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数据显示，中资银行的不良率为0.95%，然而，无论银行内部、金融专家、评级机构，还是地方企业主乃至地方监管机构，对实际不良率的测算莫衷一是

　　尽管公开的数据均显示中资银行的不良率并没有出现异常，但多种迹象表明，决策层已对此高度警觉。

　　“不良率只有1.58%。”坐在对面的浙江银监局高管面对记者的疑问，欲言又止。良久，又轻声细语道：官方公布的数据是这个。

　　同一天，一家商业银行杭州分行的风控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概：“一线业务如此吃紧，却被财报数据轻描淡写了。”

　　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三季度中资银行的不良率为0.95%，然而，无论银行内部、金融专家、评级机构，还是地方企业主乃至地方监管机构，对实际不良率的测算莫衷一是。

　　2012年，全球经济并未如愿转暖，中国部分行业和区域、部分客户群体的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房地产、光伏、钢铁和出口相关的行业尤甚。一些市场机构测算的总潜在不良率普遍与银行公布数据差距较大，中小微企业的区域性停产风波更无法支撑金融系统高层的乐观表态。

　　问题在于，银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在实施时往往发生偏离，银行通过技术手段，将损失程度较高的贷款划入损失程度较低的贷款类别，达到虚增利润的目的。

　　此外，银行对不良率考核层层下压，分行支行必须自己“消化”不良率，不惜采用平移、覆盖、展期等方式，造成诸多贷款乱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指出，金融领域存在潜在的区域性风险，要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采取有效举措加以解决。

　　有别于2002年香港银行业不良率3.2%、1997年新加坡3.6%、2000年台湾的5.8%和2009年美国金融系统几近崩盘，中国目前的不良率风险尚处于由浅入深、由点及面阶段，风险总体可控。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及时处置风险的时间窗口。

　　从历史上看，当前不良率还未达高位，且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趋稳，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有效化解，以及整体宏观经济企稳向好，不良率的风险有望在经济的科学发展中妥善化解。

　　迎战不良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这个“硬道理”，才能对冲各种显性和隐性的经济风险

　　2012年12月底，三段手机录音辗转到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手里。

　　录音中，疑似浙江金华银行杭州分行一位客户经理与杭州福莱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岚之间展开了争论，前者就后者在金华银行贷款2000万元一事索要了96万元“好处费”，反复催促后者将还未打进自己账户的10万元赶紧办妥，态度急促。

　　多方求证得知，以上事件并非个案，在江浙、广东等中小微企业高度聚集地区，从一笔普通贷款中私下获利百万元的不是个例。

　　“经济下行时期，银行处于议价强势地位，不安分的客户经理总能大捞一笔。”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与此同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自2011年以来的企业倒闭潮还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

　　据浙江省高院统计，2012年已有诸如企业倒闭、跑路等847个涉及银行贷款的金融案件报送高院，标的总金额达120亿元。

　　另据浙江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仅2012年上半年温州市工业企业减产、停产比例高达60.43%。

　　伴随一些企业破产、停产，当地银行的不良率也在急促上升。温州银行的不良率从2011年末的0.99%升至2012年6月的1.72%，浙江全省前11月的不良率数据上升到1.58%。同时，今年银行业系统不良率出现区域性、行业性等特点。

　　面对不良率的上升，金融机构以及监管机构纷纷开始采取措施，严格防范不良风险。

　　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业不良风险总体可控，随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支持政策的出台，2013年全国整体总潜在不良率增长速度会稍有减缓。但治标更要治本，从宏观根源发展消费信贷、建立信贷文化才是长远之策。

　　“不良循环”

　　近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走进浙江建德市乾潭镇工业园区，发现，不少厂区大门紧闭，厂房和办公楼均贴上封条。一问才知，乾潭镇相对大型的企业半年内倒闭了十多家。

　　“破产的、跑路的，比去年多。”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平日里企业家最热衷于成为地方人大代表等，但这两周安排填表申报企业家们的手机却一直关着。

　　据悉，企业家的“消失”与临近年底有关，每年这个时候是银行回收信贷的时段。

　　浙江当地一位企业家表示，2012年以来，“企业愁贷、银行惜贷”的状况仍未改观，高利贷有重新抬头之势。

　　事实上，银行系统并不缺资金，不少银行在年初还愁资金贷不出去。央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11个月，累计新增人民币信贷已达到7.75万亿元，超过2011年全年7.47万亿元的水平。

