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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或曰书札，其实是一种艺术。西方人称它是“最温柔的艺术”，言其亲切细腻有类于日记。温柔与否当不尽然，但名之以艺术却毋庸置疑，尤其是中国旧时毛笔书札。究其原因当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其内容特性所决定；二是由其制作形式使然。
就内容而言。扬雄《法言》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刘勰《文心雕龙》曰：“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
。”书札乃人际交流，直抒衷肠胸臆之作。性情所至，信手为之，娓娓如诉。不必矫饰造作，毋恐天谴人责。“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文明从容”(《文心雕龙》)，酬献心声，或激越，或温柔，或志高文伟，或词采翩翩。诸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东方朔《难公孙弘书》、扬雄《答刘歆书》、嵇康《与山涛绝交书》等，均可谓千古绝唱。是书札之艺术性决不减其他文学体裁，甚至超而轶之。
就其形式而言。陆机《文赋》曰：“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刘勰《文心雕龙》曰：“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其“尺素(帛)”或“简牍”盖我国纸发明之前的主要文字载体。我们知道中国汉字的书写载册是由笔、墨和书写材料共同完成的。笔即毛笔，墨乃炭墨，自古一以贯之。书写材料则先帛后纸，判然有别。纸的出现、普及并最终取代简帛作为书写材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其意义除导致汉字使用和文化传播效率大大提高之外，还有重要而特殊的一项，就是使汉字的日常书写脱离其实用性而升华为一种艺术成为可能。因为只有纸，严格说来只有中国纸，才可能使毛笔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才可能真正做到“笔笔还其本分”，使藏出、曲直、起伏、浓淡、枯润、薄厚、迟速、收放诸如此类书法艺术的基本规则或法术真正得以实现。于是乎，魏晋以降文人墨客便自觉不自觉地“寓性情、襟度、风格”于笔墨词文之中，似乎于不经意之中创造出了极其赏心悦目的韵致，由之大大增强了其笔下，包括书札在内的文字作品的形式感染力和艺术性。而其审美价值有的并不亚于甚至高于条幅、中堂、对联之类刻意为之的书法作品，有的则被人直视为书法艺术佳作，成为书法创作的永恒范式和不祧法本。
如魏晋士人尤其二王手札，其无论大王之《平安》、《何如》、《奉桔》、《快雪时晴》；还是小王之《鸭头丸》、《地黄汤》、《中秋》、《豹奴》，无不神采飞扬，辉文含质，笔墨相得，天机自动，“爽爽有一种风气”，其内容似乎已变得不太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了。
《颜氏家训.杂艺》记载南北朝时流传一个谚语，曰：“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书札，古时称尺牍，作为人际间不拘异时异地，传情达意，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使人千里之外，相知相识如同面语。可见其必为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其产生之条件，我以为起码有二端，其一是物质的，即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出现及初步发展；其二是精神的，即人文的觉醒。后者当更为重要。
书札分公私二种，《文心雕龙》首次有所区别，刘勰在公牍归之于《奏启》、《章表》之属，私札则归于《书记》一节。公文书札产生较早。文字产生，“绝地天通”，步入文明社会之后即可能出现，《尚书》实已见其端倪。《诗.小雅.出车》：“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讲西周大臣南仲率师讨伐凯旋，归心似箭，途中担心周王再下告急文书。此“简书”即指周王下发的军书，这是最早而明确的书札记载。私人书札产生较晚，当始于春秋。其间礼崩乐坏，“智识下逮”，人文大觉醒，社会交往从此日以扩大和频繁，于是知识分子之间书信交通势在必然。《左传》中《昭公六年》载“巫臣自晋遗书责子反”，《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向使诒子产书”，《文公十七年》载“郑子家为书与赵宣子”，《成公七年》载“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范宣子”等即是明证。于异国异域，士人之间“其辞皆若对面(《文心雕龙.书记》)”，这在生产力相对落后，交通不便，特别是神权主宰，“学在官府”的历史阶段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说上揭《左传》所载仍属政治性人际交往书札，或所谓“行人挈辞”之类，难称“抑扬乎寸心(《文心雕龙》)”，其温柔的私密性尚不凸显的话，那么战国以降，情况则大大改观了。1976年初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两通木牍家书的发现，则提供了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家书实物。二简均是用毛笔蘸墨写于长23.1厘米(正合汉尺一尺)的木版上，内容是向家人叙述从军征战情况，并向母亲索要衣物和钱。到了汉代，我国邮驿体系和封泥签发制度基本建立，人际书信交往与日俱增。同时，书札的基本形制，即长度以一尺为限，也大致确定，这就是后世称书札为“尺牍”的由来。上揭司马迁、东方朔、扬雄诸札及杨恽《报孙会宗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孔融《与曹操论酒书》等等均是此间出现，并传诵至今的书札范本。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属之“乱世”，是突出的多国多君时代。其间政治昏暗，战争频仍，民生凋蔽，“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宗白华语)。”于是人文精神大发育，思想和学术大开放，儒、道、释相互渗透影响，终于酿成比战国百家争鸣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思想大解放局面。于是玄学哲学诞生了，建安文学和抒情诗出现了，陶渊明的田园文学、谢灵运的山水诗、顾恺之的画、王羲之的书法都先后在此间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于是魏晋文人墨客极尽风骚文雅之能事，创作出大量风情潇洒、天资自然、清通简畅的书札精品。
