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欧洲中央银行执行委员本诺瓦·科内

　　王 信 曹 莉 蒋先明 袁 婷

　　2012年是中国人民银行驻法兰克福代表处设立10周年。10月25日，代表处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庆祝“10岁生日”。欧洲中央银行主管市场操作、研究、支付清算等事务的执行委员本诺瓦·科内(BenoîtCœuré)先生应邀到访代表处。他首先祝贺代表处设立10周年，高度评价代表处在增进欧洲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联系沟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表示，欧洲央行珍视人民银行对欧元的强力支持，希望双方将来进一步强化互信，加强合作，共克时艰。

　　今年43岁的科内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等名校，在宏观经济、国际金融等领域颇多著述，曾获“法国最优秀青年经济学家”提名。科内从2012年起任职欧洲央行，此前曾任法国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国库总署副署长，法国债券管理机构Tresor首席执行官。科内到欧洲央行工作后，仍继续在巴黎政治学院兼职授课。科内过去曾多次到访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科内在法国财政部工作时，正值法国主办G20峰会，其间他更是深度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事务的国际交流与协调，与人民银行有很多接触。

　　在代表处，科内拿起桌上的几本《中国金融》杂志，看到封面上有他熟悉的前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和德国央行执委登布莱特(内文有此前我们为《中国金融》提供的专访文章)，便兴致勃勃地翻看起来。看到我们惊讶的目光，科内说自己曾在巴黎第七大学获得日语专业学士学位，所以也认得一些汉字。随后，我们主要就欧洲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欧洲单一银行监管机制和货币国际化等问题，对科内进行了访谈。

　　关于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及其作用

　　问：您提到欧洲央行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迟早会启动，届时欧洲央行将如何具体操作？欧洲央行已表示不会对主权债收益率设置目标，那么如何确定债券买入的规模和时机？

　　科内：关于OMT，我们首先设置了条件。一国要受益于OMT，就必须与欧元集团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启动欧洲稳定机制(ESM)或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预防性计划。ESM的理事会实际上就是欧元集团。在一些国家，达成上述协议还需要议会批准。这是OMT的第一步，即政治要求。接下来，我们还将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参与有关附加条件的设计和监督落实，具体形式由在华盛顿的IMF执行董事会决定。以上是OMT启动的条件。

　　当一国向我们提出OMT申请，且该国与欧元集团已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我们即可启动OMT。货币政策传导状况是欧洲央行理事会做出干预决定的基础，也是OMT推出的原因。对因市场认为欧元存在解体风险而出现的欧元区分化扩大的情形，OMT也应该能够遏制。

　　问：当前有一种担心，即欧洲央行一旦启动OMT就难以抽身，因为如果欧洲央行停止购买债券，其收益率就会飙升。

　　科内：我们已明确表示，如果OMT的受益国不能继续满足OMT的条件，我们将不再购买其债券。我们必须言必信、行必果。因为，如果相关国家不进行调整，OMT横竖无法奏效。

　　问：也有人担心，相关国家政府虽有意履行改革承诺，但由于某种原因，比如经济持续下滑，其目标无法实现。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科内：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因为任何计划都可能被修改。比如，葡萄牙已修改了财政赤字控制目标。这是葡萄牙一方面与欧盟(欧盟委员会并欧洲央行)，另一方面与IMF进行正常磋商的一部分内容。如果各方都同意修改救助计划，我们将加以考虑。

　　问：欧洲央行如何决定某一国家国债收益率应该处于何种水平？

　　科内：在启动OMT时，我们将对货币政策传导进行全面分析，特别是要考察政府债券收益率如何传导到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贷款，比如非金融公司贷款、居民贷款等。我们还要看短期利率如何传导到长期利率；毕竟在OMT下，我们只会买入短期债券而非长期债券。一定程度上，收益率曲线的形状是揭示某国政策可信度和货币政策传导的指标。我们还要观察市场波动性，特别是破坏性市场波动的风险。总之，我们需要综合考虑货币政策传导、市场动态及其波动。

　　问：哪个国家可能会首先申请OMT呢？

　　科内：OMT对每个有资格参与EFSF或ESM预防性计划的国家开放。对于目前已经与欧盟和IMF达成救助计划、救助资金全额拨付的国家，在其重获市场融资能力后，也可成为OMT受益国。

　　问：《华尔街日报》曾刊载一篇文章，详细报道了欧洲央行内部的变化。作者认为在德拉吉、阿斯穆森和您等人的努力下，欧洲央行在应对危机上更加务实。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欧洲央行会采取更多的非常规工具？

