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金融风暴洗炼,财富保值增值的秘诀始终不变:最小化税负和费用,最大化长期收益。
文/林忠义 编辑/刘洋
身为私人银行客户经理,你必须要接受一个悖论:你的客户可能比你更清楚如何挣钱。大部分顶级富人是白手起家,他们到财务咨询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降低下行风险敞口的方法;他们接触财务咨询顾问时,通常是已退休或濒临退休的年龄,他们希望靠投资组合来享富、用富。
财富管理不需要太复杂
依据私人投资者研究机构(Institute for PrivateInvestors)2008年的调查显示,台湾高净值人群的投资组合配置中,股票占33%,股票、债券和现金以外的金融产品和实物商品的另类资产占44%,其中一半的另类资产是对冲基金,传统的政府建设公债只占10%,这跟大部分欧美著名大学捐赠基金的资产配置很相似。
不同于机构投资者,家族财富的主要需求应该是可预测且合理的投资收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净值人群的资产增值只能依赖投资收益,不会有类似大学捐赠基金那样持续不断的新捐赠金注入,也无法像集团企业和共同信托那样重构投资组合,开发新的投资策略,因此无法平抑短期亏损或股市波动。而另类资产配置之所以适合机构投资者,是因为它们除了享有高负税优惠,也有承担额外风险的能力,只是这类资产配置方式往往相对复杂。
而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说,对冲基金几乎是最差劲的投资工具,因为其有着税收低效的重大缺陷。对冲基金使用高交易量策略以产生短期收益,但税率很高。那为什么众多财务咨询顾问会将对冲基金推荐给高净值人群,而不是力荐可预测稳定现金流的公债?是诸多财务咨询机构对高净值人群真正的需求不了解?还是传统投资组合的服务费用较低?笔者对此表示疑惑。
总之,财富的获得可能很偶然、很复杂,但是财富管理不需要太复杂。历经金融风暴洗炼,财富保值增值的秘诀始终不变:最小化税负和费用,最大化长期收益,并确保未来的收益取决于其所支付的价格。
财富管理增值不如保值
尽管投资缴税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说很重要,但明智的遗产税筹划也同等重要。不管股票或债券配置的收益有多好,他们最终都要面对遗产税。“富不过三代”道出了一个事实──大多数高净值家族不能成功地将其积淀的财富传承下去。
由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可知,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的斜率在损失的部分比利得的部分大,这意味着对于投资人而言,损失一块钱远比赚得一块钱更有感觉。这是因为,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则对该项物品的评价会比未拥有前大幅地增加,即所谓的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由于人都有避免失去原有东西的倾向,所以对于财富管理策略,增加资产的评价,远不如避免资产评价的减损来得重要。
对于高净值家族来说,最大的减损莫过于遗产税。遗产税规划中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创富一代可以在其有生之年,将财产赠与移转给继承人。高净值家族的每一位长辈每年可以赠与每一个继承人一笔免税财产。如果可能,应该尽量合理使用这一合规的免税政策,利用创富一代的企业股票,使得赠与人遗产范围之外的资产升值潜力最大化。另外,创富一代通常不会将其所有的资产都赠与子女,因为这么一来他们将会一无所有,所以必须在税负费用最小化和拥有足够生活开支间做出平衡。
而高净值家族若想让财富传承长久持续下去,在策略上就必须作出创新。或许最好的方法还是回归到初始的企业导向思维——创建或投资企业。尽管投资私募股权代价可能不低,但将来收益预期也较高。此外,私募股权投资在税负上具有优势,因为换手率较低,收益按低税率的长期资本利得纳税。而需要注意的是,投资私募股权应该在私企发展初期,而不是在杠杆收购时。
台湾高净值家族财富管理策略
谁也不能回避纳税的问题!台湾第一代成功企业家的家族财富规划,大多早在台湾遗产赠与税开征前就开始了,他们纷纷将名下不动产及公司创业股票合规地移转给子女;赠与税开征后,每年更将其名下的股票与股利,利用免税额度来逐批赠与子女,甚至孙子女。其个人名下剩余的资产并不多,将来被核课的遗产税自然就少了。
2014年10月5日,台湾富豪富邦集团创办人蔡万才辞世,其身价为新台币2280亿元。据会计师预估,蔡家有长期的财富规划,九成财产应该都已移转出去,粗估其名下遗产最多20亿元新台币,估计须缴纳遗产税不超过新台币2亿元(约人民币4千万元)。核课税额低于其多年前过世的胞兄,霖园集团创办人蔡万霖的新台币5亿元(约人民币9千8百万元)。
台湾高净值家族常用的四大财富管理策略,包括将资产信托(海外信托为主)、捐赠设立财团法人基金会、购买公共设施保留地或购买趸缴保单,通常后两项都做为遗产税筹划的节税工具。