　　上述企业家表示，主要是企业业绩下滑使得银行不愿意再贷款，企业得不到贷款生产经营又受到进一步影响。

　　一方愁贷、一方惜贷，使得市场上现金流匮乏，一些企业甚至连贷款审批过程中所需的“掉头资金”都难以筹足，一些企业因此陷入不良循环之中。

　　但此刻，一些客户经理，却在变本加厉地对企业“吃拿卡要”，落井下石。

　　一位城商行杭州分行内部人士透露，有的客户经理以额度限制、审批时限等诸多理由对企业拖贷、延贷，目的便是通过自己与特定高利贷组织的无间合作，迫使企业在“掉头期”内为资金周转付出高额利息，自己则事后以“五五分”甚至“三七分”非法牟利。

　　据上述人士了解，国有大行也有类似行为。近期，建德市一张姓民营企业家向当地一国有大行申请200万元贷款时，47天的超长审批让他前后共付出多达62万元的隐性成本。“这无异于制造高利贷、制造企业危机”。

　　采访中还有一些人表示，上述现象在东部沿海尤其是一些中小银行中并不鲜见，近三年来有上升之势。

　　尽管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监管部门，对上述现象一直持坚决打击态度，但金融违规案件具有难举证、难追溯和隐蔽性等特点，目前还主要限于对分支行高管的排查，一线管理还需进一步加强。

　　实现的难点还有，一线客户经理的频繁流动客观上增加了监管难度。

　　一位从事银行业13年的客户经理，曾先后任职于兴业、光大、稠州、交行、民生和金华等银行，最短的任职期限是在恒丰待了一个多月。

　　他告诉记者，“这只是普遍频率”，他常在不同的银行与曾经多个同事再次共事，“许多人都频繁跳槽，十年内共事三次很正常”。

　　另一位商业银行杭州分行风控部总经理也坦言，当地员工年流动比率低则30%，高则60%，“只要能跳槽，成熟的客户经理都会走”。究其原因，就在于对私下获利一旦暴露的“警觉”态度和对监管层纠察风险的“防范”心理，“不能老在一个坑里挖钱”。

　　“应该对从业人员实行类似黑名单管理。”一位业内人士认为，每一笔查处的背后都包含着巨大的工作量，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应成为监管部门最主要的关注点。

　　真实不良率

　　综合观察，实体企业经济下滑已经传导至一些区域的银行业等金融机构。浙江银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省2012年前11月的不良率数据为1.58%，比年初上升了0.66个百分点。不良余额为935.61亿元，比年初增加444.21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为2107.61亿元，比年初增加了259.27亿元，关注类比例为3.57%。

　　2012年12月12日，杭州海关公布浙江省前11个月外贸数据。11月份，浙江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59.8亿美元，同比下降2.5%。以外向型经济见长的浙江，外贸下降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效益。

　　浙江当地一些银行业人士指出，当地不良率数据不乐观预计或比现在看到的还要高，“浙江需要警惕和防范新一轮区域金融风险的集聚。”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温州乃至浙江的部分银行不良率已超过8%。”周德文如此说。

　　在各家银行三季报中，不良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大多“双升”，其中浦发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同期涨幅达70%，其温州分行不良贷款增量占全行70%且不良率为5.42%，其温州、宁波和杭州三家分行新增不良贷款达全行的94%，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为7.19%。

　　除此之外，三季报中各大银行公布的不良率几乎均低于1%，农行、工行、中行和中信4家银行三季度不良率环比下降。银监会数据也显示，全行业不良率仅0.95%与年初基本持平，低于2011年平均约1%的水平。

　　“也许一线业务的‘水深火热’，被财报数据轻描淡写了。”上述人士坦言。

　　银河证券分析师郭怡娴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估值隐含不良率中位数已到了很高的线上”，并告诉记者“可从拨备数量中得出该数据”。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发布《2012：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称，“关注类贷款账面风险与实际风险偏差最大，信贷风险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且2012年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规模将同比增长10%左右”。

　　“眼下只有计算出银行业总潜在不良贷款，才能直指问题的关键。”高盛高华资深分析师程博指出。所谓“总潜在不良贷款”，即已公布不良贷款与诸多产能过剩且盈利能力降低的企业潜在不良贷款之和。

　　高盛高华研究总监、董事总经理马宁在《中国银行业信贷观察报告》中也详细阐释了基于对采矿、钢贸和地方平台贷等总潜在不良率的保守估算，银行业潜在不良率远高于银监会数据的0.95%，约达到5.4%。

