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社会，常常有一些挑战底线的二代，炫富、炫老爸、炫特权。由此，社会对“富二代”形成了纨绔子弟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思维定式。事实上更多的“富二代”，他们不要父辈的荫庇，脚踏实地，用自己的双手打拼属于自己的人生。

　　有为“富二代”

　　文/本刊记者　胡笑蓉

　　2007年，一个名叫董铭的年轻人给一家财经媒体写了一封信，诉说“一个民企接班人的烦恼告白”——大学毕业回来进入父亲的企业，常常失眠，食量锐减，神色憔悴，心态焦虑不堪，白头发多了……该媒体编辑刊发了这封来信，之后100多家平媒转载，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凤凰卫视(微博)《鲁豫有约》等著名电视栏目纷纷邀请董铭等“富二代”做节目。“富二代”群体粉墨登场。

　　其后，这一群体便频频进入公众视线，出于天然的批判性思维，某些“富二代”的负面消息被无限放大，进而以“纨绔子弟花天酒地”给所有“富二代”做了一个群像，用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来批评他们。

　　此前，人们刚对第一代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争论不休，仇富心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安因素。这个靠着第一代企业家的财富而享有优厚物质生活的群体浮出水面，引发了复杂的社会心理：还要先是猎奇，然后是妖魔化，公众和媒体的恶趣味被不断放大，最后让这个群体变成了一个被“羡慕嫉妒恨”的对象。

　　“富二代”也是“付二代”

　　中国有“富不过三代”的谚语，欧洲有“三代人木屐传木屐”的说法，南美有“做生意的老子，花花公子的儿子，要饭的孙子”的讽喻……这些类似的偈语表达了一个同样意思——巨额的财产可能会毁掉一个人。对于这种可能性，我们从不否认。

　　早在2009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甚至为了证实这一猜想还特意进行了一次调查。他们发现，继承财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人有近20%不再工作，有的整天沉缅于吃喝玩乐，直至倾家荡产；有的则一生孤独，甚至出现精神问题，干出违法犯罪的事。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剩下的那80%才是“富二代”的主流。正如每个学校都会有优生、差生之别，作为一个群体的“富二代”，同样也会有相当优秀的代表。30年前，公众间主流的想法是“无商不奸”，是“为富不仁”，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想法以偏概全，很可笑。30年后，我们可能对现在的这种“富家子弟没出息”的想法会同样感觉不可理喻。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这个群体：生在富贵之家应该不是坏事；有机会接受更好、更开放的教育不是坏事；得到继承家族产业这样的机会也不能算是坏事；背负家族压力，努力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当然更不能说是坏事。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机会和压力实际上是并存的，85后的CEO比起一些同龄人来说，付出只是更多。

　　“富二代”想做“闯一代”

　　尽管“富二代”被理所当然地视作某个家族企业的“储君”，但有时候“富二代”们对于父辈那份事业其实并不太感兴趣。

　　赶上了改革开放第一波的“富一代”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利润较高的行业往往集中在制造、机械、房地产等行业结构比较“重”的行业。他们在这些行业中亲身打拼，一路奔波下来，自己也感触良多——做这些行业太累，而且自己知识太缺乏啦。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花大钱也要给孩子不同的、更好的教育，以后可以更加好地接班。于是在宽松经济条件与很好的教育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富二代”们，有相当一部分都希望做一些“更高级”或者“不太一样”的事情。

　　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属于大众眼中的“富二代”，该协会曾经联合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发布过一项《关于“富二代”群体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来看，“富二代”对父辈的事业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大环境”、“机遇”、“正确的管理理念”是决定父辈成功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其中，绝大部分人把父辈成功的因素归结于吃苦耐劳这一因素。

　　大部分人都非常认同父亲的成功之路，而且认为有很多值得自己借鉴之处，但他们并不希望自己“沿着父亲的老路走下去”。当被问及“决定自己未来的成功和父辈的成功的因素是否有所不同”时，72%的受访者认为是不同的。被问及“和父辈成功模式的不同点”的时候，选择“投资环境和背景发生了变化”最多，其次是“时代不同导致经营理念的不同”，排在第三位的是“更多的技术投入”；在“最大的不同点”的选择上，“经营理念的不同”排在第一位，在“次要的不同点”的选择上，“投资环境的变化”排在第二位。

　　还有一层不太愿意被承认的原因是，哪怕在父亲的工厂里干了六七年，从普通的车间工人一直干到副总经理，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获得了如何的成就，在外人看来，成功的原因还在于沾了父亲的光。或许，正是为了证明自己，众多的“富二代”们才那么热衷于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去奋斗，闯出一番新的天地。

　　“二代”更比“一代”强

　　值得庆幸的是，至少从结果上看，大多数人的成绩单都还不错。如匹克集团创办人之子许志华将快要边缘化的匹克一下子拉回到了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前五强的位置，并牢牢把握住了国内篮球运动第一品牌的定位。

