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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襄先生属于活得很明白的人，80岁以后，他便把生死看得很淡了，能活到九十有五，老爷子应该感到知足，所以他临“走”前撂下话：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甚至连灵堂也不要设，省事也省心。他从容不迫地来到这个人世，又坦然自若地挥手告别，在人世间潇潇洒洒玩了一遭。

　　当然，人生能有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世襄先生这一辈子遇到的磨难并不少。老爷子蒙受最大的冤屈是上世纪50年代“三反”时被定为“大老虎”，以“贪污盗窃”罪名被戴着手铐脚镣拘留审查了10个月。犹为不幸的是在看守所染上了肺结核，在“文革”中复发，肺与两肋粘连，成为终身痼疾。当然，先生的罪名是莫须有。他在抗战胜利后，没收德国人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取回溥仪留存天津张园旧宅保险柜中的稀世珍宝1800件，收购郭葆昌的名瓷数百件等，可以说为抢救国宝立下大功，但却反遭诬陷，功臣成了罪人。审查近一年，啥事没有，他被无罪释放。按说有关部门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不幸的是从看守所出来，他却接到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的通知，被开除公职，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在家养了一年病后，他到民族音乐研究所找到了工作，岂料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他又被打成“右派”，“文革”又受迫害，直到改革开放，他才得到平反，此时已是垂暮之年了。

　　假如没有这些磨难，世襄先生顺顺当当地在故宫博物院当他的研究员，会有后来的这些成果吗？他本来就是某几个门类的专家，但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涉猎面极广的大玩家。

　　“玩”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是一种贬意。您能从“玩物丧志”、“玩世不恭”、“玩岁日愒”等成语中，体会到人们对玩字的愚弄和嘲讽。其实，这本身就带有一种偏见，或者说是一种误解。北京人说的“玩”，带有把玩、玩赏之意，而“玩”的更高层面的东西则是一般人所难以领悟的。我曾经就“玩”字的注解写过专门的文章，小孩儿的贪玩，与成人的玩赏能说是一回事吗？玩跟玩是不同的，就如同收藏一样，搞收藏的人很多，但真正能称之为“家”的能有几个？

　　我认为世襄先生绝对是一个玩出“道”来的大玩家。看看他留下来的著作，我们可知他涉猎的门类之多、之精是无人可比的。从古物来讲，绘画、音乐、碑拓、雕刻、家具、漆器、建筑等等，从民间玩艺儿来说则更为庞杂，可以说花鸟鱼虫、獾狗、大鹰、掼跤、美食等等，无所不包。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玩，而且对所玩的每一玩艺儿都能深入钻研，形成优美得体的文字，甚至成谱成传，这一点是一般玩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比如收藏家具的人很多，但世襄先生写出了《明代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以至于成为后来人们收藏、制作古典家具的范本。玩鸽子的人很多，但世襄先生写出了《观赏鸽谱》《北京鸽哨》。像鸽哨、鸣虫、獾狗、大鹰这样的玩，通常做大学问的人是不屑一顾的。但世襄先生却把它们玩到了极致，而且用他优美的文笔著书立说，自成一派。我记得《北京鸽哨》这本书，曾在国际出版界引起轰动。洋人们弄不明白，一个小小的鸽子哨，居然让北京人玩得这么精彩，玩出了情趣，也玩出了学问。

　　在我跟世襄先生的接触中，先生的脸上永远挂着和善慈祥的微笑，这笑意似乎是他闲适心境的自然流露。几年前，我写过他，并把写他的文章收入我的《京城玩家》一书中。称他为玩家，恐怕我是第一人。所以书成之后，世襄先生看了，谦和地对我说，怎么你把我封了个“玩家”？我说称您玩家，当之无愧。老人家不置可否地笑了。

　　玩家这个词在世面上已消失了几十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谈“玩”色变。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一篇报道中把这个尘封已久的词捡了起来。当时京城有几位搞收藏的后起之秀：搞书画收藏的刘文杰，搞古陶瓷收藏的马未都，搞古籍善本收藏的田涛，搞古典家具收藏的张德祥，我把他们称为京城“四大玩家”。十五六年过去了，证明我当时的眼力没错，这四位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的玩家了。“玩家”一词给激活了。后来，许多人把收藏家称之为“玩家”。近年，又有人称网络高手是玩家。其实，世襄先生并没自认是玩家。

　　世襄先生之所以能玩出“道”来，依我之见，在于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正是由于他会玩，才能够在奇耻大辱时淡定自若，在历尽磨难后，依然故我。他一向认为，玩(收藏)甚至只是一个过程而已。他眼中的“物”，已化为一种情趣，而非物本身的价值，这不是金钱所能体现的。所以他活着的时候，没卖过一件手里的玩艺儿，最后一次大的拍卖，所得的款也捐给了国家。他虽然是一位美食家，但生活非常俭朴，总穿着那件中式扣襟衣服，恬淡从容。

　　如果说他是“绝世玩家”，那么我想玩到他这样的境界，也算是给后来者作出了楷模。古往今来，玩家无数，达到世襄先生这样境界的能有几人？世襄先生留下来的不仅是他的藏品，他的著述，更主要的是他的精气神。玩家该有什么样的精神境界，这是最让我们回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