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洛阳、成都等城市都因为重视地下文物保护而受益，比如洛阳中州广场的东周车马坑、成都的金沙遗址，都是在这类法规实施后被发掘的。金沙遗址中的太阳神鸟已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与之相对的是，在网上搜索“破坏地下文物”几个字，就会意识到，这一现象在这个古老国家的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

　　“如果凝固的历史被打碎了，我们拿什么来给后人讲述城市的文化和魅力？”宋大川问道。他坦言，每年为保护地下文物大声疾呼，只是出于作为政协委员的使命感，更多的是无奈。如今在地上文物的保护方面，文物部门话语权比较弱，但至少还有，而在地下文物保护方面，则几乎没有话语权。

　　“地下文物没人提，政府各部门也不提。比如搞文评到底是规划前，还是开工前，就涉及发改委、规划委、建委、土地局等多家强势部门，恐怕只有市长出面才能协调的了。”宋大川苦笑着说。

　　只是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能再拖下去。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北京的行政中心将逐步向东移，或许旧城区的地上文物因此得以保全，但同时通州、亦庄等新城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也将开始。

　　宋大川指出，保护地下文物的最大困难在于看不见摸不着，且分布极广。仅亦庄开发区就曾发现几百座汉墓，说明当地在汉代是比较繁华的，那么汉代的聚落区在哪儿？亦庄的下面是不是埋着一座汉城？

　　让这位政协委员感到焦虑的是，如果事先不经过勘察保护，那么新一轮的开发无异于“宣告一个大规模破坏地下文物的时代即将来临”。

　　“我焦虑能有什么用处？”说到这，宋大川无奈地摊开双手。

　　在最近北京市“两会”上，这位市政协委员再次建言，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长效机制，保护北京地下文物的建议》，建议由市领导来协调各部门，落实文物保护。

　　“今年我要直接找市长牵头去做这件事。”宋大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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