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湘给陈氏的信

　　今年的7月17日(或农历六月十一日)是我国近现代著名书法篆刻家、金石鉴赏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先生一百三十周年的诞辰日，刚过去的3月2日也是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日。王福庵(1880-1960)初名寿祺，字维季，后更名禔，字福庵，以字行。

　　沙孟海在《印学史》中论王福庵“毕生精力都用在印学上，亦擅长细朱文，创作甚富，茂密稳练，所作多字词句印和鉴藏印，更见本领”。鉴藏印即鉴审(定)、收藏(书籍、书画)用印。综观福庵一生所治的此类印不仅量大，且精美绝伦，无论其先贤或后俊，在此领域能与他比肩者寥寥。故其同时代的鉴藏家们为有福庵亲治用印而欣喜，有的甚至“贪得无厌”，直至嗜痂境地。傅增湘便是其中一个。

　　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沅叔，四川泸州江安人。著名藏书家。因藏有南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两书而颜其藏书处为“双鉴楼”。又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颜其居曰“藏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同年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辛亥革命后，开始大规模搜访中国古籍，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所藏总计达20余万卷。

　　藏书家之所以讲究铭印，俞樾讲得很清楚：“每念此物流转不常，日后不知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亦使后世知我姓名。且寒士得此数卷，大非易事，今日留此记识，不特一时据为己有，即传之他人，亦或不即灭去。”鉴藏印之要义由此可见。然真正的藏书家们惜书如命，对鉴藏印十分苛刻，非工稳秀丽者不用，否则即为佛头着粪了。为此，傅增湘寻遍京城等北方，无一刻鉴藏印的高手，便想起了王福庵。

　　因福庵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受聘于北京政府印铸局为技正，又应“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前身)之聘，出任该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进京不久，福庵书印艺术便有声于京城艺坛，文人名流为之倾倒，索书求印，络绎不绝。然傅增湘与王福庵初无交往，直到三十年代末，“谁来刻我的藏书印”成了傅氏的当务之急。尽管此时早已定居上海的王福庵在荣宝斋等经营文房四宝的店铺和扇庄承接全国顾客刻章写字的业务，傅氏还是想通过与福庵热络的人打个招呼，以期获得圆满的结果。于是他就托了老友、也是福庵的至交，且亦定居上海的陈汉第。

　　增湘在给陈氏的信中说：“弟藏书印无当意者，拟由荣宝寄请王福庵兄为治数印，印章及文字由荣宝送去，乞公晤时代为致意并述钦仰之忱。如来石不合用，即请其代觅佳石亦可。弟藏宋本千余卷，专待福公之章已十余年矣！今年垂七十，不可再缓，故特以相烦耳。”(下图)紧迫之情溢于言表。于是，福庵便为傅氏陆续刻了数十方姓名印、斋号印和鉴藏印(如下图三方)。傅氏收到这些印后，欣喜万分。在给陈汉第的信中云：“北方刻印绝少名手，且福庵年龄渐高，趁其精力尚强，故多求数方。如此人才此后亦正未易得也！”傅氏眼光犀利，日后情形正中其语。

　　1944年春，增湘患脑血栓，半身偏瘫。自知不能再行校勘，便把手校群书，全部捐赠北京图书馆。并遗命把珍藏的“双鉴”二书捐献国家。又以生为蜀人，应于乡邦薄有报效，把外库书籍34000余卷，捐赠故乡，藏于四川大学。1949年10月，病逝于北京藏园，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