　　又如“添香”实业有限公司CEO许涛芳，在加入父亲的成衣公司一年后，决心启动自己的防辐射服装生意，虽然父亲当初并不看好，但还是“适当”地资助了她启动资金。而令人惊喜的是，6年之后，“添香”几乎独立推动并垄断了中国的防辐射服装市场，也成为许涛芳的父亲许如根创办的翰纳森集团，这个年销售额达数亿元的企业集团中盈利最丰厚的板块，占据集团总利润的50%以上。

　　哪怕是经常被人误会是娱乐圈人士的汪小菲(微博)，其实才是国内著名高端会所兰会所的创办人，甚至可以说正是经他之手，其母创立的餐馆才变成了企业。

　　社会学中有一个词叫马太效应，说的是好的会越来越好，差的会越来越差。“富二代”的成长就是一种典型的马太效应。他们在各种竞争中具有天然的优势——雄厚的原始资本、先进的教育、优越的社会地位。利用父辈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他们可以进一步拓展投资，使财富越滚越大。在个人的发展方面，他们站在比父辈更高的起点上，不必从底层开始打拼，也不必付出跟同龄人一样的心血。但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承认，他们做的其实并不差。

　　“二代”企业社会两头挑

　　富有即责任。人们非常关心“富二代”的“公共属性”，即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心怀什么样的理想。值得庆幸的是，在记者所接触的“富二代”中，都有着十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温州某些遇事跑路的富一代相比，他们更有担当，更有社会责任感。

　　陈闪将对员工负责、带领企业不断进步、做好永久这一老品牌、保护社会遗产作为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

　　包一晨的亿邦丽江酒店尽管尚未盈利，但从开业之日起就承诺每年将会从收益中拿出不少于20万元的善款去捐助那些品学兼优但却无经济能力的大学生继续深造，希望他们可以在其资助下懂得“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道理。而且，为了讲求到达率，能够确保专款专用，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还是包一晨亲自核查成绩、上门家访过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龚晓思，在四川思博机械有限公司之外，她专门成立了一个非盈利的机构组织，专注于教育和医疗行业。在明年春节之后马上推出的是一个关注于20岁~30岁职业女性的公益项目，旨在通过创业大赛、一对一辅导、天使基金等手段，增加女性创业者和女性就业机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龚晓思将这一机构完全游离于思博之外，她说：“一旦以公司的形式进行，所谓的公益就会变味，很容易把它当做公司生意去做，把动机和利益混为一谈。在外界看来，企业做慈善，无非是想博得眼球，从而获得政策优惠。而我现在做的和公司无关，和盈利无关，只是单纯地想去做而已。”

　　在同龄女孩还在做梦的年纪，85后的龚晓思已经开始在一个纯爷们的建筑行业摸爬滚打。与其他二代非常不同的是，她在言谈中流露的并非是一个接班人的姿态，而是一个创业者的气度。

　　龚晓思：在战斗中学习战斗

　　文/本刊记者  胡笑蓉

　　翻开龚晓思的经历，绝对可以用传奇来形容。

　　13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棋协大师；高中时就读于成都树德中学，两度当选树德之星；在校时创办了全国十佳校园杂志，并参加奥运火炬手选拔，获得四川省第二名；17岁被哥伦比亚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2008 年，她回到成都，接手家里年产值超过5000万元、四川最大民营升降机大型建筑设备企业。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当初龚晓思学习国际象棋的真正原因。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们一家三口来到成都打拼，由于没有成都户口，又交不起高价的学费，为了能够上学，她唯有走上学棋这条路。

　　正因为儿时那段有些酸涩的经历，龚晓思身上有着其他“富二代”一样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但是也有着与他人不一样的身份定位。她在言谈中流露的并非是一个接班人的姿态，而是一个创业者的气度。

　　里程碑式的决定

　　很多家族企业一旦接班人成长至适龄，就会安排其到海外求学。然而对龚晓思而言，去美国读书却是自己努力争取来的。

　　在出国求学这件事上，母亲支持龚晓思的决定，然而父亲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极力反对女儿走出国门。他觉得龚晓思已经保送北大，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身边的亲友也鲜有将自己的子女送去国外读书的。最后在母亲的游说下，父亲有所松动，同意龚晓思去美国读书，但是条件极为严苛：“去可以，我只提供一张单程机票。”言下之意，龚晓思必须拿下全额奖学金。她做到了，并且去的是自己的第一选择、世界最具声望的高等学府之一——哥伦比亚大学。

　　赴美求学，被龚晓思视作是人生中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她说：“重要的是，它让我知道，原来还有另一个世界，社会可以充满无限可能，脑袋中开了另外一扇门，激发自己创建事业的冲动被唤醒。”

　　战斗中学习战斗

　　在所有二代中，因为担心会吃苦，鲜有企业会交给女儿来接班，尤其是在她刚刚踏入社会的年纪。说到如此年轻就接手家族企业，龚晓思说那是全家讨论的结果。“一来我们家里就我一个女儿，并无其他选择。二来我从小的经历，使得创业者这一因子已经被融入血液遗传下来。我要做一番事业的意愿更强，而不是过安逸舒适的生活”。

