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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婴戏罐，造型敦厚古雅，唇口、短颈、丰肩、敛腹、涩底微凹。全器绘四层图案，颈部画简化倒垂蕉叶纹；肩部于一周斜格锦地设四组椭圆形“小开光”(此纹样，因不见文字著录、又不详其意，故暂名)，并间以上下对称菊瓣纹(此纹饰，亦不见有文字记述，暂名)；腹部绘六小儿打蕉旗、骑木马、举桂冠之“登榜打马游金街”婴戏图；胫部的边饰，以间距相等的斜线作分隔，上绘锦地纹，下设菊瓣纹。除颈部边饰敷红绿两彩外，其它图案皆以红、绿、黄三色满绘。画意稚雅，敷彩浓艳，釉彩虽为丽红、翠绿、娇黄，然古朴之气溢于
画面。
客观地说，如今市面上的明清彩器铺天盖地，占九成五以上系假冒，约有百分之二三属旧白瓷上加新彩，真品十分罕见。我把此五彩人物罐视作明代真品，是为器身所上地釉，呈白中略闪微灰黄色调，完全符合明嘉万时期白地五彩瓷釉面当有的色泽特征(该时期彩瓷釉面的色调，另有一种为白中闪青)；其次，红绿釉深浓、色彩炽烈，而黄釉显得匀、薄、色淡如奶黄，具有明正德“娇黄”之态，这类红绿与黄，在色彩上的反差，实属明嘉靖五彩承上启下的独特风格，断非时下作伪者，或能巧合与领悟。再有是五彩中的绿釉，色泽翠绿纯正、透明感强，这种纯正与透彻，同仿品之绿釉色泽晦暗、釉汁混浊不清现象，有明显区别。尤其是绿釉之浓、厚、均匀之状，说明原料精细纯净，虽入彩炉经700℃—900℃的低温烘烤，釉汁仍流而不散，边缘清晰呈斑块状，为现代仿制品所不及。明代低温绿釉的这一典型征貌(包括清三代低温绿釉)，成了笔者断定其为“开门”的主要凭据。除了上述的釉料特征外，该器釉面凝厚滋润，通体旧气自然。例如罐的内肩，开有六七处很难察觉的五色惊纹(一种极细小的裂纹)，纹片呈冰裂状，有的颇似浅开的鸡爪纹(仿制的鸡爪纹呈崩裂状、片纹较粗较直、呆板，且大多染色)，此为晚明时期一些胎骨略薄、质地疏松的香炉与罐上的习见现象，亦为年代久远的一种标记。再则，其旧痕亦非常显著，比如底部之使用痕，磨损痕迹贴切、细腻，散布的点、面合理，系长年积累所致，较人为做旧截然不同。此外，白釉与彩面上遗有少量细微的浅划痕，划痕连贯、光泽自然，可排除后加彩之嫌。
那么，曾有幸上手过此罐的一些爱瓷者，缘何失之交臂?因为在罐的底部有螺旋纹(旋坯痕)，而且螺旋纹是呈逆时针方向，加之罐上所绘的纹样十分冷僻，于是凭着感觉，人们把它当成清代仿的，看成日本造的，甚者以为是赝品。其实，明代瓷器底部的修饰形式不惟刮底，从明初起就有少量涩底为旋坯，明中期旋坯痕现象尤为多见，晚明时，往往出现于一些精品瓷器上，例如笔者收藏的明嘉靖青花花卉洞石六方花盆，底部就带有螺旋纹；还例如成交价为385万元的北京翰海2004年春拍第2392号拍品明万历官款青花龙凤纹兽耳出戟花觚，底部的修胎亦为旋坯。至于螺旋纹呈逆时针方向为日本瓷的说法，其实并不科学，是不是日本造，应从胎体、色彩及画风上区分之。中国明清景德镇窑瓷器，经常出现反螺旋纹制品(图5、图6)，这实为窑工个人手法所致，与国籍无关。
根据本文这件五彩罐的纹饰特点，它的生产时代，大致上还是容易认定的。譬如，按照人物纹的上体大、下身小；人物的形象生动、造型古拙、孩儿的脑上部大，以及整体构图舒展自然、纹饰粗犷细微兼备和画面清丽、线条柔美等特点，不难同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绘画风格作连贯。然而，它确切的年代究竟属嘉靖还是在万历?乃须借鉴流传有序的及带有确切年款的典型器，通过比较，方可从一些被人们忽略(包括造假者)的辅助纹上，找到正确答案：