　　科内：在特里谢行长时代，欧洲央行一直果断有力地应对危机。早在2007年8月9日，在全球主要央行中，欧洲央行是第一家向市场大规模注入流动性的。当然，我们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政策工具，但我们的主要职责一直没变，即维护中期物价稳定。

　　问：特里谢先生曾对我们提到，现实情况是有的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公开批评欧洲央行的政策。您认为将来这种情况是否会影响欧洲央行决策？

　　科内：欧元体系(Eurosystem)由欧元区17个成员国中央银行以及欧洲央行组成。在这种体制下，自然会出现意见不一。要知道，欧元区共有3.3亿人口。

　　危机之前，很多人坚信欧元区是单一、同质且不断趋同的。但危机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目前欧元区经济体情况各异，面临非常不同的挑战，这必然会在欧洲央行理事会的讨论中有所体现。一旦理事会作出决策，我们都应不折不扣地遵行。但在讨论、准备阶段，我认为意见多元化是件好事。

　　问：目前欧元区各国情况迥异，因此货币政策只能是应对危机的众多手段之一。在财政政策方面，许多人建议成立一个更集中化的财政管理机构，对此您是否持乐观态度？

　　科内：这个问题很重要。货币政策有效性也取决于政府行为。只有在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国家政府采取正确行动后，我们的货币政策才会有益于这些国家的居民和企业。这些政府行动可促进各国经济趋同，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增强银行资本实力，促进银行体系重构。

　　这也是我们为OMT设置条件的原因。我坚信，这样做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保护欧洲央行，使我们更容易实现维护价格稳定的首要目标。由于设置条件只是OMT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不会影响欧洲央行的独立性。

　　我还要指出，不仅边缘国家经济需要趋同，欧元区所有国家都存在这一问题。以德国、法国为例，过去10年，两国劳动力成本的差距不断拉大。过去，德国劳动力成本较高，但2003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实施了《2010规划》，成功地推行了劳动力市场和税制改革，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作为应对，法国政府出台了《竞争力法案》。德国、法国是欧元区两个最主要的国家，因此防止其经济分化是它们的共同责任。

　　最近，欧洲理事会提出有关建设欧元区共同财政能力的建议，这个问题可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从政治上看，近期欧元区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意味着成员国已开始分担财政风险，其中最重要的是创立ESM，以作为应对极端风险的防火墙。虽然银行联盟中单一银行监管机制本身并无任何财政转移功能，但欧洲央行已经明确表示，到一定时候，该机制应该有单一的危机处置机制和处置基金作为配套，这两者当然都带有财政风险分担的成分。而且，目前欧盟预算和欧洲投资银行均已具备一定的共同财政能力。然而，迄今为止，我们的危机应对措施都是小打小闹，并不配套，比如ESM、新财政协定等。到某个时候，我们需要向欧洲民众明确欧洲将走向何方，以便他们对可接受的主权分享的程度和方式做出决定。

　　其次，从经济方面看，各国层面和欧洲层面的财政措施可促进各国经济趋同。在欧洲层面，已有结构基金、团结基金和欧盟预算等工具，可用于促进欧洲各国和地区趋同。例如，在围绕希腊救助计划的讨论中，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如何更好地使用欧洲资金，支持希腊经济增长和趋同。应当研究如何改善欧洲层面的工具，包括使用共同财政能力，来支持欧元区国家的调整。

　　虽然上述问题不是由欧洲央行负责，但只要这些讨论有助于提高欧元区经济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我们都欢迎。

　　关于欧洲银行联盟和金融监管

　　问：目前关于欧洲单一银行监管机制的讨论很多，欧洲央行对此持何种观点？

　　科内：欧洲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已经制定目标，建立针对欧元区银行的单一银行监管机制，该机制将在2013年逐步实施。各方都应当尊重这一时间表。单一监管机制的具体内容，将由欧洲理事会决定，欧洲议会对此也将有所贡献。我们正与欧盟委员会密切联系，协助其提出有关解决办法。我们还会同各国监管机构成立了工作组，为单一监管机制的实施做准备。整个2013年，将有很多工作要做。单一监管机制的指导原则是分权化，即监管决策将由欧洲央行监管委员会与各国监管当局共同制定，其具体实施将在各国层面进行。

　　我们知道，在一个由欧洲央行和17个成员国央行组成的体系内，如何统一、有效地运作至关重要。这也是欧洲央行被选作单一银行监管机构的根本原因之一。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判断，在这么短时间内成立全新的监管机构太富有挑战性。