　　其实，在龚晓思大学毕业回国的2008年，对于是否在这个时间点接班，龚晓思心中也有几分不确定。为此，她特地找求学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商量，也确实听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教授认为等积累了更多经验的时候再接手会较为理想。但有些教授也支持龚晓思接班，他们认为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尚未定型，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融入到创业环境和氛围中去，同时年轻人往往是更有冲劲的，而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对于创业而言是个好时机。

　　龚晓思说，在她的性格中，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果断，一旦确定实施，就必定讲求执行。在龚晓思每天的日程当中，开篇是雷打不动清晨6点30分的起床时间，接下来一小时是早餐和跑步的时间。她手边总会有一个记录每天工作计划的本子，列着当天需要完成的十件或二十件事，确定执行完成之后，用笔将其在纸上划去。一个星期之后，龚晓思会对此加以分析：如果全部完成，就说明执行得不错，再看看哪些是可以优化整合的。

　　“人生没有哪条路是真正正确的，关键是选择了一条道路之后走下去。执行比目标重要。我的父母身体也不太好，我只有硬着头皮上目标。”龚晓思说，“我非常信奉毛主席的一句话：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扎根工地四个月

　　很多二代仰视父辈的基业如参天大树，而龚晓思却说，父母给的平台是非常小的，甚至微不足道。她入主企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公司原有粗放型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

　　所幸的是，龚晓思的父母并不排斥改革。在她大刀阔斧推进之下，原先的管理团队全员换血。龚晓思用人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让家里有血缘关系的亲眷进入公司，哪怕他是最为合适的人。她解释说，一来这样做对公司不健康；二来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后面难保刹得住车。新的创业团队平均年龄刚刚30岁出头。“他们缺少经验，这不是问题。他们有饱满的冲劲。公司现在的面貌是较之前提高了很多档次，已经初具现代化企业的雏形。我可以说，我们是走在建筑企业的前面”。

　　换人，就势必要面临压力。工地需要一名现场管理，前任离职之后，龚晓思一时之间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顶替，为今之计只有自己先行顶替。

　　生性倔强而不服输的龚晓思一下子将家临时搬到了公司，整整住了一个月，其后又断断续续住了两三个月。

　　当龚晓思再回望这段经历时，发现自己对公司、对人生的态度和经验就是从那段处理琐事的时光中，潜移默化地积累起来的。

　　胜任公司全岗位

　　此后，龚晓思又到材料采购的岗位蹲点。她跑工地、跑建材市场，问价格、问特性、问优缺点，拿着东家的说法去套西家的话。“最后，我总结出来，一个材料当你问到三五家的时候，基本上对它就了解了”。就这样，龚晓思上一个岗位学一门学问。“没有准备就没有准备，上去再学。到现在管人、管材、管物这中间的门门道道我都学会了。我敢说，我肯定比公司任何一个部门现在的经理干得好”。

　　几年来，龚晓思的领导风格也发生了些许变化。刚入主公司的时候，她说一不二，推行的是西方化、军事化的管理，强调执行。而现在，龚晓思更懂得不是每件事都是黑白分明只有一个标准。“我的骨子里还是非常强调执行的，但现在的我会在前期寻求每个人的意见”。

　　龚晓思骄傲地告诉记者，在四川，思博是第一个给农民工涨工资的企业，也是行业内第一个完成全员社保的公司。“我们主动这样做，是因为我创业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解决温饱，而是希望做一番让社会尊重、让员工喜爱的规范化的事业”。

　　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梦想、没有爱好、没有人生主张的“三无”青年陈闪，在21岁那年留学归国之后，成为了永久自行车的CEO。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富二代”手里，这家有着70年历史几乎要陷入行业困境的公司，在短时间之内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陈闪：自行车永久年轻

　　文/本刊记者  胡笑蓉

　　在陈闪身上，有太多的矛盾统一。

　　但凡见过陈闪的人，都不难发现他有一个不自觉的习惯性动作，就是咬自己的手指甲。很难想象，这一在医学上被认作是口欲期的延续，是缓解紧张、分散注意力的不良习惯，会出现在一位CEO的身上。尽管这位CEO年仅24岁。

　　当年父亲为儿子以“闪”字命名，多少有些出挑高调的希冀，然而在外界的传言中，陈闪生性木讷，不善言辞，甚为低调。传言空穴来风事必有因，但也不见得全然真切。在所有的进入媒体和公众视线的“富二代”中，陈闪的曝光次数并不算少。在采访当天早些时候，陈闪就还约见了其他媒体。而所谓不善言辞，更多的是在他看来，很多话没必要说出来。

　　2010年，陈闪为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花掉了100万元，这有点像他父亲陈荣当年在股海一掷120万美元的气势。只不过，陈荣让这笔钱在38天里变成了1200万美元。目前他是中国最大的保龄设备生产企业中路集团的创始人兼最大股东。而陈闪让一个70年来一成不变、几乎消失在普通人视野里的品牌再次成为话题，光是开心网，就有30多万人见证了永久的重生。