　　中信证券分析师王一峰表示，尽管诸如光伏、风电等被列为“国家新兴战略产业”的贷款具有风险，但却从未被任何一家银行列入不良。

　　维持类似判断的投行、券商和评级机构不在少数。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也曾对外表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下行期间，2%左右的不良率相对更为真实”。

　　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新增逾期贷款1257.87亿元、新增关注类贷款289.42亿元。下一步很可能沦为不良的趋势在加大。

　　在浙江，今年以来坊间一度流传着“一建三发”的说法，即建行、平安(原深发展)、浦发和广发四家银行不良率压力较大。

　　“浙江银行业平均不良率已到了一个高点上，若不包括国有大行则将更高。”前述城商行人士称，“我们行里上报的不到真实数据的1/3。”

　　地域性行业性特点

　　2012年中国银行业系统不良率出现两种特点，一是区域性特点，二是行业性特点。

　　地域性方面，除了浙江外，内蒙古、广东以及江苏一些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一位国有大行的高管就表示，眼下鄂尔多斯、佛山、东莞、中山和江苏部分地区(的不良趋势)已值得高度关注。

　　行业方面，钢贸、光伏行业的不良率上升明显，个别银行的光伏、钢贸行业不良率甚至超过15%。光伏行业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2012年以来破产企业增加。钢铁行业由于整体宏观经济下行，市场萎缩，企业效益下滑。

　　金融系统具有传导性、渗透性特点，无论是企业贸易与投资往来，还是产业链、行业片区相互交融，都让风险由点及面地蔓延。

　　中信证券分析师王一峰认为，行业上，风险正从船舶、光伏、钢铁等困难行业向其他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交通、仓储和邮政业等扩散。地域上，其波及面也从东部向中西部、南方向北方地区蔓延，并从对外出口型企业向内销企业扩散。

　　“受到影响的行业和地区能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他告诉记者，把控不严就将交互感染，同一产业链上“一人得病全家遭殃”。

　　广发银行[微博]内部的《2012年风险管理指引》明确提出，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调控影响了产业链上游的水泥、钢铁等行业，加之铁矿石等原料价格弱势盘整，产业链成本支撑不牢固。钢铁行业需求低迷的同时，资金成本高、经销商囤货意愿低和产量下降等因素，又使得产业链下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低，整个产业链毛利率大幅下降，企业资金链普遍紧张。

　　马宁在《中国银行业信贷观察报告》中指出：根据公开数据分析得出，当前中国工业和采矿企业平均不良率为1.3%，钢铁等大宗商品交易行业平均不良率为1.6%。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当前公布的总体不良率从5%到30%不等，大量企业被认为在商业经营上已难以为继。

　　《中国银行业信贷观察报告》还指出，2012年上半年，消费品行业隐含不良率上升势头最猛，从2011年14.4%上升至33.2%。信息产业和原材料产业隐含不良率也各自上升至32.1%和22.6%，此外，行业新增不良率接近20%且隐含不良率超过30%。

　　“银行的资产质量不是在变差，而是在加速变差。”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梁红认为。

　　不过，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2012年财经年会上表示。“浙江只是一个点，仅占据全国银行业信贷规模中很小的部分，不良率波及面不会太广。”

　　“干掉不良率”

　　为何市场担忧不良已经较高程度，而财报数据如此平静？“这和银行考核体系相关。”一些银行基层员工道出了个中缘由。

　　除去广发银行采取总行特殊资产部集中处理潜在风险外，“包干到户”的不良处置方式在业内最为普遍，即由分支行承包处理大部分风险，这使得客户经理往往不堪重负。

　　例如，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每月只要出现一笔疑似不良，则全月奖金可能扣完，甚至还扣工资。因而所有人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干掉不良率”。

　　上述风控部负责人介绍，在分支行处理不良贷款的方式中，“平移”是最惯常的做法。

　　所谓平移，即银行寻找优质企业B并对其授信，以搭桥方式让其与互不相干的A企业签订借款协议，掩盖A企业的潜在不良。“之所以企业融资难时，银行总在宣传支持小微企业也是出自于此。”他表示，行里天天开会讨论如何平移，年底、季末时尤为严重。

　　平移后，债务和风险被转移出银行系统，成为“纯粹”的非金融机构市场行为，不但监管层不易察觉，就连司法部门也难以介入。至于B企业，银行会以低利息、低存款配套等多种“优惠”来进行补偿。