当年梁实秋先生曾写过一篇小品文，名《信》。其中讲：“我国尺牍，尤多精粹之作。”何以为精粹之作呢？我认为非名人书札莫属。道理很简单，旧时名人之著名，大多由于其有名著，有名行，或有名绪、名业。必有超常之智慧、超常之能力、超常之才艺、超常之生活，更重要的是必有超常的素质，而非如现下某些名人或由外力使然。因此名人间用于社会交流的书札必然多精粹者，较一般书札必然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也更有艺术性。诸如李斯、司马迁、贾谊、东方朔、扬雄等秦汉名流书札；诸如上揭魏晋名士书札；诸如唐宋八大家、苏门六君子、竟陵、桐城诸派以至南社社员等历代显达的书札之作，无不名实相得。
前几日，我收到一部书稿，题为《名人信札的收藏与鉴赏》，是北京大学程道德教授和全国总工会方继孝先生从他们多年之书札藏品中遴选的精品结集。共收入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近100多年间的社会各界名人的115件名札。从洋务运动魁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到戊戌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从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疑古派史学大师顾颉刚，到大学者、思想家章炳麟、严复；从大教育家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到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巴金；从书法大家张裕钊、沈尹默、于右任，到大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以至科学家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均赫然名流显士。可谓五彩缤纷，九流鳞萃。其书则功力老到，或行或草，或柔或刚，或碑版，或馆阁，或宗法钟王，或自出机抒，皆真率本分，天机自动。信由情性所致，全自蕴藉中来。是书家自不同凡响，不以书家名者亦不弱于书家。洵乃琳琅满目，洋洋大观。
名人书札的收藏同其他艺术品，尤其古文物收藏一样，无疑要以欣赏和鉴定作为基础。欣赏是第一位，即首要的是对书札有感觉、有兴趣，必须乐于亲近、了解它，愿意与之交朋友，作知音，而最终达到与之心灵沟通，情感交融。因为古人书札与古文物一样，本身是有思想、有生命的。它凝聚着作者的情感和智慧，或者说，它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所谓赝品则为他人比着葫芦画瓢制作而成，是以赚钱为惟一目的。因此根本不可能有真情感，不可能有真韵味，章法亦必支离而断气，结字必呆板如木鸡，总之势必会暴露出某种匠气、傻气或火气。
其次才是鉴定。鉴定是一种专门而古老的学问，是文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大抵从文物造假出现之日就产生了。孙过庭《书谱》云：“夫蔡邕不谬赏，孙阳不妄顾，以其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这里揭示了艺术鉴赏的一个通理，即必须首先要“玄鉴精通”。通俗一点，即必须要懂。而要懂，要“玄鉴精通”，我以为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要有相当的艺术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其二是要有一定的真切感受或实践经验。然后则需要了解三方面的问题：了解所鉴定对象的意，了解所鉴定对象的技术，了解所鉴定对象的历史。说到底，也就是要明了古人所谓“道、器和通变”。所谓道，即意义、规律或法则；所谓器，即技术、工具等；所谓变通。即演变的历史。对于书札而言，就是要充分了解其性质、功用、意义、文化价值和材质、制作方式、形制特点以及历史演变、时代特征等，这是书札鉴定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这是其一。
其二，书札鉴定同其他文物鉴定一样需要有参照系。与玉器、青铜器、瓷器等文物鉴定须以考古学文化材料为参照物不同，书札以及书画、古籍、碑帖拓本之属的参照系则是真实可靠、流传有绪的传世品。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接触、熟悉和研究传世书札原件，要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地考察。其中最主要的是了解该作者的文笔风格特征，尤其是书法用笔特点。如果说我们前面所论乃是近代书札产生和存在的时代背景和总的时代风格特征，此乃书札鉴定的基点。那么文笔风格和书法用笔特点则属于个性，而个性乃是艺术品鉴定的主要依据———艺术风格之三要素中的核心所在，或曰鉴定之主要法门。所以文笔风格，尤其是书法用笔特点才是书札鉴定的根本的和最后的依据。因为风格即人格，书札鉴定一如人品鉴赏，只有熟悉了解了某人，才能正确地认识鉴赏他。而此种熟悉只能从根本上，通过个性把握来实现。另外书札所用纸张的鉴别也要通过与参照物的比对来进行。如果纸确为当时产品无疑，那则需要特别对墨色做认真的考察。这也是书札鉴定的重要方面。
其三，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一是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不要做有悖常理的事情。在当今如此浮躁，如此急功近利的社会现实下，唯利是图之辈无所顾忌，无所不能，古董要什么就有什么，书札要谁则作谁，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最好随遇而安。二是不过于自信，隔行如隔山。考古与文物研究是相当专业的学问，造假售假也是很专业化的行当。我经常看到一些高知、教授上当，其原因主要就是过于自信；我也经常看到一些大款、企业家上当，主要原因还是自信。
最后我们要说，收藏贵在成之体系。只纸片札，古今东西，云鳞雾爪，星散支离，充其量只是吉光片羽。倘若限定某一特定时段，聚焦某一专题，刻意收罗，日积月累，假以时日，则势必会成就一个羽翼丰满的收藏序列或体系，其价值自然非断金碎玉可比。(张辛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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