　　“三无”青年成长无波

　　陈闪有中国大多数“富二代”的相似经历：辛苦创业的父辈，国外深造背景，超越年龄和工作经验的公司头衔；同时，又有公众印象中截然不同的特质：踏实做人，踏实做事，踏实地成就实事。

　　与很多从小上贵族学校和私立学校的二代相比，虽然最后都是走上留学之路，但是之前在普通公立学校求学的经历，让陈闪觉得自己与身边的同学并没有多少不同。如果硬是要找出一些差异，或许就是儿时梦想。在周围同学都不断在脑海中冒着傻气勾勒未来职业蓝图的年纪，陈闪却从未有过任何诸如当艺术家、科学家之类的梦想。他的目标很明确，将来一定要回到家族企业，并一早就准备好了。“父亲没有给我任何暗示，但是我知道这种责任是逃不掉的”。

　　除了“没有梦想”，陈闪还有“两无”。陈闪用“没什么爱好”来形容自己：不吸烟，不嗜酒，不追求奢侈品，生活中几乎找不到需要花钱的地方，偶尔打打高尔夫也觉得浪费时间。从小，陈闪也没什么自己的人生主张。高二的时候他留学英国，21岁那年伦敦大学毕业，学的是数学。回国之后，出任一家有70年历史的公司的CEO，与其说这是他职业蓝图第一步，不如说这是一个父亲的安排，而且“应该经过了我爸的深思熟虑，是有道理的”。

　　“永久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的品牌和市场都是非常健康的，虽然它的产品不是主流的，但是比较有意思。”陈闪如是告诉记者，“每个人毕业之后都是要进入职场的，如果势必要进入一个公司，我想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像自己家的企业，能够给我提供更多创造的可能性，可利用的资源更广，可学习的东西更多。而且，我也觉得在经过实践之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深造，比毕业之后马上确定研究课题来得更为切合需求和实际。”

　　一个项目变身决策者

　　陈闪的父亲陈荣接手永久的时候，永久头上戴着ST的帽子。对于擅长资本运作的陈荣来说，摘掉ST，恢复永久上市交易是他为永久复活做的第一件事。

　　2007年底，陈闪开始接手永久。那个时候公司现金流充裕，且陈荣给予了他百分百的支持。但陈闪和父亲不一样，他对资本运作兴趣不大，比起父亲，他在复活永久时的行动更像是一个实业家。

　　陈闪回忆父亲交给他永久时说的话：“改变永久唯一的办法在于改变它的产品结构。”

　　在陈闪来之前，永久对于产品改变的探索已经开始很久了。永久和上海同济大学(微博)合作成立研究室，就是一直在为这个而努力。

　　在永久与同济大学合作的城市自行车研究项目中，其中有一项是公共自行车服务。在公交、地铁到家的“最后一公里”，可以用一张ID卡在30秒内刷卡租车。对于这一项目，公司内部原先并没有统一意见，因为前期投入太大，年度报表上显示的数字是不容忽视的巨大压力。但是陈闪却想通过这件事来改变这个公司的“意识形态”。“自行车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低毛利率。一旦成为公共自行车系统的终端之后，它的定价模式就转变成服务定价，政府买单。”他这般告诉记者。

　　于是，陈闪为此成立了一家上海永久公共自行车有限公司，并为其招募了接近50名员工。这些职员大多都不到30岁，非常之年轻，而且很多来自外地。因为“外地的年轻人更加努力刻苦，用人成本也相对较低”。2008年末，上海闵行“黑车钓鱼”事件发生，闵行区政府在舆论压力之下决定让公共自行车项目提前运营。

　　一年之后，闵行已经成为永久公共自行车项目最成功的地区。全区一共有2.6万辆自行车周转，每周租借次数达400多万次，一共有5030个租借网点。目前这个项目已经不仅局限于上海，还扩展到浙江、江苏以及其他省份。公共自行车项目让陈闪从一个门外的徘徊者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决策者。

　　“轻”设计破传统形象

　　如果说公共自行车项目为陈闪屏蔽掉了人们惯常送给”富二代”的负面关键词，那么永久C(微博)让大家看到了他对于一个企业的价值；如果说前者让企业的经营模式开始发生转型，那么后者让一个用70年的时间为中国人制造了1亿辆自行车的老品牌，以一种全新的时尚亮眼的姿态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成为互联网上疯转的话题。

　　2009年10月，当陈闪正在为永久未来的生存问题焦虑的时候，一个叫“乘思”的设计平台找到了永久。这个提倡极简主义，完全由80后组成，并在国外生活了多年的年轻的设计团队提出了一个概念，“轻客Chic”，意味着“低碳的、轻质的生活”。这个概念吸引了陈闪。

　　对陈闪而言，继续在价格上较劲，将把永久和行业都推向绝境。而自行车高端市场，主要为一些技术能力突出的外资品牌把持，也不是永久的强项。因此，永久必须在传统市场之外找到突破口，这恰与“乘思”的意图不谋而合。甚至具体到开发复古车型这个构想本身，也与永久今年70周年纪念的主题相扣。陈闪希望借这个项目让永久从中央工厂过渡到以研发设计为中心，彻底转嫁劳动力成本，并且接触到更高端的消费人群。如不然，永久就始终在透支自己的品牌价值。

