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期货研发已进入收官阶段 监管协调保驾护航

　　黄杰

　　当所有的眼球都被股指期货深深吸引的同时，开张伊始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金所)正在加紧运作第二张“王牌”——国债期货。

　　记者获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已专门成立了“国债期货联合研究小组”。据接近中金所研发部的人士透露，国债期货此前一直受制于监管机构之间尚不完善的协调机制。现在，管理层正在尝试建立央行、财政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这被视为国债期货复出的最佳机遇。

　　对此，中国国债协会秘书长张红力认为，如果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能够到位，国债期货复出即在预料之中。“现在的大环境和1995年叫停时已明显不一样了，国债期货复出时机完全成熟。”

　　研发已进入收官阶段

　　距离1995年的强制叫停，国债期货已阔别市场11年之久。然而，最新消息显示，年底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为此带来转机。

　　“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日益成熟，单靠股指期货一个大品种不足以支撑中金所未来的运作和发展，因此，国债期货短期内必须复出。”北京工商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透露，财政部和央行、证监会对于国债期货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过。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2005年6月15日，由央行推出的银行间债券远期交易由于具有一定的做空功能和交易放大效应，已经具有国债期货的雏形。

　　“市场层面对国债期货的热盼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国债协会副秘书长、原财政部国债司副司长李大春表示，国债期货作为金融衍生品的一个主要品种，具有风险较低、信誉度高等一系列特征，地位非其他品种可以取代。

　　另据“国债期货联合研究小组”内部人士透露，目前国债期货的研发已进入收官状态。“研究的重点就是如何规避风险。大家都认为，当年的国债期货从品种设计上来讲，不存在大的瑕疵，只是我们的监管没有跟上，市场发育不够成熟，法制也不够健全。”

　　张红力说，国债期货的推出条件要比汇率期货成熟得多。她透露，中国国债协会正在筹备举办一个国债期货培训班。“明年上半年，如果政策明朗，就专门办个针对中国国债期货如何操作的培训班，如果部委之间没有协调好，则办一个学习国外国债期货的业务培训班。”

　　“327国债”阴影犹存

　　上海中期高级顾问方世圣认为，国内目前处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一切以求稳为原则。“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在推出国债期货时会慎之又慎。”

　　他表示，1995年的“327国债事件”给市场和监管层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现在要推国债期货，首先需要考虑如何规避风险，其次才会考虑这个品种对完善市场体系的意义。

　　1993年就开始接触国债期货的东海证券资深分析师王兴俊认为，1995年国债期货之所以被取消，主要因为监管机制不到位。他坦言，当年的国债期货产品本身不存在大的瑕疵，现在要推其实无须重新设计，所要做的仅是修改和完善。

　　1995年2月23日，上海国债市场一度出现异常震荡，327品种成交金额占了期市总成交额近80%。对此，上交所发布紧急通知称：当日16∶20以后的国债期货327品种的交易存在严重蓄意违规行为，故该部分成交不纳入计算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范围。2月24日，上交所对国债期货交易采取了涨跌停板制，加强持仓限额管理，严禁相互借用仓位，控制持仓合约使用结构等措施。

　　5月18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宣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国内第一个金融衍生产品就此夭折。

　　期待监管协调机制

　　“监管层能否有效控制国债期货的风险现在还无从得知。”王兴俊认为，除了这一因素，国债期货复出的最大障碍是我国金融行业部委之间缺乏协调。

　　而对此，财政部副部长李勇日前曾表示，我国正在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

　　坊间盛传，这一协调机制将成为年底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议题。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至今仅举行过两次，每次都伴以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在内的重大政策变动。

　　胡俞越分析说，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国内金融业在国内存贷款业务方面深耕了许多年，根基牢固，国外金融机构短期内不构成威胁。但是，“外资金融机构压根就没看中这块业务”，“这些传统金融业务在国际金融机构眼里利润有限，缺乏吸引力。相反，他们长期关注的各种金融衍生品业务量和利润空间都是传统业务的几倍。”

　　胡俞越认为，眼下恢复国债期货交易的最大阻碍是各个管理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而协调机制可以缓解此症。

　　一些部委间的内部消息亦显示，将来考虑推出的汇率期货同样受制于部委之间的协调不到位。

　　财政部财科所金融研究室研究员杨元杰分析说，2006年是我国加入WTO后，国内金融行业继续实行暂不开放政策的最后一年，因此，中央层面必须在今年内有效解决好金融业开放后如何进行有效监管等一系列问题。他表示，新的协调机制如果能够尽快产生，不仅有助于我国应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势渗透，也将有力推动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