPIA

　　《北京》：那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您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现在还没有到达它该有的地位？

　　张宝全：在国外，顶级艺术品的价格可以达到上亿美金，一流的是千万美金，二流的是百万美金。按照这个标准，即便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家已经无愧于“一流”的称号，他们的作品能够在国际上拍到几千万的，也才那么几件。西方人对艺术、精神、文化特别投入，而中国缺乏对这些的尊重。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会发现，创造物质是很容易的，而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是我们精神的互动与痕迹。如果现在的艺术还只是王羲之，那若干年后，人们将看不到我们这代人留下的东西。

　　《北京》：从这个角度来看，今日美术馆做的就是帮助中国当代艺术品到达它该有的地位？

　　张宝全：国外有一些独立的民间艺术机构，他们站在艺术本体的角度来看待当下的艺术，发表客观的评价与信息，而中国一直没有这样的机构。国内的常见情况是，相当数量的画廊买了“张宝全”的画，然后就拼命说“张宝全”是最好的；等到买了“李宝全”，便转而说“李宝全”是最好的。对民众而言，这些可信吗？到底该相信谁？中国急需建立从艺术本体出发的价值评判体系，在学术层面对中国的艺术发表自己的主张和评价。我努力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北京》：您希望确立今日美术馆的权威性？

　　张宝全：我们是要确立一个标准，一个话语权。没有这些东西，其他人怎么可能知道你的主张？现在，今日美术馆做个活动，中国顶尖的艺术家都会到场。他们来只是个表象，内在的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同。

　　“要挣钱，不如盖房，这比搞艺术挣钱多了”

　　地产商，抑或电影人？张宝全的角色变换确实困扰着许多人。答案，大概只有张宝全最清楚——产权式度假酒店的模式体现了今典地产在资金方面做出的时空平衡；无论艺术或者电影，则是今典集团在产业布局上对未来的配比。只是，很“巧合”的，这些都与张宝全的个人兴趣有关。

　　《北京》：您是想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厘清中国艺术品市场？

　　张宝全：现在，很多人买的是工艺品，根本不叫艺术品。在一些高端购物场所，一幅不知出处的画作的售价要远远高于一个美院学生的作品，但依然受到人们的追捧。事实上，从艺术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后者的画才是有潜力有价值的，但普通老百姓不懂这些。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做二十二院街的原因——我希望人们买到真正的好作品。也许十年以后你突然发现，自己在二十二院街花几千块买来的画怎么值几十万、上百万了！

　　《北京》：换句话说，您不是在拿艺术挣钱？

　　张宝全：要挣钱，不如盖房，这比搞艺术挣钱多了。我们在花钱支持艺术，但问题是，我们的资金是在支持艺术，还是非艺术？没有一个标准、一个评价体系，这怎么区分？所以，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以自己之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做总比不做好，有总比没有强。

　　《北京》：到目前为止，您觉得在艺术领域的尝试成功吗？

　　张宝全：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你要想让艺术具有生命力，就必须让它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需要父母亲慢慢抚育他(她)长大，并且教会他(她)各种本事。这几年，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说白了，如果艺术只能依靠输氧生存，那么，有朝一日，输氧者死了怎么办？真正理想的结果是，输氧者不在了，它还照样活，而且活得更好。具体到今日美术馆，从运营的角度来说，它是成功的。

　　《北京》：套用您的说法，今日美术馆这个“孩子”现在成长到了哪个阶段？

　　张宝全：二十多岁，还不是最辉煌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最辉煌的时候是在三四十岁。

　　《北京》：做了这么多事，您希望得到怎样的评价？

　　张宝全：评价有很多种，你要是在意每一种，就累死了。我觉得不要太在意，管别人怎么评价呢！我常说，客观存在即合理。很多时候，评价一个人是站在社会角度的。像我们这种人，是商人，商人就要将企业做好，多交税，多解决就业。不过，我们自己不甘于这样的状态，“假公济私”，总希望可以做一些其他选择。比如我爱好艺术，那我就做艺术街。我觉得自己可以将艺术和商业结合起来，做出特色。我把这个过程当做一个行为艺术的创作，阶段性地感觉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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