　　陈闪告诉记者：“自行车正在从一种运动方式向生活方式转变。开车和骑车是很不一样的。车是封闭的，速度快，会错过很多细节；而自行车是开放的，它可以与周边的环境有更多的互动，也有更多的体验，从视觉到听觉，从触觉到嗅觉。所以永久C不是一辆自行车，它可以是爱情，是自由，是城市，是色彩，自行车也可以表达一种情绪。永久不是技术公司，市用车更符合永久的形象。”

　　最初登场的永久C在永久原先经典的款式上，调整了流畅的线条，配制了时尚的色彩，颜色有中国红、薄荷绿、象牙白、冰雪粉、天空蓝等10多款共5大系列，而且名字都很新颖，比如北山系列、颐和系列、五原系列、柳荫系列、淡水系列。它们都来源于城市的道路名称，像杭州的北山路、南京的颐和路等，都是一些适合骑行的路段。

　　去年9月9日，永久C旗舰店在淘宝商城(微博)上线，预售990辆车，价格在699元到999元。不到半个月，首批生产的500辆车一销而空，豆瓣上、新浪微博上，新车主们纷纷秀出照片，而第二批的顾客，只能等到当年国庆节后才能收货。后来颜色和系列进一步得到丰富和提升。

　　陈闪说：“今后的永久C重心将围绕用户的需求开发各种可能性。例如，遛狗的人怕辛苦，所以自行车可以是人+狗+车的组合；爱好摄影的人不可能开车边走边拍，永久可以帮他设计专门的坐骑。只要有需求，我们甚至可以让它成为个性化的专属礼品。”

　　也曾年少轻狂，也曾撞过南墙，只是包一晨让这些仅仅留在曾经。现在这位年仅25岁的“小包董”，已经建起丽江古城内唯一一个高端酒店，投资了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电影，现正致力于架设起中国第一个行程召集与分享平台。

　　包一晨：一年做实一个项目

　　文/本刊记者  胡笑蓉

　　即便是在秋日里明晃肆洒的阳光下，这座被外界称为“沪上第一豪宅”的檀宫别墅还是难掩其天然的神秘。不过因为它年轻的主人，这里是神秘但不阴郁，甚至赋予了这座以欧洲经典建筑为蓝本的别墅以另一种生机。框架眼镜，白色衬衣，黑色西装，这栋别墅的主人包一晨，25岁的年纪将一身简单的黑白配穿出了自己的味道。

　　这似乎正应了他的名字。包一晨说，他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爷爷当年只上了3年书舍，但是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成为了上海钢琴厂厂长，并且参与生产了中国的第一架三角钢琴。‘晨’，顾名思义是早晨，希望的意思；而‘一’则表达的是一种简单、大气。”

　　而他的父亲，是前南江集团的董事长包涵——一位低调的上海富豪，起家于高端乐器代理，后从事房地产和影视文化产业，2006年入列胡润百富榜。包家所在的檀宫别墅，就是南江控股的华丽家族开发的。

　　当日浮夸今日做人家

　　采访是日，包一晨旗下的行囊网与由百胜年代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奇艺网(微博)共同投资拍摄的青春成长电影《岁月无声》入围第七届中美电影节竞赛单元，与《雪花秘扇》、《桃姐》等影片一起获得金天使奖提名，他即日将启程赴美参与盛典。采访过程中，包一晨不时需要与公司一员工沟通购买机票事宜。或许是公司的员工经验不足，包一晨在电话中灌输诸如购买往返机票比单程机票要划算得多等等的购票秘笈，并反复要求询问比较多家航空公司的价格，确定为最低之后再进行订票。如果是互不相识的旁人，很难想象这一番来来回回的折腾，发出指令的是公众心目中挥金如土的所谓的“富二代”。

　　今日会做人家的包一晨也曾有过一段荒唐，几度购买豪车，夜夜笙歌。他在自己的微博中曾写道：“回国那年老头给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钞票，于是我随意地挥霍。初出茅庐的小鬼不知天高地厚，致使当年的虚荣心膨胀到了极点。紧接着自以为是地又被开着同款车的骗子精彩地上了一堂大课。最后老头没收了小金库，当机立断的。理由是无力驾驭财富。”

　　世界上很多因果无法用对错来解释。这次意外正是因为包一晨有着无法抹去的二代烙印，所以他一直特别佩服不靠父荫白手起家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待他们的态度，多少是一种仰视的尊重”。太想证明自己“也可以”，反而成为了父亲口中对财富驾驭的“没能力”。

　　父亲这样的评价让包一晨“怀恨”多年，尽管他们亦师亦友。“我父亲很爱我，但杜绝溺爱。我们像兄弟一样，互相尊重，但在我心目中，父亲永远是第一位的。曾经，在我与父亲的意见发生冲突时，我会一意孤行，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遇到问题，我会和父亲商量，参考他的意见。如今望眼欲穿，发现在不同的时期，驾驭永远是门学问”。

