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作者｜《中国金融》特约记者 孙芙蓉 《中国金融》记者 贾瑛瑛
文章｜《中国金融》2021年第6期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今年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设定GDP目标增速为6%以上，您怎样看待这一目标？您认为今年的经济发展前景如何？
李稻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速目标定为6%以上，这是一个较宽松的目标。很多国际组织、投行及研究机构都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8%以上，因为2020年的基数是很低的。这个宽松增长指标的背后反映了政策制定者怎样的想法呢？我认为，就是要留有余地，要进行调整。那么，具体怎么调整呢？
第一个调整是要想方设法把金融领域一些积攒下来的风险，在今年调整到位。比如说，2020年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的杠杆加得比较高，一年内杠杆率上升了20多个百分点；在2020年下半年，出现了一些违约事件。所以，今年在保证经济能够平稳增长，保证实体经济能够得到金融服务的同时，还要化解一部分高杠杆带来的风险。
第二个调整则与财政相关。近年来财政资金比较紧张，经过几年的减税降费，还有疫情下财政扩大支出，2020年财政赤字在3.6%左右。今年政府的财政资金也是非常紧张的，一定要想办法开源节支。因此，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调整。
第三个更重要的调整，就是今年要为整个“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打好基础。比如，在推进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先要想办法解决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同时要明确激励机制，对于科技人员的发明，要使单位和个人获得一定比例的回报，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再比如，节能减碳方面的一些措施也要落地，很多部门、产业将从事碳交易，参与碳市场发展。这一系列开局性的、基础性的工作必须尽快开展起来。
今年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美国大选后新的总统上任，与中国的沟通总体上讲更为畅通，但毕竟是一个新团队，对于国际事务不是特别了解，所以需要一定的磨合期。这个时期与美国的沟通非常重要，需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总的来看，今年经济增长的速度应该是可观的。我认为，主要增长的看点恐怕不是投资，而是我们的消费是否能够尽快恢复。目前来看，服务业等消费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比如，今年春节期间，运输方面的数据比2020年明显降低，比往年也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一些线下的、传统的服务业仍面临重大挑战。我们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疫苗逐步推广的大背景下，需要加快服务业的恢复。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今年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对此您如何解读？
李稻葵：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不急转弯，就是说，财政政策不会快速地收缩，不应该快速收缩；货币政策也不要快速调整。其中，利率的调整影响面太广，这种价格政策应慎而又慎。而相机行事的公开市场操作，还有一些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的差别化准备金、再贴现政策，可以灵活使用。这是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的。
另外，要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目前来看，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比较宽松，对我们是有正面影响的，但资金流向随时可能会逆转。最近国际形势有一些很微妙的变化，比如美元国债收益率在上升，这表明：一是大家预期未来的通胀率可能上升；二是预期美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收紧。同时，美国的股票市场又经历了将近一年的牛市，现在也有调整的迹象。如果到今年6月份美国疫情有很大程度的缓解，疫苗开始普及，美国经济将会有一定的回暖，其货币政策有可能适当收缩。美元的名义利率不是美联储确定的，是市场运行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市场的名义利率有可能会上升，进而可能会出现资金回流的情况。前段时间追求高收益的很多资金会流到美国去，届时对我们的货币政策会有影响，这种可能性不得不防，需要纳入考虑范畴。目前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比较合理的，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到了今年6月份，美国金融市场的情形发生变化，人民币有可能会面临调整的压力。这个时候需要我们适当地干预，避免汇率大起大落，当然要非常谨慎。