购买公共设施保留地节税,因税务及法规制度不同,这类遗产节税工具在内地行不通。至于捐赠设立财团法人以基金会架构间接运营公司,在内地制度还有待完善。对于高净值家族来说,资产信托是最常见、可行且有效的财富管理策略,尤其是海外股权信托,利用海外信托股权间接营运公司,不但具有税负优化的好处,也可保存公司的经营权,不致于因子女运营无方而被迫移转经营权;此外,还可成立公益信托,高净值家族创富一代不留大份额财产给子孙,而是通过信托他益方式,将公司股权或其他财产部分孳息留给子孙。由于公益信托必须要有实质公益作为,因此台湾税法给予免征遗产税,但受主管机关高度监理。
台湾王氏家族财富积淀与管理
祖籍福建泉州安溪的王永庆向来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 1954年7月,在美国援助与台湾政府计划经济的背景下,王永庆获得了79.8万美元的贷款,并配合台湾政府规划投产PVC塑料粉,于同年筹设福懋塑料公司。1957年4月,“福懋”开始生产PVC,由每日产量仅4吨的PVC工厂起家,并将公司改名为“台湾塑料公司”,开始一路向上游发展,并完成垂直整合的石化供应链,此后其事业版图从石化逐渐扩及电子、医疗等范畴。第六套轻油裂解厂的设立为“台塑”发展的分水岭,也是带动“台塑”营收成倍增长的火车头。
依据《福布斯》杂志2004年的统计资料,台塑集团的王永庆和鸿海集团的郭台铭,以身价28亿美元,并列台湾第一富豪,世界排名188名。事实上,王永庆最大的财产并非来自于台湾境内,而是在美国。很多人认为王永庆的个人财富被严重低估,其在全球财富排名应该在95名之前。其后,王永庆海外信托遗产的暴露核实了这个评价。
2008年10月15日王永庆逝世,其申报台湾境内遗产新台币595亿元(约17亿余美元),另外香港遗产超过40亿美元。然而,王永庆最大的财产份额应早已移转至美国,外界估算其总资产近200亿美元,实为台湾首富。
经由台塑集团扩展的脉络分析,笔者估计王永庆家族财富管理策略启动在“台塑六轻”投产之后,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高净值人群还未盛行家族财富办公室的概念,王永庆家族当时的资产可能也未逾越家族办公室5亿美元的门坎。
笔者从台塑集团事业体拓展版图及媒体揭露的信息,试着还原王氏家族财富管理经营策略如下简图:
王永庆、王永在兄弟,将持有的台塑三宝(台塑、南亚、台化)股票与股利,以双亲之名,分别设立财团法人长庚纪念医院与公益信托,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并将他们的遗产捐给公益信托与财团法人基金会运营。
整个王氏家族企业集团控股有两大主体:海外信托与财团法人长庚纪念医院基金会持有的股权。台塑关系企业为突破境内投资困境及拓展国际市场,自1977年起展开海外布局,主要以美国、中国大陆、越南及印度尼西亚等地区为主,进行一连串石化上、中、下游产品投资计划,相关海外投资由台塑、南亚及台化等三公司转投资完成。王氏家族的海外信托应是在这阶段借道顺势设立,逐渐扩容。
集团企业接班成功与否的绝对关键要素仍是股权,稳健股权的支持是维系企业永续运营的最大保证。上市(柜)公司的大股东,常利用“股权信托”的股权集中策略,再加上“咨询委员会”的投票权控制,让集团企业可以兼顾股权控制与节税,并且有效完成世代交替、家族企业永续经营。
王氏家族企业集团从“台塑三宝”扩展到“台塑四宝”,进而壮大至现今的“台塑十宝”(十家上市企业),股权信托与交叉持股起了大作用。百慕大(Bermuda)四大海外信托的具体内容外界无法知道,从揭露信息推测应属股权信托。以王氏兄弟父亲王长庚为名的财团法人长庚纪念医院,虽然也是控股实体,但依台湾法规,财团法人基金会的资金运营范畴仅能动用孳息,所以纵使王氏后辈位居咨询委员会高位,仍不得主张卖掉股份,家族股权相对巩固。
家族财富管理以时间换取空间
台湾高净值家族财富管理经营实践至少持续20载,以1973年台湾遗产赠与税开征前后做策略区隔,遗赠税开征前财富规划较粗糙,华人传统的“有土斯有财”深植人心,土地是财富规划首选项,股票等金融资产较不受关注,理财顾问大多是土地中介。伴随遗赠税开征,高净值家族的理财顾问群转身为会计师、律师,而早在1996年台湾信托法公布前,台湾高净值家族的财富管理策略,已悄悄向海外信托倾斜。
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说,家族办公室的财富管理策略相当有意思,家族办公室的好处之一是拥有内部投资管理团队,这让资产管理人与代表家族进行投资决策的人做好联系。不过,传统的家族办公室费用昂贵,除非开销能有协同效应,否则体现家族办公室的作用不容易。
家族办公室的概念在台湾高净值人群里并不盛行,他们较常以私人银行(Private Banking)模式做家族的全面财富管理,采用外部资产管理人(External AssetManager, EAM)的第三方平台,充当他们的投资专业团队,这可以免去不少与金融机构周旋的时间和精力,也为他们解决了财富管理的烦恼。因此,顶层的高净值家族通常在本国家之外寻找投资机遇。
2014年11月底,王永庆胞弟王永在过世,王永庆高达150亿美元的海外未税遗产暴露出来。百慕大四大信托,分别持有台塑股权16.5%、南亚11%、台化19.4%,持股都高于长庚医院的9.44%。海外影子股权大于境内控股的成分,也间接证实了EAM的能耐。
高净值人群热衷于“创富、守富、传富、享富”的过程,但能完成这四个阶段的家族很少。特别是在创富之后的藏富、守富阶段,华人往往喜欢自己掌控大局,不太信任所谓的“专业人士”,致使许多海外信托资产连子女都无法具体掌握,徒增家族守富、传富的困扰。而内地要形成完整的财富管理观念以及完善的财富传承体制,需要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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