　　也正是由于这段经历，让包一晨忽然对那种浮夸的生活心生厌倦。“父辈老了，如果我还在挥霍，到那个时候再想努力起步，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包一晨如是说，“我希望可以扎实地生活，一年做一个项目，周围有些富家子弟对外声称‘没有上千万的生意不做’，我希望自己踏踏实实，做完一个再做另一个。”

　　背起行囊投入下一站

　　行囊网是包一晨今年全身心投入的一项工作。在这之前，丽江古城的亿邦丽江酒店是在他手里完成的第一个项目。他说：“酒店运营正常化后，我认为年轻人不允许长时间待在丽江这么一个散漫相对慵懒的地方；酒店统筹起来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至于酒店管理，我不懂服务，但坚信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落实。行囊网彻底是一次全新的旅程，项目本身给与了我和团队充分施展想象与创新的契机，同时也具有极大挑战性，我将其看作是一种恩赐。”

　　在包一晨看来，他们的父辈大多是50后，在他们的经历中没有旅游的概念，去的景点最多也就是新马泰，坐大巴到景点拍个照，就是所谓的旅游。如今人民富有了，开始追求对精神世界的满足，旅游行业的蓬勃发展是大势所趋。“在国外，旅游都推荐提前制订出行计划，那个时候机票价格也更为便宜；而国内的模式则相对单一，就是报团。我希望通过行囊网这一行程召集与分享的平台引导或改善老百姓对旅游行程的全新概念。它更像是一个行程公布嫁接微博与开心网、人人网的网络分享及交友平台。一切工作正按照原计划紧锣密鼓地展开着。目前正进行封闭性内测，2012年1月1日进行公测”。

　　采访结束后一周，好消息传来。行囊网参与投资并且制作的电影《岁月无声》获得第七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最佳新晋制作人奖。包一晨将它视作是行囊网旗开得胜的好兆头。影片讲述了一群上世纪80年代末的高中学生从少年到中年、从校园到社会、从往日到今日的成长历程，故事跨度超过20年。不知影片中有多少是与包一晨成长重叠的印迹？

　　事必躬亲试水丽江城

　　包一晨对行囊网踌躇满志，正是源于其首个项目亿邦丽江酒店的成功运作。

　　当初项目进入视线并非刻意，说来也算是机缘巧合。2008年3月，包一晨从“整合”中看到了机会。他将此作为一个课题，一次用心的尝试，于是和朋友启程丽江，回来之后写了一份市场分析报告。他看中的是丽江古城中的一条巷子，其中有19座纳西族传统民居庭院，如今改造后共拥有100间以丽江为主调风格却形式各异的客房。在古城的规划中，这条街未来会是丽江新规划中的主入口，停车场以及一些其他配套功能已经初见雏形，值得投资。隔了一个3月，包一晨的丽江旅游项目就启动了。从那时开始，这个在上海这座大都市里娇生惯养的少爷在丽江扎了下来，住客栈，坐公汽，做一切原来视为吃苦的事情。

　　然而这些远远不是最最困难的。丽江是国家5A级风景区，古城的房子产权不能外转，所以只能采取租的形式。这就带来几个问题。首先，这条巷子里面的古院有的原先就是客栈，有二房东甚至三房东、四房东，通过谈判把巷子里所有的院子收齐就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其次，因为只能以租约的形式进行，这就意味着没有抵押，不能贷款，所有支付银货两讫，对资金回笼的速度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最大的问题是当地人对法律没有认知。法律是保障双方利益、保护民居的，但是在当地人的意识中，法律往往是有钱一方保护自己的手段”。在这19家中，全部是由包一晨参与出面，各个击破的。最终花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谈妥所有古宅的租约，效率不可谓不高。

　　收院子只是第一步。而当地的施工意识仅保留在对建房只需要把四根柱子竖起来，然后封上顶的低水准阶段，这也是为何在丽江古城的住宿形态多以纯客栈的形式居多。最后包一晨唯有特地从上海调来235个工人，以保证完成他对酒店的高标准要求。从整修到装修，都由他们干。最后古宅修旧如旧，不但没有破坏本身的建筑和结构，在装修设计上，都以古城特色五星为标准，每一间在房型、装修风格上都不一样。为了确保装修品质，大部分配件都是从广东、上海等地采购，力求在兼顾风格多元和价格便宜的同时，质量得到保证。包一晨说，这些房子最大的特色，就是体现了节能环保的思想。“比如，所有房间装洗发水等的瓶子，都是玉米渣做的。”

　　包一晨告诉记者：“亿邦丽江酒店非常注重客人的质量和品位，有钱消费并不与有品位划等号，我们的目标客户群以境外和大城市的客人为主；我们也尽量不做营销，追求的就是让客人无意中逛到之后的惊艳。”即便如此依然难挡亿邦丽江酒店的红火，今年“十一”长假前半个月，酒店早已全部满员。

　　我们需要怎样的富二代？

　　二代面临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兼容的、复杂的、共生的时代，如果二代按一个标准框框来成长培养，不是时代的希望，而是社会的悲哀。