记者：我们看到，您近期多次强调要扩大内需，您认为当前应如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释放潜在需求呢？
李稻葵：对于提升可支配收入，释放潜在需求，我觉得需要抓主要矛盾。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有10亿人口现在还没有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这10亿人口中大部分或者没有进城，或者进了城但没有获得当地的户籍。所以，下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最重要的扩大内需的抓手。加快城镇化进程之后，这部分人就能够在城市里定居，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的收入水平就能够提高，而且他们全家进了城之后，子女的教育等都需要开支，消费自然就上去了，这是提高可支配收入最重要的一个抓手。
还有一点与此密切相关，就是要实现人口跨地区流动。具体来说，比如现在总体上是北方人口向南方流动，这是市场经济下的一个基本趋势，要顺应这种趋势，而不能抵抗它。况且这个趋势总体上讲是有利于收入水平提高的，因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员流向南方肯定是被高收入、高工资所吸引，这是基本道理。
问题是政府该怎么做呢？我认为，应该对那些人口流出地区给予帮助，比如东北地区，要帮助那里找到若干个新的产业，帮助那些留下来的人口获得发展的机会。举例来说，黑龙江农业发展较好，但是只依靠农业很难富裕起来。这方面有一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美国中西部平原地区天气很冷，下雪很多，当地主要发展农业以及装备制造业，包括汽车、工程机械等。这种装备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厂房，需要很多地方铺开来干，把产品堆起来，适合于当地的情况。德国也是如此，装备制造企业“遍地开花”，这种产业并不是一定要在气候条件很好的地方发展。各地根据自己的竞争优势来吸引一些重点的产业，不用多，这个地区就发展起来了。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请您谈谈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何更有效地结合，如何能够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议。
李稻葵：要营造好的营商环境，我想应当给地方政府更多的激励，来促进地方招商引资，来为地方的企业服务。近一段时间以来，有一种倾向，就是给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有所减少。比如，营改增之后，营业税本来主要是留给地方的，现在也交给中央了，再返还给地方。再比如，国税地税局合并，地方政府手里的财源减少，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有所减弱，加上现在生态环境保护等的要求明显提高，一些地方政府出现干劲不足的问题，表现在只做“表面文章”，对企业很友好，一天之内就可以办好营业执照，但是企业一碰到困难，地方政府在打破规矩帮助企业方面还是缺乏积极性，这是需要改变的。所以我呼吁，还是要给地方政府留一些共享的税，对于重点地区，比如东北地区，增值税是否可以考虑将一半返还给地方，而不是25%。在此基础之上，再给予东北地区无条件的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我觉得这条很重要，一定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我正在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相关问题进行详细研究。
有为政府的关键，就是要给地方政府激励，让它在经济发展中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以前这个获得感主要是财政收入，这里的激励的对象要明确，不是针对个人，而是整个地方政府。必须要承认，地方政府也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是如此。所以，地方政府要有正面的、来自经济发展的获得感。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但现在逐步淡化了，恐怕不行。
我强调一条，不能仅仅满足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坦率地讲，世界银行的指标实际上是较浅层次的，是被动的。它关注的是一天之内、几天之内能不能够获得电力，什么时候可以破产，打官司是否能够快速公平裁决，这些太肤浅了，我们要追求的是超越世界银行的指标，要做得更好。真正让地方政府心甘情愿地、主动地为当地的企业操心，而不是那些指标使然。我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早些年的时候，大年初一，南方一些地方政府的“一把手”会带着他的团队给当地大企业家拜年，这是发自内心的。再比如说，我曾在调研中了解到，有县级市的官员大年三十还跑到省会，不是送礼，是要求签文件，希望辖内的某一民营企业能够得到上市批文。那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特别高，一切为当地企业发展服务，这种初心应当回归。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扩大有效投资作出了明确的政策安排，其中提到“在更多领域让社会资本进得来、能发展、有作为”。我认为很多领域要一件一件去梳理，确实打开来研究。扩大有效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持久的积极性就很重要，不然就可能出现“资金进得来，难发展，难作为”的情况。投资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尤其是投到一些科技公司的资金，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研发孵化。这个过程中少不了政府的持续支持。
