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吉耀　陈　磊

　　当前，我国CPI和GDP平减指数仍在缓慢上涨，而PPI则于3年前就陷入负增长，与以往通缩情况有较大不同。综合考虑，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中高速增长伴随低通胀”运行状态，尚未出现实质性通货紧缩。表现有：第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缓慢下行（见图1）；第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已陷入负增长；第三，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先降回升。

　　当前通缩压力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总需求增速放缓抑制物价水平上涨

　　从消费需求看，随着模仿型排浪式消费结束，我国消费规模由以往的爆发式增长，进入了稳步增长阶段。201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2.0%，较2013年降低了1.08个百分点，较危机后增速最高的2010年低6.33个百分点。

　　从投资需求来看，我国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房地产业相对饱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2011年以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放缓，2014年总投资50.2万亿元，增长15.7%，较2013年回落3.41个百分点，较2011年回落8.06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近1/5份额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增速由2011年的28.05%下降至2014年的10.49%。

　　从国际需求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全球总需求不振、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出口增速大幅下滑，2014年出口增速仅为4.94%，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较2013年回落1.06个百分点，较2011年回落10.21个百分点。

　　产能普遍过剩进一步抑制物价上涨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工业生产领域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并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特征，比周期性产能过剩更加从供给端抑制了整体物价水平的上升。

　　2012年，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2013年第一季度，全国工业企业产能平均利用率仅为78.2%，是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部分主要行业产能利用率均在75%以下，包括建材（72.5%）、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制造业（73.6%）、煤炭采选业（74.9%）等。按照国际公认的小于75%为严重过剩判断，目前我国39个行业中有近半数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其中钢铁、水泥、汽车等行业产能过剩具有结构性和体制性特征，反映了长期粗放式发展、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彻底等深层次矛盾。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输入性通缩压力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虽然有利于降低消费者和下游企业成本，但持续的价格下跌将从产业链上游加剧我国发生输入性通缩的风险。

　　2014年，多种大宗原材料价格跌至5年甚至10年低点，其中能源、金属矿产和农业原材料价格分别下降-7.2%、-6.6%和-3.4%。特别是自7月起，国际原油价格持续暴跌，显著地抑制了主要石油进口国的物价水平，例如印度石油消费占全球的4.2%左右，每年进口约1.9亿吨原油，物价水平由2013年12月的9.87%，大幅回落至2014年11月的4.38%。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近60%，原油价格下跌给我国带来的影响则更为广泛和深入。一方面，2014年我国石油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2.4%左右，油价大幅下跌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输入性通缩压力；另一方面，受国际油价冲击，我国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下降，八大行业58种大宗商品中，有24种商品价格创三年新低，占比接近40%，并且其中12种商品和5种商品分别创下了五年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结构快速变化使得各类价格指数走势出现差异

　　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模式转换等多方面的新变化，使我国的一些价格指数的代表性降低，也导致各种价格指数走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概况而言，我国CPI指数核算体系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样本代表性不足，价格指数往往与实际经济走势存在较大偏误，如技术进步使商品更新换代，在短期内会对消费者的生活费用支出产生很大影响，但在物价统计数据中往往不能及时反映。二是对新兴领域统计缺失，随着互联网应用走向成熟，世界范围内电子商务蓬勃发展，2014年B2C电子商务全球销售额达14710亿美元，增长近20%，中国零售业电子商务销售额超过4000亿美元，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却未将这部分消费纳入统计范围。三是统计方法缺乏灵活性，全国使用“同一张表”，没有很好地反映各地消费项目的差异，如西北地区肉类消费多为牛羊肉，而中东部地区多为猪肉，这势必会造成价格指数的误差。

　　缓解通缩压力要标本兼治

　　物价走势判断

　　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增速恐将进一步放缓，通缩压力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从外部来看，美国经济复苏势头稍好，但私人消费依然疲弱，对我国出口的提振作用有限，并且伴随美国经济复苏，我国外部金融条件将进一步收紧，国际资本波动和大规模流出的可能性增大。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并未呈现明显好转，甚至个别国家下行压力仍在加大，有重新陷入衰退的风险。前两个月，我国出口虽有回升，但全年形势仍不容乐观。

　　从内部来看，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等方面的矛盾还会继续显露，企业投资动力仍将不足，且政府主导型投资对经济刺激作用将越来越小，2015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6.8%、14.7%，还未出现回升迹象。国内消费需求开始企稳，但是受消费习惯、收入水平、通缩预期等多种因素制约，消费很难在短期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依然较大，直接制约地方政府财政支持资金的拨付速度，金融市场效率和市场化程度偏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削弱了宽松政策效果。

　　预防通缩的总体思路

　　通货紧缩将推高实际利率水平，加重公共和私人债务负担，抑制消费和投资，甚至造成失业率上升及经济衰退。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国内经济“三期叠加”，多重困难和矛盾互相交织，通缩预期一旦广泛蔓延，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造成伤害。

　　预防陷入实质性通缩要标本兼治，要根据“病因”正确“下药”，不要为了抬高通[微博]胀率而出台政策，防止由“营养不良”迅速转向“营养过剩”。同时，要把应对通缩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结合起来，针对经济运行的风险下“先手棋”，加强政策的预调微调，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笔者建议如下：

　　一是保持全社会流动性适度宽松一些。根据经济运行态势，继续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不断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对于存款准备金率，步伐不妨放得大一点，降低银行的融资成本，促进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择机降低基准利率，实施SHIBOR区间管理，引导市场利率下行。结合增长和通胀走势，用好常态化流动性管理工具，保持全社会货币供给总体宽松。

　　二是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一些。研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实行定向减税和降费政策，继续推进营改增，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财政支出要积极进行逆周期调节，研究适度提高各级财政赤字率。政府投资要向投资小、见效快、不浪费的领域倾斜，包括改善民生、节能减排、生态治理等。

　　三是发挥投资稳增长的关键作用。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效益好、带动大项目的审批进度，特别是要促进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重大项目尽快开工建设。结合“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在基础设施、产业科技、能源发展等领域再发掘一批投资热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研究和明确房地产调控方向和政策组合，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是继续深入实施结构性改革。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企业创业创新，简化工商等相应的监管制度。把价格改革和稳定物价相结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要建立充分反映能源资源稀缺性的价格形成机制。同时，加快推进金融改革，丰富金融市场主体，鼓励创办民营银行，支持互联网金融稳步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股市债市的融资功能，多元化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渠道。■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