　　杭州一位信誉良好、经营尚优的企业家告诉记者，近一年来他几乎每一两周就会接到不同银行的电话，询问其是否愿意以低利率、低存款配套进行贷款，“优惠多多”。

　　“这是治标不治本。”周德文评价道，如此做法风险并未被化解而是被后移了。但是，职位流动性让银行高管大多只愿意保证自己任期内“风险能被捂住”就足够了。

　　事实上，1000万元潜在不良至少需3000万元来平移，一旦不良超过3000万元则需更大倍数的平移资金。然而当下，经营再稳妥的B企业也极可能卷入层层担保圈而不可自拔，不良率风险可能数倍扩大。前述企业家最近就陷入担保圈内一笔500万元的连带担保，至今心有余悸。

　　因而，银行高层更希望采用多家优质企业分别与A企业签订协议来分摊风险，但客户经理常常为了方便省事而“一次性快速平移”。

　　另一种掩盖方式被称为“覆盖”不良率，类同于平移但A、B企业之间具备担保关系。

　　此外，客户经理间还流行着一种“预期没收”方式。他们要求优质企业在贷款时预先存入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以防企业风险来临时起到保险效用。

　　更有甚者，浙江绍兴的个别银行采取了贷款随意延期的极端方式。即企业潜在不良贷款即将到期之前，客户经理会重新完成一遍实地调查、合同签订的固有程序，在信贷系统中将全过程重新“走一遍”，就以长期贷款延续下去。

　　以上种种，常成为各银行客户经理间茶余饭后的谈资，谁“干掉”不良贷款更多更隐蔽，谁就能更受推崇。

　　双重迎战

　　面对不良率的上升，总行以及监管机构纷纷采取措施解决不良率问题，严格防范不良风险。

　　广发银行一位内部人士称，总行行长已经亲自接手风控工作，平日里九成以上的各类会议均与之相关。

　　多年来，银行自身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加大催收力度、增加核销总量，二是增加计提准备金，提高拨备覆盖率。

　　中信银行一位高层透露，朱小黄上任中信行长后，第一要务便是增加计提拨备。三季报中信银行计提了40亿元贷款减值准备，期末拨备覆盖率达305.54%，拨贷比提高至1.92%。

　　其他银行也从2011年底开始未雨绸缪。浦发、北京银行就增加了贷款减值准备金，2011年期末拨备覆盖率分别高达499.6%和446.39%，居上市银行前两位。2012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总贷款减值准备从9853.06亿元增至11179.55亿元。

　　在银行处置方式中，呆账核销尽管能最大限度保障银行利益，但呆账认定和取证等规定较为严格，符合核销条件的占比很低，银行也同时需承受一定利润损失。

　　此外，银行除将不良贷款转让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外，也尝试向非金融企业转让，但目前仍无法可依。并且，资产管理公司常要价过高，银行多折价转让损失较大。

　　因而，业界普遍向银监会呼吁及时研究消化不良贷款的政策措施，要求银行从考核机制上适当提高不良容忍度和完善尽职免责制度，以商业化、市场化手段提高处置的便利性和有效性，让银行有机会以丰补歉。

　　在地方监管方面，2012年下半年以来，温州市政府组织开展了风险企业帮扶和不良贷款化解百日专项行动，温州银监分局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化解工作。据统计，2012年8月至10月，全市银行业机构共处置不良贷款21.31亿元，10月不良率比9月环比下降4.31个百分点。

　　尽管目前中国总潜不良率已经较高，但与2002年香港地区银行业3.2%的不良率、1997年新加坡3.6%、2000年台湾地区5.8%和2009年美国金融系统几近崩盘相比，中国目前的不良率危机还正处于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的阶段，尚能“亡羊补牢”，并且可控。最近，银监会将居民消费类贷款的风险权重从100%调整为了75%，就是个积极的开端。

　　至于宏观政策层面，由于A股非金融企业的隐含不良率一直与GDP增速变动呈负相关。因而，一旦GDP增长减速的势头趋缓或改善，将使得企业盈利和总潜在不良率面临的恶化压力变得稍微温和。

　　也就是说，只要推出任何可促进GDP复苏的宏观支持性政策，都会使那些在今年深陷困难的企业明年能好过一些。加之近期出台了降低借款利率上限的政策，2013年全国整体的总潜在不良率增长速度会稍有减缓。

　　中国银行业自股份制改革以来，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一位业内专家表示，“现在银行逐渐理智起来，急需政策、环境的循循善诱与鼓励支持。因而从宏观根源上发展消费信贷、建立信贷文化才是长远之策”。