当然，说到投资，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我的建议是采取问题导向，抓几个案例。比如原油储备的问题，我们国家原油储备是不足的，表面上看民营企业可以储备，但实际上，现在民营经济要搞原油储备是很不容易的，面临很多隐含的障碍。再比如，原油勘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些国有企业拿了勘探权又不行动，耽误了时间。所以我的建议是将具体问题梳理出来，一条一条地落实，有关部门每年向全社会承诺能够解决哪些问题，而不是仅停留在纸面上。
记者：您怎样看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其中，对于金融业对外开放有何建议？
李稻葵：对于深层次开放问题，也应当重点抓几个领域。比如，金融业做得很好，原则上讲金融服务基本上全部开放了；汽车业也做得很好，现在已经有了突破50%股比的时间表。我觉得需要将开放的领域明确列出，缩小负面清单范围，而且要更加具体地分行业来谈，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概念上。建议由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或者国务院统一推出一批重点放开的领域，明确一批重点的负面清单取消的领域，这一点非常重要。
开放程度要在具体案例下才说得清楚。这方面我觉得要向“两高”学习，今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都是一个一个的案例，非常具体。开放的措施不能玩文字游戏，要具体落实。以跨境电商领域为例，现在可能还有些通关的问题，比如买药如果超过一定金额海关就卡住了，有一定限制，这应当解决。
具体到金融业开放，我认为要讲清楚主要开放的是金融服务，而不是资金流动。资本账户还得要有所管制，因为资金的流动性太强了，而且我国市场上的资金太多。金融服务原则上讲都已经开放了，但是在具体办理的过程中肯定有些外商还会抱怨，所以可能要针对他们的“抱怨”再逐个去解决。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您认为在这个行动方案的制定中应当体现哪些理念和注意哪些问题？
李稻葵：碳达峰、碳中和需要政府和市场双向发力。什么叫双向发力，就是说这件事一定要形成合力，政府与市场缺一不可。
第一，靠政府。政府要大力推进两件事：一是想方设法把碳交易市场建立起来；二是搞明白技术路径，引导新技术的应用。我认为，这个技术路径很清晰，简单来说，就是把下游使用的能源尽量地电气化，用电去取代油，用电取代煤；把上游的发电绿色化，即用光，用太阳能。这项工作政府要下功夫，因为有外部性，单个企业很难做成。政府要通过国有企业把上游的储能技术搞好，据我了解，国家电网正在研究储能的技术。
第二，靠市场。要开展碳交易，这是对所有的行业来说的，不能只涉及几个行业。对所有的行业都要有约束，使其具备减碳的意识，不能有漏洞。
政府与市场同时发力，这又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我认为这个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2030年碳达峰问题并不大，我看了很多数据，这几年我们碳增长基本上是很缓和的，比较慢，现在问题是如何稳固现有成果，稳住碳排放。坦率地讲2060年碳中和还是有压力的，需要奋斗。奋斗方向我刚刚说了，下游电气化，上游绿色化。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到了强化金融科技监管，要求确保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您对此有哪些建议？
李稻葵：金融科技的监管当然以谨慎为好，为什么？
第一条，金融无小事。很多金融企业说它们有新科技了，可以做到更好地控制风险，比传统企业强多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可能有问题。我们不要忘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许多美国的金融公司都说它们有全球最好的风险控制模型，还说美国从全国范围来看，房价从来没降过，这种以房贷为基础的衍生产品是它们最擅长的。当时都信誓旦旦，最后还是出了问题，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企业有的轰然倒塌，有的伤筋动骨。因此，对金融的事还是多几分敬畏心好，这是牵扯到全局的问题。
第二条，要有系统的思想。可能某一家金融企业可以控制好自己的风险，但是跟这家企业借钱的人，很可能会把他的风险转移到其他企业去。举个例子来说，某人在互联网平台借了钱，对于这个平台他不敢违约，因为一旦违约就上不了平台，无法使用已经完全离不开的移动支付。但是由于钱借得太多了，影响了还债能力，就对另外的借款人违约。金融是个系统，风险可能四处传递。不能说把脚气治好了人就健康了，手上还可能得手癣呢。
我愿意把这个理论叫做金融例外论。在其他领域可以适当宽松一点，互联网企业怎么创新都可以，出了问题再监管都来得及。一旦涉及金融，就要谨慎。金融出了问题再监管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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