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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4年末至2005年上半年，澳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与国家文物局合作，分别假澳门艺术博物馆和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了纪念澳门回归五周年“日升月恒——故宫珍藏钟表文物展”和“走向盛唐”这两个大型文物展览。前者展出故宫所藏珍贵钟表及相关文物120余件(套)，集中展示了作为国家收藏的清王朝所庋集的珍罕钟表；后者展出来自全国14个省、市、区46个文博单位的300余件文物精粹，再现了汉末至盛唐500余年间中华文化的繁荣以及胡汉文化、中外文化等多地域、多方面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脉络。香
港和澳门作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前沿窗口，也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这两个展览为观众提供了难得的文物鉴赏体验和以古鉴今的宝贵契机。今从中撷取若干具有突出代表性的展品介绍给广大读者，以此作为本刊创刊150期的特别礼物，希望大家藉以获得知识的熏陶和心灵的启迪
值澳门回归祖国5周年，澳门艺术博物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同澳门基金会、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并在澳门日报社协助下，成功举办了“日升月恒──故宫珍藏钟表文物展”，展出故宫珍藏钟表及相关文物120件(套)，其中钟表126件。此为故宫博物院与澳门艺术博物馆联袂举办的第六次大型文物展，也是故宫首次在院外举办的大型钟表展，规模为故宫借出文物举办专题展览之冠。
展品包括故宫珍藏的来自英国、法国、瑞士的钟表、日晷、机芯等，汇集绘画、音乐、雕塑艺术及宝石镶嵌等精湛工艺，风格多样，代表着欧洲16世纪以来钟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同场展出的还有产自清宫做钟处及广州的各式时钟，既反映出浓郁的东方趣味与文化意象，亦拥有典型的欧洲造型艺术特色，令人赞叹。这批钟表制作精美，装饰华贵，巧夺天工，是中外多国钟表匠师智能和心血的结晶，具有很高的历史、科技与艺术价值，它们反映着16～19世纪欧洲的习俗风情和审美观，以及西洋钟表的传入对中国钟表制作的影响，全面展示了早期西方文明与中华民族智能融合的成果。
展出的钟表分西洋及中国两部分，共六个专题，各专题所用题目均出自御制诗：“万里遥来二百年”为康熙御制；“晷(guk)刻毫无爽”“巧制符天律”为雍正御制；“奇珍来海舶”为乾隆御制；“准溯天文列贡珍”为咸丰御制。另有随展相关文物专题，以咸丰御制诗“身边雅称佩殊珍”为题。
该展览自2004年12月17日揭幕以来，大受澳门市民欢迎，并吸引众多海内外专家、学者、游客专程到场参观。至2005年3月20日展览结束时，参观者已逾7万人次，其中一日参观者超过1.6万人，为澳门艺术博物馆单日参观人数的历史最高记录。为配合是次展览，主办机构于3月19日及20日闭幕当天，一连两日举行故宫珍藏钟表鸣奏表演，由故宫博物院专家上弦启动多个钟表展品，鸣奏出悦耳的乐曲。表演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欣赏，气氛热烈，参观者对精美、瑰丽的西洋钟表赞叹不已。
钟表的传入及其影响
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天文、历法的理解以及对相关知识的垄断一直是统治者的特权。在中国皇宫，凡是正殿前都安放着一个计时日晷。统治者认为，对时间及历法的掌握意味着神秘宇宙代言者的特殊身份，隐含着君权神授的象征性意义。产生、发展于欧洲的自鸣钟于16世纪末由欧洲传教士引入中国。这是一个颇为坎坷的过程。16世纪中叶，倭患严重，明政权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辽阔的国土终止了一切对外交往。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冬，第一位试图来华传教的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屡经挫折仍未能踏足中土，最后凄凉地病逝于广东沿海的一处荒岛上。多年以后，尽管西方商旅、传教士已在南海边陲的澳门半岛暂时落脚，但通往中国内陆传教的大门依然紧闭。“岩石，岩石，汝何时得开？”这是早期传教士面对封闭的帝国所发出的无奈慨叹。