　　追溯政策根源

　　政策导向让银行对个别地区和行业过度授信，挤出了本应投给高效率行业的资金，导致通缩压力、信用风险接踵而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数千亿资金的涌入造就了海南、广西北海等地的房地产泡沫。仅1992年海口地价就飙升数百倍且经济增长率高达83%，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自于房地产业。1993年起，受制于政府调控，开发商纷纷逃离和倒闭，银行系统也顿成重灾区，不少银行在海南的不良率一度高达60%以上。

　　成立不到三年的海南发展银行，因吸纳了省内30多家不良率高企的信用社而最终倒闭。随后，曾被称为“商界航母”的非银行系金融机构广东国投也因资不抵债而创下当时“中国第一破产案”。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梁红说，“摊子铺得太大、现金流太紧。一些错误政策导向让银行对个别地区和行业过度授信，严重挤出了本应投给高效率行业的资金，导致通缩压力和区域性、行业性信用风险尾随而来。”她深表忧虑。

　　高杠杆率财政政策，使得很多企业资产负债率达80%以上，加之“影子银行”无法统计的高杠杆效用，让金融系统过分受制于政策而出现失语乃至失能。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企业负债对GDP占比高达107%，位列全球首位。截至2012年7月，A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从2011年79%升至85%，借贷成本从2011年3.2%升至4.1%。8月末，大中型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长15.6%，高出主营业务收入5.4%。小企业拖欠贷款的情况则更为严重。

　　事实上，企业越困难银行躲得越远，想贷款比登天还难，融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

　　按照一个年销售额1亿元的企业年均贷款3000万元计算，一年除300万元利息，还需付出配套存款成本约5万元，加之转贷、掉头时期可能涉及民间借贷200万至300万元利息，则该企业每年至少要为存款付出约20%的显性和隐性成本。这对于销售利润通常低于8%的中小企业来说，整年辛苦下来也远抵不过高昂的资金成本。

　　海通证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微博]认为，资产质量、净息差风险和贷款议价能力，都会因企业杠杆持续高企所导致的经济失衡和借款需求减弱而面临挑战。而财政政策目前是试图熨平宏观经济的周期性下滑，仅上半年地方财政支出增速就高达24%。

　　归根到底，国家用信贷和债券来加杠杆，全过程都是银行在自产自销。如同一个循环水系，信用风险始终不可能脱离银行体系，不良率自然会越积越高。

　　事实上，相对于发达国家乃至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居民个人和政府债务的系统总杠杆仍较低，在企业杠杆几近“爆掉”之时，将财政政策“注意力”转移到居民和政府方面，能够保持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资产回报率水平，也能助推金融体系逐步回复正常运转。

　　“例如，征收房产税、对房产投资者要求高首付等更为市场化的调控措施，会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李迅雷[微博]表示。

　　此外，促进信用卡、汽车金融等消费类贷款，能够从加大居民个人杠杆方面提升银行市场化程度。在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制度上“动脑筋”，就能利用施加于政府机构的杠杆率来刺激经济。

　　压力层层传递

　　中江事件是2012年浙江最为轰动的企业风险事件，带来的直接结果是，银行体系以及民间借贷的诚信系统逐渐崩溃

　　施克荣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突然就卷进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中江事件中。

　　在浙江建德市担任工商联执行委员的他，当过教师也做过实业，现为浙江逸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明星企业家。但最近，他被迫卷入了一场刑事纠纷。

　　2012年11月14日，建德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名刑拘了施克荣曾经的学生、杭州德邦印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永平，而报案者之一正是施克荣本人。

　　“和汤相交多年，这两年他开始频繁以企业周转为由来借款，骗走我700多万元，加之为他提供的责任担保，1400万元不翼而飞。”施说出了报案缘由。

　　经建德市公安部门查证，汤在外共拖欠7000多万元，加之长期欠下的高利贷，其亏空超过1亿元，属目前建德市同类案件中涉案数额较高的一起，波及当地近十家企业。

　　“汤是当时俞中江筹款的直接相关方，巨额亏空一部分来源于此，一部分可能已被转移出境。”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中江事件是2012年浙江最为轰动的企业风险事件。总部位于建德的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及其11家关联企业，因多年盲目扩张、巨额举债，深陷民间借贷导致“崩盘”。其总债务达60多亿元，涉及民间借贷16亿元，授信、委托贷款等与银行相关的债务50亿元左右。

　　据悉，汤一方面想方设法填补损失，一方面急欲在更大的风险暴露之前加速筹资，妄图最终以破产保护的方式轻易抽身。刑拘前几个月，他就心甘情愿地过上了到处躲债的生活。而施克荣，也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填补“中江系窟窿”的人之一。