　　我们将在欧洲央行内另设一个监管部门，该部人员数量最初相对有限，以后会逐步增加。该部人员将来自欧洲央行、各国监管当局以及其他外部机构，我们需要借助所有相关技能。

　　问：欧洲央行是否会成立一个与其执行委员会平行的监管委员会？

　　科内：它们可能会有些区别。执委会仅有6位成员，担负双重职责：既为理事会(governingcouncil)的货币政策决策做准备，也负责欧洲央行的运营。根据目前的设想，监管委员会的成员会更多，至少包括17个国家监管机构以及欧洲央行的代表，该委员会将专注于银行监管。

　　问：欧洲央行监管委员会成立后，其职责将不同于欧洲央行牵头的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SRB)。这两者之间会存在职能重叠或冲突吗？

　　科内：我想不会。建立欧洲新监管机制的唯一直接影响，是欧元区不再有17家银行监管机构，而是只有一家，即欧洲央行。这对欧洲银行监管局和ESRB并无其他直接影响。我们需要欧洲银行监管局来确保欧盟银行监管规则的统一，需要ESRB来履行其宏观审慎管理职能。

　　问：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您曾提到央行之间在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领域的合作问题。您是否认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比货币政策的合作更困难？

　　科内：在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内部，都有很好的合作精神，但相对于货币政策协调，金融监管协调的性质有所不同。在货币政策领域，各央行或央行体系各司其职，当然也要关注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和相互影响，但基本上是根据本地区情况制定货币政策。在金融监管领域，我们需要面对跨国金融机构和全球市场，需要为它们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因此，金融稳定理事会、二十国集团、巴塞尔委员会框架下，均有一系列原则来促进各国政策协调和规则趋同。

　　问：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在欧元区的法兰克福设有交易室，在伦敦也有交易室。我们很想知道您是否坚信欧元区相对于英国等其他地区仍有竞争力，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

　　科内：你们完全可以安全地留在法兰克福！单一市场中的竞争是好的。建立单一银行监管机制，可促进欧元区一体化，但这不应损害未参加该机制的国家的利益；正相反，一个强大的欧元区符合所有欧盟国家的利益。

　　需要警惕的是，我们还面临金融一体化倒退的危险。我认为，当前欧元区银行业的首要任务，不是与伦敦竞争，而是结束欧元区市场分割的局面。单一监管机制设立后，欧元区内就不再有任何母国或东道国银行监管机构，届时只有欧洲央行作为单一银行监管者，这意味着欧元区内资金和资本的流动将更容易。建立单一监管机制的目标之一，应是确保欧元区内资本自由流动。欧盟进程的每一步，包括银行联盟的建立、欧元区外围国家的趋同、欧元区政治基础的强化以及未来某时点可能建立共同财政能力等，均有助于欧元区进一步一体化。这对欧元区所有国家都有好处，它将创造投资机会，吸引国际投资者重返欧洲。

　　关于货币国际化和央行的作用

　　问：您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兼具实用性和理论性的问题，即中央银行在货币国际化中扮演的角色。您认为央行在此过程中应保持中立还是积极推动？

　　科内：2011年，我还在法国财政部任职时，花了很多时间参与筹备G20戛纳峰会。当时的优先任务之一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为人民币发挥国际作用做准备。我相信在这些问题上，即使有关决策是由各国做出，国际合作也非常重要。

　　关于央行在货币国际化中的作用，我认为，国际投资者希望有关货币资产的投资收益仅仅取决于该资产的特性，而不是政治因素。因此，央行在进行货币管理时，市场应相信它是独立的。此时，重要的是央行的公众信任度，而不是其法律地位。

　　问：未来中国建立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时，可能会出现该系统与泛欧实时自动清算系统(TARGET2)联接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科内：我们已经看到，人民币正逐渐成为国际货币。当然，有关方式、步骤完全由中国自己掌控。但显然人民币正朝国际货币方向发展，不仅在香港，在欧洲也是如此。当市场需要时，希望能够提供人民币支付体系与欧元支付体系的联接。当然，这件事必须由市场推动。当对双方都有利时，我们就会这样做。届时，我们一般倾向于建立央行资金间的“对等支付”(paymentversus payment， PVP)，我们认为这对金融稳定而言更安全。■

　　感谢欧洲央行新闻主管官员Niels Bunemann先生对本次访谈的大力协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驻法兰克福代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