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您在2009年3月13日接受早报独家专访时率先对声称“爱国”的蔡铭超进行了公开质疑，并就“炒高赃物，何谈爱国”连续发问，如果现在再发生这样的事，您还会这样做吗？

　　谢辰生：当然会，因为他本身就不对，国耻怎么能够炒作呢？而且圆明园兽首并不是国宝，它只是一个建筑上的构件，只是有部分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而已。

　　早报：现在回过头来，您怎么看待当时的圆明园兽首拍卖与蔡铭超的竞拍？

　　谢辰生：回过头来看，这事件是有很大背景的，就是海内外一些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在炒高，把一个不值钱的建筑构件炒成天价。从圆明园兽首多年前第一次出现在拍卖场上我就反对拍卖回来，因为这些东西主要是台湾收藏，台湾收藏也就是中国收藏嘛！还是在国内，有什么必要去花高价买回到大陆来，买回来也不叫海外文物回流——这叫什么文物回流？

　　早报：这件事在国内似乎一直是“中华抢救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做相关工作，但您还是这家基金的顾问啊？蔡铭超参与拍卖的事就是这家基金发布的。

　　谢辰生：我之前做他们的顾问是因为张永年(张为这一基金的主任)，因为我们都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告诉我有这么个基金，要抢救海外文物，要挂个名，我就同意了，但我很不同意这个基金做的这些事，所以(蔡铭超事件发生后)我打电话过去提意见，我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做，他是个人行为，你们怎么开这个发布会，你们为什么要出面给他做这个？”后来张永年说他身体不好，也很久不问事了，都是下面的人在做。

　　早报：那您现在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影响与教训？

　　谢辰生：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如何看待文物，特别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千万不能把文物进行产业化，我们天天讲邓小平理论，但邓小平理论对文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思想文化卫生活动的惟一准则是社会效益”，而现在一些混迹于文化出版、文物界的人不少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这很糟糕！邓说得很清楚，文物事业可以办产业，但不能产业化，要从根本上理解执行这一论述。

　　早报：前段时间圆明园方面邀请专家去国外调查流失的圆明园文物，海外媒体称之为作秀，您怎么看？

　　谢辰生：我不太赞成去调查，为什么呢？你去调查也未必调查得清楚，而且人家也会怀疑你，即使有，不告诉你又怎么样，所以不一定会达到目的，彻底弄清流失的文物是不可能的。

　　早报：去年文物普查发现全国有3万多处文物由于城乡建设等原因而消失，您觉得对海外文物的回归与国内文物的保护孰轻孰重？

　　谢辰生：国内文物的现状问题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保护国内的文物，工作重点应当是追索走私盗墓的文物，对海外文物主要抓好珍贵的、现在(流失)的、非法的，而最重要的就现在非法流散出去的文物，无论是不是珍贵，都要追回，这也有利于打击国内的文物走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