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倪钟之收藏的宝卷

　　日前，在人头攒动的天津沈阳道古物市场，两位年过七旬的老朋友结伴逛着地摊，还不时驻足与摊主们聊天。其中那位有着捷尔任斯基式脸型的外国老人，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汉学家李福清；而陪他一起逛摊的中国老人，则是中国著名曲艺史论家、曲艺史料收藏家倪钟之。不知多少次了，只要李福清来到天津，倪钟之就是他必见之人；而每次见面，倪钟之都要拉上李福清去沈阳道淘旧书。于是，一中一外俩老头儿的不定期出现，便给沈阳道的摊主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每当倪钟之一个人偷闲去淘书时，不少摊主都会主动打招呼：“倪先生来了，李福清怎么没和您一起来？”

　　长期任教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的倪钟之，悉心收藏曲艺史料数十年。他爱上距离自己家门不远的沈阳道，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的沈阳道既没有后来兴建的店铺，更没有如今气派的牌楼和厅堂，纯粹是一片自发形成的马路地摊。但就在这日出而聚、日悬而散的“原始”摊落中，倪钟之淘到了大量的罕见之宝。民国时期的《三六九》、《立言画刊》、《游艺画刊》、《风月画刊》等报刊及《桃花女鼓词》、《时调大鼓》等唱本自不必说，单是他曾经拥有但在“文革”抄家中散佚、后又失而复得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书刊，便足以令他兴奋不已。

　　最让倪钟之惊喜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沈阳道淘到了一批罕见木刻、石印的子弟书、宝卷与善书，这使他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自己的中国曲艺史与演艺民俗史研究。虽然在此前的近四十年相关研究中，他曾写过百余篇近百万字的文章，并于1991年成功推出他积数十年心血的国内第一部《中国曲艺史》专著，但在涉及历史上的变文、诸宫调、宝卷、善书、子弟书时，多是从已出版的影印件及前辈学人的著作中汲取史料，即使家有所藏，也仅仅是他青年时期可遇而不可求的寥寥几册。但这批珍贵善本的发现，让他在震叹之余也不免暗暗庆幸。那是在装满一堆破旧不堪书籍的包裹里看到的，当那个既不懂版本也不谙行情的农村妇女在收摊之际欲转卖其他摊主时，倪钟之一见钟情，毫不犹豫地倾囊买下了这一包裹东西。归家后，当他从中翻出数十册最早为清光绪初年，最晚为上世纪20年代山东、河南民间坊刻本与石印本的宝卷与善书时，顿生一种踏破铁鞋后偶然所得的惊喜与欣慰。随后，他将这些书册连同此前发现的《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救劫宝经》等宝卷、善书整理归类后编成《两次购进宝卷善书目录》，并写成文章刊布于众，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倪钟之的发现和收藏，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同行的热切关注。著名宝卷研究专家李世瑜研究员闻讯，亲自上门研读考证；扬州师范学院专门从事宝卷研究的车锡伦教授也专程赴津，住在倪府详细审阅；远在挪威的易德波教授、日本研究中国说唱文学的研究生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研究曲艺史的专家们，也先后到津阅览；当然，老朋友李福清研究员也从俄罗斯来了，而且不止一次。学者们捧读着这些珍贵的宝卷与善书，爱不释手。

　　史料的搜集与收藏是为了研究。近20年来，倪钟之正是凭借着这些罕见的资料收藏与深厚的学术功底，先后写作并出版了《曲艺民俗与民俗曲艺》、《倪钟之曲艺文集》、《倪钟之曲艺二论》、《中国民俗通志·演艺志》等专著，并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共同主编了《中国曲艺通史》。尤其是在《中国民俗通志·演艺志》中，倪钟之根据自己的收藏，专门对善书进行了研究，虽然此前一些前辈学者在著作中偶有提及，但以学术观点对其进行专门研究，这还是第一次。而这一次研究所据的史料，便是倪钟之在沈阳道的意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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