　　文/本刊记者  胡笑蓉

　　二代为何会被妖魔化？我们究竟需要怎么样的二代？怎么样的二代才称得上是“有为”？两代之间如何形成共识？带着一系列的问题，在一个秋日的午后，记者走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微博)海外教育学院对二代传承颇有研究的戴明朝博士。

　　二代应当更胜父辈

　　戴明朝博士在与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交流中发现，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主要是舶来品，两门学科的评价标准也都是西来的，但是中国人有着独特的管理学智慧，创业、守业、管理亦有着特别的初始文化基因。在复旦(微博)大学和上海国有文化投资集团工作多年后，他选择了交大海外学院。在这里，他更系统地思考民营经济尤其是家族企业的出路问题：“过去无非有两条道：一是企业转型为公众型公司；二是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来打理。重新思考的触媒是王均瑶事件。它使我开始思考，有没有上述两条道路之外的第三种选择？那个时候，社会舆论偏向于认为家族内部接班是落后的企业制度，但相映成趣的是，企业掌门人都希望基业长青，偏向内部人接班。如果要两者兼顾，最后落实下来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做家族企业，既能肩负社会责任，又能同时掌控家族企业。”

　　戴博士认为，很多人反对家族内部人员接班，背后的担心其实可以归结为对“管理的有效性和组织的开放性”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家族接班容易导致人才使用的天花板效应。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对“富二代”的不信任，也放大了这一问题的影响面。于是，问题就转换为“社会为什么对‘富二代’如此不信任”？戴博士在大量的接触基础上得出结论：“其实从总体上来说，二代群体无论是眼界、起点还是资质都优越于他们的父辈，当然在闯劲、勤奋、敢为等方面略逊。坦率讲，仅仅考虑是否接班容易导致问题窄化，只有我们把问题转化为如何‘超越父辈’，将三十年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民营企业推向品牌化、国际化、内需化，才更加符合时代趋势和人性需要。”

　　二代为何被妖魔化？

　　二代为何会被妖魔化？戴明朝博士分析了三点原因。

　　第一，缘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评论标准。人类学家有一种观点，将人类社会分为前喻社会、同喻社会和后喻社会。在东亚普遍为前喻社会，强调历史和经验，“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它的落脚点是强调上一辈，常见的论调是九斤老太式的，无论是上一代看下一代还是社会看下一代，都习惯于趋向“一代不如一代”。其实，父子是客观的中立的两双体，前喻社会习惯以父评价子，但是现代化社会，每个人首先是你自己，以独立的个体承担责任、追求幸福、实现自我。不仅是他们做好准备了没有，而是全社会是否做好了准备。二代不认为自己是二代，他们希望拭去自己身上的二代符号。社会评价标准没有转变过来，不是关注其本身，这是二代被妖魔化的根本源头问题。

　　第二，中国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机会不均等导致的社会差裂。在大众的理解上，缘于优先占有的社会资源——甚至多少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地方——不仅在一代中分野明显，而且通过代际传递继续扩大，在转型期的社会舆论就容易成为情绪标的。因为，二代天生拥有更优越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事实上挤压了其他人成长的生存机会和发展空间。这是二代被妖魔化的社会基础背景。

　　第三，当然，最引人瞩目也不容否认的是，二代群体中有极少数表现欠佳。比如，自我膨胀，有恃无恐，甚至恃财、恃势傲物，极度张扬。这成为社会妖魔化最根本的触媒和集聚关注的焦点。

　　目前主要问题

　　戴明朝博士告诉记者，现在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并非是二代的素质问题，而是二代接班意愿相对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辈没有将接班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进行，最终造成了二代“不了解”、“不融入”、“不接受”家族企业的后果。

　　其次才是接班能力的问题。两代风格是否融合，能力结构是否融合，都是接班过程中的困难所在。父辈相对粗放型的传统管理模式与二代受到的教育、接受的资讯有着时代的强烈冲突和矛盾。加之，企业组织结构本身有着升级和调整的要求，这放大和加剧了二代接班的困境。

　　戴博士认为，这和国内没有系统、自觉、持续的二代教育不无关系。国内工商教育，集中在成熟的国民教育体系，按职业经理人模式来教育。完整系统的二代教育才刚刚起步，不能为两代人提供支撑，也未能提供适应家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素质的培养和领导。

　　我们需要怎样的二代

　　在戴明朝博士看来，二代面临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兼容的、复杂的、共生的时代，如果二代按一个标准框框来成长培养，不是时代的希望，而是社会的悲哀。

　　但是他认为，二代应有的共性特征是可以描述的。二代首先要具备的是责任。以前谈到责任，更多的是涉及对社会、对家庭、对企业的责任，其实首先应该是对自我选择的责任。他要有一种能够为自己负责、支撑自己选择的能力和信念，能自主选择一种不辜负自己灵魂的生活，能有意识地过一种有原则的生活。

　　其次是尊重。他能够去尊重民族的传统，同时也能够越过民族直向整个人类的传统。任何革新都是传统的再造。他们既有自我尊重的强烈诉求，特别是尊重不一样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能力和品格，同时在他们的世界能够为自己和他人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信念和准备。