　　事实上，直接和间接卷入中江事件的局外人多得超出想象，人人都在层层担保圈的扩散中惴惴不安，其中不乏汤这样的铤而走险者。更为严重的，是此后银行的过度警惕与非理性抽贷，以及由此引发的高利贷泛滥和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的恐慌。

　　中江后遗症

　　施克荣粗略统计，仅从2012年7月28日至10月底的短短三月内，汤永平就从报案的五、六人手中以“银行催逼”和“生产急用”为名骗取资金3000多万元，涵盖了从公务员、企业主到银行员工，并导致七、八家相关企业面临破产境地。其手法，与当时俞中江所采用的可谓如出一辙。

　　“如此案例早已不是个别。”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2012年7月，媒体就曝出浙江天煜建设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件，引发担保圈内600家民企上书浙江省政府求助一事，成为“后中江时期”高利贷抬头、担保圈隐患爆炸的重大案例。

　　“身边遭殃的朋友，如今一半都破产了。”建德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家具厂老板叹息道。

　　中江事件之前，建德、杭州等地的民间高利贷利息约为4分至8分，即100万元每月利息通常不高于8万元。但中江事件后，仅建德地区的涉案金额就高达数十亿之巨，民间资金紧缺，利息瞬间翻番，涨至每月15%至20%。

　　“中小企业谁能敌得过这么高的利息？”施克荣反问道。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浙江地区中小企业平均年利润基本低于7%，一部分企业甚至处于负利润水平。

　　“中江事件使得非法筹资成为区域性常态，企业出事的越来越多。如果不以涉案金额大小来立案侦查，则警方根本忙不过来。”上述知情人士称。

　　杭州市党代表、建德市人大代表叶炳华，用了迄今一半的人生来辛勤创业，却不幸成了倒下的一员。

　　“他是个好人，兢兢业业”一位跟了叶20多年的老员工这样评价道。

　　从25岁拥有自行车零件加工厂，到1992年转做五金工具，到2007年鼎盛时期产值过亿、产品销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再到2011年银行抽贷，最后到2012年3月申请破产，叶的人生像一条凸型抛物线。

　　“银行会锦上添花，绝不会雪中送炭。”身负巨债的叶炳华老泪纵横。老两口已无栖身之所，由亲戚暂且收留，“余生只为了还债”。

　　其实，叶并非中江事件的直接受害方，他的破产来自于银行对“一朝被蛇咬”的群体性恐惧。

　　作为当地知名企业，2008年叶炳华上马了创新项目，以废铁粉末冶金来生产汽车零部件，深得政府支持。但正值第三期大规模资金投入之时，中江事件苗头渐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挺过去了，却一头栽在了这里。”叶显得很无奈。

　　当时，铁粉价格上涨让他有些吃紧，于是除维持中国银行3000多万元和建德市农村信用社1050万贷款以外，酌情增加了几家城商行的贷款。谁料，从杭州银行2011年初紧急抽掉500万元开始，泰隆银行、金华银行等纷纷抽贷200万元，一时间应接不暇，使得叶一步步转向了高利贷。

　　加上后续增加的贷款和企业成本，叶最终负债超过1.5亿元，牵扯进担保圈内20多家企业和30多名债权人。

　　信贷怪圈

　　浙江银监局副局长周松方曾表示，中江事件牵涉到金融机构17家。

　　招商银行杭州分行行长朱新建将矛盾根源归结为过度授信，以及银行之间相互“壮胆”而忽视潜在风险。

　　前述国有大行内部人士透露，某国有大行将浙江境内五个分支行的信贷审批暂停了至少一个季度。并且，各商业银行大多急于内部整顿、制度协调，使得审批时限拉长了数倍之多，中小企业“掉头”资金难题更加凸显。

　　“前些天建行给我放贷1000万，却从原本的两三天拖到3个月。”施克荣也抱怨起来，称幸而自己现金流还算充裕，否则一两百万的利息铁定亏了。

　　周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眼下市场上“掉头”资金极度匮乏，即便是银行审批所需的数天或数周时间，企业自有资金也很难应对，成为高利贷迅速泛滥的一个原因。

　　一位商业银行分行行长坦言，财报上新增多少小微企业贷款“都是报给领导看的”，2012年银行自保严重于去年。金融系统的传导性又使得各家银行互相效仿，以致于一家银行对某企业提高警惕，则该企业就会遭到几乎所有银行的抽贷和严审，群体性恐惧屡见不鲜。

