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法临池为日课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濬宣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赏心悦目，久久不愿离去，由此对书法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之后便常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专心学习书法。梁启超18岁时(1890年)，受业于康有为主办的万木草堂，攻读经世之学，时逾数载。康氏是中国近代书学史上提倡碑学且卓有造诣的书法家，1889年写成《广艺舟双楫》，倡导碑学。梁启超正好在这时拜师康有为，自然对其书法学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出逃时，他身边不忘带上心仪的碑帖。在逃亡的14年间，虽然身居异国，但学习书法之兴趣依然不减。梁启超写于1910年的《双涛阁日记》，极具体地记述了他羁居海外读书生活和刻苦临池的情况，其中有每天临池的内容、数量、进度及其体会。

　　1911年9月间，他在跋自临《张猛龙碑》卷中也记述了这段日子里的临池经历：居日本14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1912年后，梁启超回国。尽管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但在政务与著述之余，仍一如既往倾情于书法艺术。只要一有闲暇，他便用功书法临池。1916年7月14日梁启超在《致梁思顺书》中写道：“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经已钞完，顷方钞子，稍足收敛此心耳。”

　　1918年，梁启超退出政坛，接着赴欧洲游历。游欧回来后便潜心学术研究，从事著述和讲学。研究书法艺术更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3年4至6月间，梁启超在北京西郊翠微山秘魔岩养病，每晨尽开轩窗纳山气，在时鸟繁声中作书课一小时许以为常。

　　1925年，他在题跋《张寿残碑》中写道“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劲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他又在跋《曹全碑》中写道“乙丑正月二十六日，余五十三岁初度，与仲策摩挲竟日……”他在自临张迁碑跋中写有“平生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句，还在2月5日致仲策札中写道“日来写张表，专取其与楷书接近。一月之后，请弟拭目观我楷书之突飞也。”从这些跋文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平时临习碑帖用功之勤奋。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手术前的3月10日，他在《致孩子们书》中写道：“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子当桌子写的。我发明这项工具，过几天可以在床上临帖了。”

　　综上所列，可见临池学习书法在梁启超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卧病在床，还是那样乐观地坚持进行书法学习。梁启超在书法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长期临池学习下苦功夫是分不开的。

　　一生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

　　收藏碑刻拓本是梁启超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书法活动。

　　据冀亚平等编写的梁启超所藏金石拓本目录，梁启超一生共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其中属于商代的碑刻5件、周代14件、秦代4件、西汉13件、东汉125件、三国13件、西晋5件、东晋9件、十六国3件、南朝17件、北朝434件、隋代93件、唐代393件、五代十国7件、北宋26件、南宋18件、辽国1件、金国5件、西夏国1件、元代3件、明代5件、清代73件、民国4件、无纪年6件。从《目录》所显示的资料可以看出，梁启超所收藏的碑刻拓本中，从朝代看，商代至民国时期，每一个朝代无不有之；从书体看，金文、小篆、大篆、汉隶、魏楷、唐楷各种书体齐全；从碑刻的种类来看，钟鼎、碑石、墓志、造像、摩崖、刻石等无所不包。

　　1984年由香港书谱出版社与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在学术界、书法界中较具权威的《中国书法大辞典》，其所收录的碑刻(包括摩崖、刻石)、墓志的辞目约3000条，可谓囊括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国历代碑刻和墓志，而梁启超一个人所收藏的碑刻和墓志的拓本竟差不多是其中的一半。由此可见梁启超收藏碑刻拓本“工程”之浩大，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