明嘉靖红绿彩云龙四方盖罐，通高15.5厘米、口径5.2厘米、足径5.6厘米，器物以红绿两彩满绘纹饰，底署青花“大明嘉靖年制”楷款，为官窑珍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比对其颈部纹饰，我们可以知晓，类似的简化倒垂蕉叶纹边饰，虽在嘉靖朝的青花瓷上绝少出现，可在同时期的彩釉瓷上，却是一条地位显赫的装饰标志。而它出现在有确切年款的器物上，对于说明本文五彩婴戏罐的确切时代，尤为重要。
著录于《中国传世名瓷鉴赏》上的一件五彩人物罐，系北京艺术博物馆的藏品。该罐通高40.2厘米、口径17.5厘米、腹径33厘米，馆方的文字云：“此器装饰繁缛富丽，从盖钮至器足彩绘纹饰十余层，主体纹样为明代瓷器上常见的‘琴棋书画’人物图案，人物形象生动，色调浓艳强烈，刻画工整细密，是明嘉靖时期五彩人物纹饰的经典作品”。经过比较可一目了然，两件五彩罐，除在颈部与胫部的装饰上，有用笔粗犷与纤细之别；主体纹样上，有构图繁缛粗率与疏简清丽之别外，它们时代性是一致的。对于笔者而言，令人兴奋的是替物美价廉的五彩婴戏罐的胫部边饰，找到了直接佐证，并通过北京艺术博物馆的五彩人物罐的颈部地饰，证明这条既罕见又不见文字著录的纹样，确实存在于中国、存在于明代嘉靖年间，并非别国。同时，从这两件五彩罐的上下边饰所反映出的各自工艺来看，显而易见，五彩婴戏罐的制作水准，堪称精绝。
这件著录于《明清笔筒》的明嘉靖五彩“鼓形文具”，系明代文人置于案头的用器。对笔筒颇有研究的马未都先生在其《明清笔筒》著作的前言部分里论述道：“这类一方四圆(个别也有五圆)孔的鼓形文具，很长时间名称混淆，功能说法不一。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笔筒之祖，与后来生产的筒形笔筒大相径庭。”对于“鼓形文具”的时代，马未都考证为“大都出自明朝嘉靖时期，上推正德，下接万历，尚未发现有形制相同者。”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造型为嘉靖时期独有的该式“鼓形文具”，其主体上的五彩图案，与五彩婴戏罐肩部上的图案如出一辙。由此可知，马未都先生专用以讲述笔筒演变史的笔筒之祖———五彩“鼓形文具”，它身披的纹样，其实也属嘉靖时期特有，也是上推正德，下接万历，尚未发现有装饰相同者。由此还可以推断，此类装饰大抵为文人所钟爱，所以，在明罐(罐与“官”谐音同)上屡屡出现并被大做文章，或配上“琴棋书画”；或饰以“登榜打马游金街”，以表达文人内心的追求与愿望。
再从造型上作判断。此五彩婴戏罐的形制，在明罐中并不多见。笔者经手明罐逾千，收藏近百，与之造型相似者仅一件，为嘉靖万历时期的青花云鹤罐(参见拙著《瓷器收藏实鉴》之罐瓶卷第56图)。凑巧的是此五彩婴戏罐造型，同耿宝昌先生于《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用以起示范作用的彩图62之“嘉靖款青花婴戏罐”十分相近，又巧的是该青花婴戏罐背面的一帧婴戏图(参见台湾艺术家出版社《明代陶瓷大全》第328页)，竟同五彩婴戏罐构图相类，童儿玩的也系“骑木马、戴桂冠、打荷花”之类游戏。这些，与其说巧合，不如说是必然，是嘉靖瓷器的一种时代风貌上的必然。
高阿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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