　　“个别银行的不理智导致了银行的群体不理性。”温州银监分局副局长钱敏认为。

　　“前两年经济大好，我们几乎每两三周就上门跟企业拉关系、求贷款。谁知现在说抽就抽，企业倒下的自然不在少数。”前述国有大行内部人士称。

　　记者从建德、杭州和温州几家银行了解到，鉴于不良率快速上升，各银行大多都上收了贷款审批权，部分银行将县级支行的部分权限上收至市分行，个别银行则直接将市分行的权限上收到省分行。其中，广发银行基层分支机构的权限基本被上收，连业内公认风险系数较低的存单质押贷款也不能再批。

　　与此同时，被银监会三令五申的以贷拉存现象，在困难时期尤为明显。

　　“1+1”的存款配套方式在浙江很普遍，中小银行几乎每家如此。但 “贷多少就配套存多少”的潜规则，使得绝大多数企业只能到市场上“买存款”，大量类似高利贷的“卖存款”机构应运而生。

　　以上种种，无疑让原本就处于议价劣势的企业加大了对高利贷的依赖。而一脚跨入高利贷，另一只脚就等于跨入了破产边缘。

　　当银行正极力廓清与风险的关系时，企业却陷入漩涡中难以自拔。“银行此举无异于竭泽而渔。”周德文表示，无论银行体系还是民间借贷的诚信系统都逐渐面临威胁。

　　“即便是朋友求救，也只能爱莫能助。”施克荣坦言，前几天一位陷入担保圈的企业家电话求助就被其婉言相拒。

　　一位当地城商行风控部的主管也一再告诫亲友力求自保，“钱绝不能轻易借出去”。

　　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最近强调，中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后强化了资本充足率指标，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御金融风险，弱化不良率攀升带来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固然重要，但并非灵丹妙药。”一位评论人士指出，风险面前人人自危，监管层片面倚重个别指标的做法不太可取。

　　浙江银监局一位高管认为，当前经济增长下滑时期，一些外资银行的考核指标纷纷下调，但中资银行却截然相反。今年各中资银行总行下给分支行的各项规模、利润、不良率等考核指标，大多仍在上扬。四大国有银行也仍要考核分行的存款同业占比指标，并且仍旧要搞排名，基层分支行承压较重。

　　处置不良率的美日版本

　　回看历年来全球爆发类似不良率危机时多个国家的疗危全程，对于中国应对当下金融局势或为镜鉴

　　亚太地区曾经受困的经济体，都曾先后走过一段遏制不良率飙升、着力金融风控和惠及实体企业的辗转岁月。

　　对比部分发展中国家，深入研究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后，中国有了可以乐观起来的理由：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平均EBITDA远远高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同类企业平均水平，表现出相对稳健的利息保障倍数。

　　这即是说，中国企业的借款成本还远低于上述国家，银行业平均逾期贷款的毛不良率明显低于印度2011年2.9%和巴西5.8%的水平。因而，中国银行业不良率增速将可能在两到三年的调整期内逐渐减缓。

　　相比于曾遭受不良率危机严重威胁的众多国家，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目前仅初露端倪。回看历年来全球爆发类似危机时多个国家的疗危全程，对于中国应对当下金融局势有着深刻的镜鉴作用。

　　美国式渐进

　　二战以后，美国银行业曾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才因长期积累的大量风险而出现大规模金融动荡。

　　1988年的美国，问题银行的总数超过1400家，破产总数多达200多家，各类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高达7000多亿美元。从1980年到1994年间，1295家储蓄和贷款机构破产或面临破产，1617家联邦保险银行破产，巨量的不良资产亟待处理。

　　为了应对不良率飙升的局面，美国政府制定了针对不同类别资产提取不同比例坏账准备金的新策略，并采取增加资本注入、减小资本盈余及动用业务净收益等途径来减轻不良资产的负面影响，以期增强银行消除贷款损失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此外，美联储还呼吁商业银行全面控制贷款金额、期限、利率和本金支付等条款，严控贷款对象的财务状况和信用等级。同时，银行还采用了减免利息、延长期限、追加担保和资产抵押等针对不同贷款的处理方式，提高了优先清偿地位。

　　但很快，随着破产银行大量增加，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美国资产重组托管公司(RTC)接管的不良资产规模开始超出负荷。