万历十年(1582年)，机遇终于出现，耶稣会会士罗明坚与巴范济在一次与广东总督会面的机会中，送上了一座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西洋自鸣钟作礼物，换取了他们在肇庆长达四五个月的特殊居留恩许，为随后而来的利玛窦(1552～1610年)等天主教传教士于明末的活动创造了条件。利氏在1582年到达澳门，后几经波折于1601年来到北京，在他呈给万历皇帝的献礼中就有两架自鸣钟，它们是皇宫中拥有的最早的近代机械钟表。自鸣钟在中国的出现为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投出了第一颗极有成效的问路之石。
明清交替之际，精通西方天文、历法、数学的欧洲传教士并未因政权的嬗变而被摒弃，反而在学术层面上受到满清统治者更大程度的接受与尊重。包括皇帝在内的贵族上层无不对西方值澳门回归祖国5周年，澳门艺术博物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同澳门基金会、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并在澳门日报社协助下，成功举办了“日升月恒──故宫珍藏钟表文物展”，展出故宫珍藏钟表及相关文物120件(套)，其中钟表126件。此为故宫博物院与澳门艺术博物馆联袂举办的第六次大型文物展，也是故宫首次在院外举办的大型钟表展，规模为故宫借出文物举办专题展览之冠。
展品包括故宫珍藏的来自英国、法国、瑞士的钟表、日晷、机芯等，汇集绘画、音乐、雕塑艺术及宝石镶嵌等精湛工艺，风格多样，代表着欧洲16世纪以来钟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同场展出的还有产自清宫做钟处及广州的各式时钟，既反映出浓郁的东方趣味与文化意象，亦拥有典型的欧洲造型艺术特色，令人赞叹。这批钟表制作精美，装饰华贵，巧夺天工，是中外多国钟表匠师智能和心血的结晶，具有很高的历史、科技与艺术价值，它们反映着16～19世纪欧洲的习俗风情和审美观，以及西洋钟表的传入对中国钟表制作的影响，全面展示了早期西方文明与中华民族智能融合的成果。
展出的钟表分西洋及中国两部分，共六个专题，各专题所用题目均出自御制诗：“万里遥来二百年”为康熙御制；“晷(guk)刻毫无爽”“巧制符天律”为雍正御制；“奇珍来海舶”为乾隆御制；“准溯天文列贡珍”为咸丰御制。另有随展相关文物专题，以咸丰御制诗“身边雅称佩殊珍”为题。
该展览自2004年12月17日揭幕以来，大受澳门市民欢迎，并吸引众多海内外专家、学者、游客专程到场参观。至2005年3月20日展览结束时，参观者已逾7万人次，其中一日参观者超过1.6万人，为澳门艺术博物馆单日参观人数的历史最高记录。为配合是次展览，主办机构于3月19日及20日闭幕当天，一连两日举行故宫珍藏钟表鸣奏表演，由故宫博物院专家上弦启动多个钟表展品，鸣奏出悦耳的乐曲。表演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欣赏，气氛热烈，参观者对精美、瑰丽的西洋钟表赞叹不已。
钟表的传入及其影响
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天文、历法的理解以及对相关知识的垄断一直是统治者的特权。在中国皇宫，凡是正殿前都安放着一个计时日晷。统治者认为，对时间及历法的掌握意味着神秘宇宙代言者的特殊身份，隐含着君权神授的象征性意义。产生、发展于欧洲的自鸣钟于16世纪末由欧洲传教士引入中国。这是一个颇为坎坷的过程。16世纪中叶，倭患严重，明政权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辽阔的国土终止了一切对外交往。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冬，第一位试图来华传教的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屡经挫折仍未能踏足中土，最后凄凉地病逝于广东沿海的一处荒岛上。多年以后，尽管西方商旅、传教士已在南海边陲的澳门半岛暂时落脚，但通往中国内陆传教的大门依然紧闭。“岩石，岩石，汝何时得开？”这是早期传教士面对封闭的帝国所发出的无奈慨叹。
万历十年(1582年)，机遇终于出现，耶稣会会士罗明坚与巴范济在一次与广东总督会面的机会中，送上了一座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西洋自鸣钟作礼物，换取了他们在肇庆长达四五个月的特殊居留恩许，为随后而来的利玛窦(1552～1610年)等天主教传教士于明末的活动创造了条件。利氏在1582年到达澳门，后几经波折于1601年来到北京，在他呈给万历皇帝的献礼中就有两架自鸣钟，它们是皇宫中拥有的最早的近代机械钟表。自鸣钟在中国的出现为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投出了第一颗极有成效的问路之石。
