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

　　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地方政府发债的话题被重新摆上台面，还是很合时宜的。但是，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地方政府发债最好还是要谋定而动，不宜操之过急。

　　虽然地方政府发债的好处，在这几天被媒体较为充分地发掘了一番，比如：可以有力地支持地方建设进而拉动全国经济增长，老百姓可以得到更多实惠，地方政府将更有责任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还有人以“地方政府发债正成为世界潮流”来论证我国实行这一政策的合理性，虽然不乏东施效颦的味道，倒也直率得可爱。但是，这些论证，显然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几个本质性问题。脱开这些问题谈论地方政府发债，就颇继承了清谈的遗韵。

　　放开地方政府发债，首先要搞清各地方政府既有的隐性债务存量。

　　各地政府存在隐性债务，是被各界所承认的(至今还未看到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目前的问题是这些隐性债务存量的大小。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即使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也没有一个较为权威、令人信服的数据。按照人情事理来揣测一下，估计数量不小，否则早就应该张榜公告天下了。好像“数量不小”的观点也是被各界承认的，当初“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还曾经被屡屡拿来证明人民币长期看贬的趋势呢。

　　在没有搞清楚存量的情况下，就贸然开闸地方政府发债，虽然也许能振奋地方GDP增长于一时，但新债压旧债，需要后世子孙填补的窟窿也可能会越搞越大，并最终影响地方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放开地方政府发债，其次要搞清各地方政府的信托责任问题。

　　虽然按照传统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伪命题，但现实情况是，这个问题却十分真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地方政府的信托责任，其中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其一，应明确地方政府对谁负责，是对上级负责还是对地方民生负责。其二，各届政府的工作如何很好地衔接，以保持其连续性、可持续性。其三，责任追究制度如何建立，为政地方者应承担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其四，是否需要引入地方政府破产制度，其本质是中央政府是否需要为地方政府承担最终责任。其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否需要因此重新定位，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也需要重新定位。

　　为官一任，谁都想做出点政绩。但两届地方政府之间的衔接却很可能因此出现不协调。这样的例子随便翻检，便能寻出一大堆。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每一届政府都为了自己的政绩大发其债，虽然个体选择可能是理性的、正确的，但几届政府运作下来，我们得到的很可能是相反的结果。

　　放开地方政府发债，第三要搞清人大如何监督的问题。

　　就现实而言，各地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约束力极其低下。最为国人诟病的著名例子是，某地方政府一把手，慷地方之慨，盛邀外国同行“旅游”，全程免费；而地方人大对这样的行为却没有一点办法。在这样的背景下，贸然放开债务发行权，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改革硕果”，即使很缺乏想象力的人，想必也能为之细致描述一番。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在地方政府发债这个问题上，必须尽快完善地方人大相应的监督机制。发债的用途、规模、资金的使用、偿还等环节，必须受到较为致密的监管。但从目前的改革进程看，我们还没有理由过于乐观，建立起这种现代化的体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远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发债不宜操之过急。

　　放开地方政府发债，还要理顺各地区之间合作、竞争的关系问题。虽然有专家强调，中国改革三十年来，县域经济的充分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竞争也为我们带来许多难于下咽的恶果：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各自为政，等等。尤其是生存环境、生产环境的持续加速恶化，不能不使我们对未来前途产生深深的忧虑。

　　在这样的“竞争文化”没有得到较为彻底的清算前，各地区之间现代化的关系没有确立之前，贸然启动地方政府发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可能要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当前的形势下，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衰退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地财政及经济发展都面临较大的困难。面对困难，在想办法开源的同时，厉行节流也不失一个好办法。但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措施坚定人民的信心。正像温家宝总理所言，信心最重要。但要坚定人民的信心，显然需要各地政府拿出一些全新的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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