　　对于已经形成的坏账，上述两家公司以公开拍卖和暗盘竞标的方式，将其接管的大批破产商业银行资产出售给了一些民间企业，其中包括贷款和不动产两部分。

　　当RTC公司1990年持有高达34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后，RTC就开始借助美国规模庞大的住房按揭证券市场，直接将这部分贷款导入了资产证券化概念，让民间资本长期充分地参与了坏账的消化过程。

　　截至1994年的15年间，FDIC共处理了超过1500家破产金融机构高达3026亿美元的不良资产。而RTC从1989年成立至1994年解散的五年间，共接管了747家金融机构高达4026亿美元的资产。

　　在这两家公司所处理的近7050亿美元资产中，大约3050亿美元在清理过程中被出售，其余资产则通过拍卖、投标、资产证券化、股本合资等方式被处理。在此过程中，美国的法律、税收、会计框架以及二级抵押贷款市场起到强劲作用，而灵活多样的证券发行与流通体系同样发挥了作用。

　　当然，除去这些金融性策略和手段，真正挑起大梁、从根源上刺激经济复苏的，还是美国财政政策对消费信贷的大力推广。

　　数据显示，21世纪初期金融危机以前，美国的消费信贷与GDP之比已经从1992年的63%升至2002年的81%，可见其财政政策对于拉动终端需求的力度之大。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在维持杠杆水平的前提下提高了净资产回报率，促进了贷款需求的增长和资产质量的大为改善。因而，银行业净资产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与近几年联邦政府采取“扩大赤字化”的财政政策导致“财政悬崖”不同，上世纪末美国抵御不良率风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充分允许民间资本参与不良率消化，并创新出多种提高监管效率的公私合作模式，以及利用各种途径有效刺激了消费信贷的增长。

　　当然，导致美国引爆2008年金融危机的各种原因，同样值得高度重视。特别是由于金融过渡创新带来的风险。

　　日本式衰退

　　与美国发动民众、增长消费的策略相反，日本选择了全然相悖的路线政府单一刺激措施。

　　日本银行业多年始终高企的不良率，很大一部分源于当年泡沫经济时代通过银行信贷形成的过剩投资，也源于长期衰退过程中陆续出现的新增不良贷款。

　　可以说，银行系统不良率问题是造成日本金融动荡和元气大伤的一大原因。而当年日本政府实行的金融改革要求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参与竞争，于是银行不得不一边抱着巨额不良贷款，一边接受改革。

　　在上世纪末，日本金融系统的不良贷款数量巨大，几乎涉及所有金融机构。

　　银行惜贷、盈利恶化、自有资本比例低于巴塞尔标准等现象比比皆是。随后，大量金融机构破产、整个银行业失去国际金融界信任等深层次问题也接踵而来。

　　截至2000年9月，日本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总计32.7兆日元，政府预备用两年时间来清理大型银行所持有的24兆日元不良贷款，再用3年时间来清理危机期间的新增不良资产。

　　然而，日本政府面临了两难选择面对濒临倒闭的大量企业，政府无法视而不见，于是要么要求银行对贷款展期，要么对企业追加运转资金和在建资金。为此，如果将居民新的储蓄继续注入，则会产生两个难解的问题：一是困难企业如果最终无法走出困境，则会产生更大的负债，不良率将进一步膨胀；二是新储蓄如果不投入到充满活力的企业中，则是一种浪费。

　　就在无从选择的当口，日本政府“十年换了十一个首相”，内讧不断、举棋不定。最终，单纯的政府刺激措施使得日本企业和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结构性放缓，资本市场上银行股估值持续下降。

　　数据显示，鉴于国内需求疲软，日本企业债务与GDP之比从1990年的146%下降至2000年的124%，企业净资产回报率也从80年代的10%降至90年代的5%。

　　同时，日本企业去杠杆现象也促使银行降低借款成本，银行贷款议价能力也从80年代中期的5%降至2000年的1.5%，严重抑制了银行的净息差与净资产回报率。

　　更为重要的是，本应作为刺激政策重中之重的消费信贷，其与GDP之比却从1990年的16%仅上升至2000年的22%，增速缓慢。

　　泡沫经济终结十多年后的今天，日本针对不良率的措施仍难以奏效，且还在持续进行金融改革。不良率的处理直接关系到金改成败，但无论哪种改革都势必增加金融机构的经营负荷。因而在处理不良率和推进金改之间，日本政府必须把握好平衡。

　　无论成功与否，日本的泡沫经济、不良率处理和金改进程都对中国金融界具有参考价值。面对当下困境，中国金改的发展和紧急棘手的不良率问题都需要观察他国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日本式衰退的警训对眼下中国尤为重要。记者 聂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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