明清交替之际，精通西方天文、历法、数学的欧洲传教士并未因政权的嬗变而被摒弃，反而在学术层面上受到满清统治者更大程度的接受与尊重。包括皇帝在内的贵族上层无不对西方新鲜事物啧啧称奇，他们认为，西方天文、历法、数学因其对天象及历法规律准确无误的阐释，使其足以成为大清树立国家正统权力的象征性工具。精明的传教士也明白个中道理，及时地把握住了千载难逢的时机。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初一日，清廷应用传统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测日食失实，影响到新王朝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而受葡萄牙耶稣会派遣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1591～1666年)利用“西方新法”的测算结果分毫不差，于是清政府次年宣布采用西方新法，将新历书赐名《时宪历》，西方天文仪器和计时工具随即进入清宫大门。
康熙是位开明好学的皇帝，他对西方科学技术抱有极大的热忱，于欧洲自鸣钟也十分喜爱。他的《咏自鸣钟》诗云：“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绛帻(zd)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由此看出，自鸣钟已是这位勤政君主安排生活及工作秩序的必需之物。他还在养心殿造办处增设了修理及制造自鸣钟的作坊，由此，从中国宫廷到民间，机械钟表逐渐流行开来。
康熙嗜好科学，视自鸣钟为实用物品，未尝目为玩器，可是自乾隆始，“制惟日趋巧”，则与玩器日近，故乾隆咏自鸣钟诗首先在意于工艺之巧，云：“奇珍来海舶，精制胜宫莲……天工诚巧夺，时次以音传……钟鸣别体备，乐律异方宣。欲得寂无事，须教莫上弦。”乾隆时时事事以皇祖为法，虽有器物之好，然而毕竟天纵英明，不为外物掩蔽，故对“奇技淫巧”如自鸣钟虽然中心爱好，却时刻自警，他一方面赞叹“奇珍来海舶，精制胜宫莲”，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外体制有异。在乾隆朝，自鸣钟与铜壶滴漏均刊于《皇朝礼器图式》，被共置于交泰殿，但是《清稗类钞》记载：“交泰殿大钟，宫中咸以为准。殿三间，东间设刻漏，一座几满，日运水斛许，贮其中。乾隆以后，久废不用。”说明用以计量时间的是自鸣钟，兼具观赏价值，真正作为礼器的却是实际功能已被取代的铜壶滴漏，因此也就有“钟鸣别体备”之说。两者并存，是取自鸣钟准确、便捷，是仪器；铜壶滴漏则是彝器。
乾隆时期，社会稳定，百姓生活富裕，皇帝热衷于书画及各类玩物的赏玩，西洋钟表逐渐由原来的先进仪器与天道正统的象征转变为宫廷消遣的高级玩具及奢侈的陈设品。此一时期，宫廷除了大量进口欧洲的豪华钟表，在皇帝的旨意下，欧洲及中国的钟表技师更挖空心思，制作出大量供玩赏的各式新奇时钟，并采用黄金、玉石、象牙、宝石、紫檀等贵重物料，务求使每件自鸣钟能达到金碧辉煌、器宇不凡的高度装饰效果。在经历了明末清初单纯仿制的阶段之后，中国钟表开始了自主发展的道路，18世纪出现了几个生产中心，如清宫做钟处、广州等地，西洋钟表的应用更为普及，不仅宫廷大量收藏，且为达官显贵、商贾巨富、文人学士大力搜购，加倍珍爱，钟表成了中国人认识西洋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展出的各国钟表
此次所精选的展品按其产地和反映的内容分为六部分展示，每一部分展品既有其地域特色又相互联系。第一部分的英国钟表大多通体镀金，造型多样，巧布各种活动玩意装置；第二部分法国钟表则主要展示了工业题材钟表及四明钟；第三部分展示以透明珐琅、珐琅微画为装饰手法的瑞士钟表；第四部分为做钟处钟表，其中的御制钟为了突出皇家的富有和豪华，多用紫檀木、红木为外壳，以楼台亭阁的传统建筑形式为造型，上嵌珐琅或描以金漆等，烘托出古朴与威严；第五部分广州钟表最突出的特点是其表面多饰以色彩鲜艳的蓝、绿、黄等色珐琅；第六部分是与钟表相关的文物，汇集了有钟表形象的器物、绘画等。
万里遥来二百年──英国钟表 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制造机械钟表的国家之一，14世纪中叶便有钟表问世，18世纪钟表制造盛极一时，仅从故宫现存带有款识的钟表来看，就达四五十家之多。英国钟表流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是贸易。西洋商人将西洋钟表运到广东售卖始于1716年，至乾隆朝(1736～1795年)，钟表的贸易量骤增。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就授意：今后务必采买西洋上好大钟、大表等，不可存心少费金钱。英国钟表流入中国的又一途径是外国使团作为礼品赠送，或者是臣工购买后作为贡品进献内廷。
