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一个机会，你会移民么？”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答案会是什么？

　　“移民不移居”，即把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资产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转移到国外，自己仍在国内经商，已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温州民营企业家中，有意向办理投资移民、正在办理和已经办理移民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提供的数字有点触目惊心。

　　70%，这个数字跟《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的数据不谋而合。这份由中国银行私人银行部联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白皮书提到，在对全国 18个重点城市千万元级别以上富人发放980份有效问卷调查后，统计显示60%的富人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请移民，其中中国东部和南部被调查富人有移民意向的 超过70%。

　　另外一组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则能说明，近些年有意向移民的人数在增加：根据公安部网站公布的近年来通过审核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即移民中介)名 单，2006年，全国只有485家移民中介，这个数字在2009年变为589家，2011年则为730家，且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江苏、广 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

　　然而吊诡的是，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移民的商人绝大部分都选择了“移民不移居”，即把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资产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转移到国外，自己仍在国内经商。也因此，这部分商人有了一个统一的代号：“裸商”。

　　不遗余力地拿到别国的绿卡或国籍，同时又坚持留在国内做生意，“裸商”们缘何作出这种选择？

　　求安心

　　周德文每天都在跟企业家打交道，不少企业家会跟他商量怎么移民、移民到哪个国家。

　　他看到有的企业家为了更好地拓展国际业务而移民，因为获得国外绿卡后，出国更为便利，谈生意会更加方便；或者是获得外国国籍后，以外商的身份在 国内可以享受各种投资和贸易优惠。有的企业家是为了让子女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或者给家人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养老环境而选择移民。也有的企业家由于身上 存在“原罪”，即在创业初期有偷税漏税的情况，或者利润的来源依赖于某届政府的某个官员，他们担心某一天原罪被曝光或者自己依附的某位官员出了问题，自己 “苦心经营”的事业付之东流，从而选择移民，并把资产提前转移出去。

　　去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时，还有媒体报道有人甚至通过骗贷去投资移民，不过这毕竟是极少数案例。

　　但近几年关于民营企业家移民的原因，周德文却有一种强烈的感受：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因为不安心而进行投资移民的人数在增多。

　　“他们希望留在国内继续发展，但是又担心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资产损失，比如山西煤改中，不少温商投资的小煤矿在新政策之下被迫关停或者被大煤企 兼并，投资遭受损失。他们更担心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担心自己的财富安全甚至是人身安全，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受到威胁。有时候，一个不负责任的小官就 能把一个企业整垮。”周德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因为这些原因，一些商人开始寻求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让自己更加安心。”

　　其中“裸商”彭林就是如此。

　　2010年，彭林最终决定移民加拿大。导火索是，他的一块价值过亿元的土地，被当地有势力的高利贷公司看上。高利贷公司通过伪造借款合同的方式，向法院起诉彭林，要求彭林偿还借款，法院判彭林败诉，并且迅速以低价将地块拍卖给一家与该高利贷公司有关联关系的企业。

　　上诉、找媒体曝光，一切都无济于事，换来的是彭林以及家人的人身安全遭到威胁。

　　失望、失眠、痛苦、焦虑之下，彭林选择移民到华人较多的新加坡，并尽可能地把闲钱转移到新加坡，免得这些钱因为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归零。

　　“这两年国内对于私权保护的法治环境的现状，是影响企业家移民的重要因素。我们经常说用法律保护个人的财产不受侵犯，但是作为律师，我们很多时候也无能为力。”北京投资移民律师网首席律师孙长刚在做业务的过程中，得出了如此结论。

　　然而，已过不惑之年的彭林及妻子，由于语言问题，完全在国外生活、工作依然比较困难。全家在国外的花销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在中国毕竟还是积 累了多年的市场和人脉资源。所以彭林现在的状态是，把全家移民到新加坡，并逐步把国内的闲置资产转移出去，在新加坡投资一些房产，分散在国内的投资风险， 然后让国内的生意保持现状，在资金缺乏的时候适当压缩产业规模，同时再寻找新的赚钱机会。

　　缺信心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信心，是一个被多次提及的词语。

　　而在民营企业家心中，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对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民间资本未来投资环境的信心，似乎都有减弱的趋势。

　　“每天刷微博，处处充斥着‘裸官’的迹象。当权者尚在有能力的时候把自己的资产和家庭转移到国外去，他们都不愿意未来呆在中国，我们自然会想，这是为什么？”浙江商人王明说，“裸官的存在也给民营企业家带来了很坏的示范作用。”

　　王明之所以选择移民，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觉得在国内有种“风险我来担，利润你来享，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憋屈感。

　　“做实业，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国有企业瓜分过之后的那些利润并不高的行业。而且这些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各项成本都在上涨，只有利润率在下降。产 业升级、更新换代我们都知道应该做，但是每一次升级都需要钱，中小企业又很难从银行贷到款，升级无从谈起，只能维持在低利润水平勉强生存。在金融行业，股 市我们进出是没问题，但中国股市情况大家都知道；而投资银行类金融机构这种利润率较高的行业，民间资本又面临重重的限制。”王明说。

　　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这里王明的声调瞬间提高：“国家总是在说要给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等待遇，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到金融、铁路、医疗等领域， 也总是在发文件，但是在现实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阻碍。这让我们总是充满希望和信心，又陷入失望的低谷。所以我有时候就想，大不了不在这儿玩了。”

　　但王明最终还得接着“在中国玩儿”，理由和彭林基本相似。

　　“而且我还是对在国内做生意心存侥幸，毕竟这里有自己熟悉的人和环境。而且有时候我会想，或许正是因为现在政策的不稳定、不明朗，未来能有更加高利润率的投资机会出现。”王明说。

　　去与留

　　尽管这些“裸商”们人在中国呆着，但是他们移民的方式几乎都是投资移民，所以必然会从中国带走一部分资产，且移民后他们在中国的所得也将会继续转移到国外去。

　　舆论也在不断质疑，那些靠着政策红利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不仅没有带动后富，还把在中国赚的钱大部分拿到国外消费，为别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甚至有人称，这种做法正在掏空中国财富。

　　周德文认为现实似乎还没有那么耸人听闻，毕竟多数“裸商”的生意依然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经济尚有向上发展空间的情况下，在商言商的商人们如果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等因素，暂时不会完全抽离中国。

　　但周德文担忧的是，根据他了解的情况，由于很多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不足，以往想要移民的商人主要是生意规模比较大的商人，现在中小规模的企 业主的移民意向也在增强。如果这个形势蔓延下去，带来的就不仅仅是更多资本外流，还可能造成经济发展问题、金融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大量结汇转移到国外， 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比如民营企业如果都选择移民且不好好在国内做实业，那么就会引起很多工人失业，从而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

　　官方显然早已注意到这种情况，在东南沿海，为了让民间资本回流，各个地方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

　　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各级政府除了为回归企业制定了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外，还启动对11个市、20个省级相关部门以及29个省外浙江商会的目标责任制考核。

　　“现在浙江省呼吁浙商回归，但单靠地方政府并不能完全吸引民营资本。因为资本是逐利的，外流的资本能否回到中国、回到各省，要看中国的大环境。 这需要中央层面的改革，改革的重点部分在于立法，通过立法切实保障民营企业主的财产权和人身权，通过立法切实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并严格 执法，消除移民企业家的顾虑，让企业家的人和钱都心甘情愿、安心地留在中国。同时通过对偷税、漏税、骗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加惩罚，形成遵纪守法的氛围。” 周德文说。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王明、彭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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