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根生

　　“我只是行贿，为什么判得比受贿还重？”广东韶关宜达燃料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思宜二审“叫屈”发人深思。

　　日前，广东韶关宜达燃料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原全国人大代表、“粤北首富”朱思宜案在河源中院一审宣判：韶关宜达公司因行贿1693万元，犯单位行贿罪，处罚金800万元；朱思宜个人行贿220万元，犯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没收财产50万元。对此判决结果，朱思宜感到很委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行贿比受贿者判得还重。

　　实际上，按照我国现行刑法，行贿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朱思宜“贿赂过30多个厅级干部”，被称“行贿王”。 据悉，已有多名厅级干部因此而被追究刑责，一名受贿者已被一审判处死缓。对照刑法，看看相关的判决结果，真不知朱思宜“屈”从何来？

　　“粤北首富”朱思宜因行贿被依法判刑，实际上再度透出一个强烈信号：“向行贿宣战”已不再是口号。

　　没有行贿何来受贿？正是鉴于行贿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对受贿和行贿分别规定了受贿罪和行贿罪两组罪名，既打击受贿一方，又打击行贿一方。换句话说，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向来实行“双打”制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地方基本上仍是打击受贿犯罪严，对行贿犯罪打击往往失之于宽。受贿者被判死刑者比比皆是，而行贿者大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甚至不予起诉。以致人们屡屡追问：行贿人到哪里去了？

　　有人总觉得，行贿行为“是被迫而为之且主观恶性小”。其实不然。受贿和行贿在刑法中被称为对象犯或对合犯，有受贿必然有行贿。行贿的社会危害性也很严重，它不仅侵犯了国家廉洁制度，而且很多行贿者是贿赂犯罪发生的始作俑者，若对其量刑过低，只能造成行贿者无所顾忌地违法犯罪，必然加剧腐败现象，破坏社会与市场秩序。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只有坚持依法“双打”，将贿赂双方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才能使反腐败更有成效。

　　中国传统商业向来依附于官僚体制。这种不正当政商关系演变到今天，就成了靠所谓“权力公关”来获取资源。贿赂案不断冒出来，就与此直接有关。因此，“向行贿宣战”不能停留在打击行贿受贿层面，更需要在行政体制改革中严格界定政府权力边际，强力推进权力阳光运行机制，构建健康政商关系，由此方能有效杜绝权力寻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