英国钟表造型不拘一格，装饰上大多整体铜镀金，镀金外壳上以红、绿、蓝、黄、白等色料石镶嵌花草，各式建筑、自然景观等也均被选作题材。表盘、机芯上、夹板上多标明制作者名款及产地。它们体现了英国在机械制造和金属、珐琅、玻璃制造等方面的高超工艺，以及音乐、绘画、雕刻等方面的艺术水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该批展品中，以英国18世纪制造的铜镀金象驮转花钟最为高大，钟高192厘米，宽135厘米，厚78厘米，表径8.5厘米。通体铜镀金。
晷刻毫无爽──法国钟表 从现存的实物和文献可知，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钟表的国家之一。法国钟表匠不但在钟表机械的发明和创新上成就卓越，在钟表装饰方面亦折射出法兰西民族独有的浪漫情调。国王路易十四大力提倡艺术创作，其影响在钟表上也有所体现。这一时期法国钟表多采用昂贵奢华的材料和镀金工艺，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华美风格。
雍正和乾隆两朝是清宫做钟处最繁荣的时期，其间有许多精通钟表机械的法国传教士服务于宫廷，并与皇帝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早期的法国钟表进到中国宫廷里的并不多，到19世纪中叶中国进口法国钟表的数量激增，欧洲许多钟表公司都向中国市场销售法国钟表，因此故宫博物院现藏的法国钟表大部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产品。清宫中的法国工业题材钟表占有相当的数量，有的在晴雨表上增加了中文标示，是专门向中国市场销售的，更有的被打上“万寿无疆”的字眼，成了为帝后祝寿的物品。
奇珍来海舶──瑞士钟表 中国和瑞士在钟表制作和贸易方面很早就有交流。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来华的瑞士人林济各精研钟表制作，受到皇帝赏识，成为宫廷中著名的钟表技师。19世纪初，瑞士与中国开始直接贸易，钟表成为主要商品，瑞士钟表厂商也纷纷来华开办公司。最著名的当属博维(Bovet)公司，广州为其销售中心，道光十年(1830年)，博维又在广州设立工厂。与此同时，瑞士其他钟表公司如Juvet、Dimier、Jacques Ullmann等也都进军中国市场。
瑞士座钟一般仿照建筑物、山子或自然景观等的形状，除计时机械，还配有水法、鸟音、魔术等机械。怀表大部分为迎合中国消费者而特制，外观精美，造型多样，除常用的圆形，还有扇形、锁形、果实、昆虫等造型。表壳一般采用金、银、铜等材质镀金，有的在表壳上绘人物、花卉、鸟兽等珐琅画，并镶嵌珍珠、钻石。这些特点在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瑞士钟表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巧制符天律──清宫做钟处钟表 清宫造办处辖下做钟处是由自鸣钟处衍生出来的一个机构，是中国近代机械钟表生产中心之一，任务是遵照皇帝旨意制作各种钟表，乾隆朝时最为鼎盛。那时的从业人员多达100多人，由西洋传教士、匠役、做钟太监组成。做钟处还统管一切与宫内钟表相关的事宜，如维修、保养，分辨钟表等级、产地，奉旨在宫殿各处安置、陈设钟表等。
御制钟多以木结构为主体，给人以庄重肃穆之感。所用木料主要为紫檀木，兼有高丽木、花梨木、杉木等。表盘有两种质地，一为珐琅，一为铜镀金。钟的造型多为亭、台、楼、阁。清宫做钟处制作的钟表是故宫所藏国产钟表中数量较多的一类。
准溯天文列贡珍──广州钟表 广州是清代民间机械钟表制造中心，是中国最早接触自鸣钟的地方。17世纪中期，欧洲传教士就把自鸣钟带到广州，引起人们兴趣。17世纪末18世纪初，海禁开放，广州是当时中西方贸易的中心，由外国进口的西洋钟表大量在广州集散，广州开始出现钟表制造业，其后成为我国生产机械钟表的基地。
清代，广州钟表被官员作为贡品献给皇帝，使清宫成为广州钟表的集中地。广州钟表特点是表面多是色彩鲜艳的珐琅，花纹细密，很有规律，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外形多为房屋、亭台楼阁等建筑物形状，或者做成葫芦、盆、瓶等具有吉祥含义的器物形状，或者以文字形式表达祝愿；还设有水法、转花、变花、跑人、跑船、转鸭、鸟音等，伴以音乐，令人赏心悦目。
身边雅称佩殊珍──与钟表相关之文物 这部分所展示的文物与钟表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清宫旧藏创作于康熙时期的《持表对菊图》和《捻珠观猫图》，是迄今所见宫中钟表最早的图像材料；装饰钟表纹样的家具、瓷器、玉器、珐琅器，以及样式纷繁的表套，都反映了钟表在清宫的普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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