　　再次是优雅。在中国的历史上，富者、贵者大凡优雅，这种传统在近代被打破。中国人经过最近三十年的沉浮，需要这批人倡导优雅的生活方式和心灵素养。他们能看懂不断变化的社会，引领时尚的潮流，穿透各种乱象看到事物的本原，又有从容面对人生际遇的智慧，有意识增进这种时代的从容感和优雅感。中国的GDP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位，发展速度跑得太快，需要等一等灵魂。谁能率先静心，聆听灵魂的脚步？二代有这个条件，从容优雅的远见、定见。如果中国的国际形象尤其是企业家形象还是一代，如果中国的官员形象还是传统模板，在国际大众的印象中，就仍然会停留在暴发户的形象、传声筒的形象。这就要求受过较为良好教育、有广泛国际交流的二代，来重塑优雅。

　　二代该有的财富观

　　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三代仿佛是一个魔咒，让很多民营企业、家族企业心怀戚戚。在戴明朝博士看来，“富不过三代”一方面有其真理性。“因为企业是有机体，任何组织和财富都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会衰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生命现象。这提醒为富者更多地去思考财富的品质和财富的传承之间的关联度。人性负面性的要素，如骄、奢、淫、逸、恶、傲、懒、贪、痴、嗔等都是腐蚀财富的利剑。另一方面，仅从财富本身而言，今天可以借助各种金融工具、金融手段，实现“富”过三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可能。换句话说，财富过三代不难，但要让一代缔造的企业组织本身，熬过三代仍卓然傲立，难。当然，这其中也有概率性的问题。社会财富的安排中，财富的机制是流动的。

　　当然，如果从全局系统的观点来看，社会财富的流动性本身对社会也有它正面的意义，这样才能实现总体上机会均等化的可能性。开玩笑说一句，如果所有的基业都长青，那“穷二代”、“农二代”不是就更没有出头之日。一如乡间谚语所说，“龙生龙、凤生凤，生得老鼠只能打地洞”。但是我们说，即便富不过三代，也相信二代中会有相当一批人，能够实现将更自觉、更平等、更德性的财富传得久远些，更久远些。

　　那么在三代中，二代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该具有怎样的财富观呢？

　　戴博士认为，二代首先要具有自觉的财富观。所谓自觉，包括取和用两个方面。一是所有财富的获取和支配是有原则的，二是尽可能地克服非理性的、冲动型的、炫耀性的消费。

　　其次，是有品质的财富观。这是更高一个层次，即在获取财富时讲“道”，在支配财富时发挥最大效应。特别是这个效应的评价机制主要不针对自己，而是针对社会总体的最大效应——包括自我但不限于自我。

　　再次，是有德性的财富观。无论获取、支配还是分享财富时，都能尽最大可能地体会财富对弱势群体的边际效应。100万元对自己带来的幸福快乐与100万元对需要的人解决的问题做对比，在幸福的共同感上，创造最大幸福公约数。

　　最核心的根本是，要有将非物质财富的东西看得比财富更重要的心灵财富观。可见财富是人类财富的一小部分。衡量成就、掂量成功、体味幸福，不以财富为标准，是为更高意义的财富观。

　　完美过渡基业长青

　　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理想状态的过渡是顺滑的、无缝的，但事实是这一过渡肯定会有摩擦和沟通不畅。因为两代人的经历、出发点、目标都是不一样的。过分地追求理想化的过渡本身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没有斗争就没有统一。我们应该追求一些办法把分歧控制在一定的容忍度内，不应该影响两代人正常交流。有没有可能实现完美过渡？有！但是这就对二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此，戴明朝博士总结归纳了四点。

　　第一，二代要有一种非常好的倾听美德智慧和出色的沟通技巧。既要能够洞彻一代基于亲情背后的智慧考量，又要在技术上确保两代之间“speak out、listen、be heard”的良好沟通机制。最好的方式不是让自己显得有理，穷追一代的逻辑和认识缺陷，而是找到让上辈自己发现问题的方式方法，让其自觉做心理上的退让和调整。即古人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第二，二代要有凝聚共识的能力，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当意见A和意见B相对立的时候，二代要能提供一个意见C包含A、B意见，提供框架方案，打造共识，包容异见，引领时代；当实在无法达成共识，二代要有勇于决断的能力，局部争取的能力，探索检验的能力，去改变世界、改变规则，重新缔造共识。

　　第三，二代要善于借助于非职业性的技术和手段，借助于第三方比如教育机构、咨询机构和长辈的朋友圈中人的力量和智慧，进行两代良性沟通。

　　第四，二代要培养自己的胸怀，把分歧和孝道有效区分。主动放弃争执，以情化理。就像毕淑敏所说的，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亲情的地方。二代的最终目标不是证明长辈错了，而是得到长辈的认同和接受。

　　戴博士最后指出，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和自觉，既要二代自己努力学习、长于思考，也要教育界更加系统全面地提供针对性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