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各级金融部门也多次呼吁“金融服务中有多项业务是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这是金融危机给予的深刻教训

　　■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唐玮

　　当世界经济接连被金融危机肆虐和欧债阴云笼罩时，中国经济的表现显然是耀眼的。即使是金融危机泛滥时，中国也基本实现了经济平稳增长，其中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2%，2010年达到了10.3%，2011年虽有所下滑，但9.2%的成绩依然可以傲视全球主要经济体。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为7.4%，是3年以来中国GDP最慢的增速，也将是继2009年一季度以来首次未达到7.5%的目标，7.4%的增速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连续第7个季度放缓。

　　世界经济增长萎靡，中国自然难以独善其身。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被寄予“兼善天下”的厚望——成为拉动世界经济逐步走出泥潭的火车头，中国的增长奇迹更不能轻易画上句号。

　　“未来数月中国必须加速金融改革，才能支撑经济的增长。”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于11月22日发出警告称，中国不大可能出现经济“硬着陆”，或急剧放缓，但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经济增长的日子已经结束。而为了提高效率，必须推进艰难的金融改革，给予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更多空间。穆迪预计，2012~2014年期间中国经济每年将增长7.5%。

　　可喜的是，这一点早已是各方的共识。“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这对进一步深化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发展，不断提升金融业整体实力和服务水平，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百来字仅是提纲挈领，并未详细地涵盖金融改革的具体任务和路径，但这些内容能出现在“十八大”这一全面的党的政治报告中，已是字字珠玑，用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话来说，是“每句话都是价值连城，需逐句学习理解和贯彻落实”。

　　而这段话的重心，显然是落在了“金融改革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内容上。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各级金融部门多次呼吁“金融服务中有多项业务是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这是金融危机给予的深刻教训，让中国的监管当局不得不慎之又慎。

　　根植实体经济

　　金融监管部门尤其强调金融要根植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就曾解释说，大学的教科书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原理，那就是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映和反作用于经济。尽管金融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但也没有丝毫的理由可以推论金融可以脱离实体经济。所以我们不能允许金融搞自我创新、自我循环、自我膨胀，最后形成严重的金融泡沫，形成金融对经济严重的损害。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也在十八大的金融代表讨论会上强调说，世界经济复苏仍艰难曲折，国内经济趋稳的基础尚不稳固，银行业面临的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对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改进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期盼和更高要求。“银行业将始终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不断开拓创新，提高金融服务效能，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新要求。”

　　但这唇齿相依的双方并非“毫无芥蒂”，目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面临的问题是，贷款需求与信贷满足程度并不匹配。大量的信贷还是流向资金缺口并不严重的大型企业、优质项目，虽然各大银行愈发重视小企业贷款，但由于小企业不可忽视的高风险问题，这种矛盾仍然较突出。

　　温州区域性的金改方案，致力解决的正是这种不匹配。温州等一些经济活跃地区，存在着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民间资金多但投资难的“两多两难”式矛盾。

　　11月23日，时隔8个月后，浙江省政府制定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施12条细则(以下简称“金改细则”)终于揭开面纱——在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方面，金改细则提出，将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并将温州银行增资扩股作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突破口。

　　这一内容备受关注，若温州能引导民营资本，成功地改进中小企业服务，对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突破，也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的需要。“十八大”报告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到，要“大力推进民营金融机构发展”。这让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很兴奋，他表示中国金融体系里面，一直是以巨无霸的国有金融企业为主，而在未来的金融领域里面，引进民营的机制，真正诞生市场化的金融家，才是今后金融改革最核心的方向。

　　周小川也认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是中央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政策。

　　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对改善基层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义。金融服务本质上属于竞争性行业，竞争是改善供给、合理定价的根本途径。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中国大中企业、大中城市的融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部分基层和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发展社区类金融服务企业，扩大新型信息科技在金融服务领域的运用。加强统筹协调，增强基层金融机构的监管力量，并通过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途径，为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金改要允许“试错”

　　可惜的是，监管层依旧奉行的是慎之又慎的风格，此次温州也未找到突破口，外界普遍关注的民间资本投建银行，以及利率市场化等问题在本次温州公布的金改细则中被弱化。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承认，目前建立民资银行的时机尚不成熟。

　　张震宇认为，现在温州缺的不是一家银行或是民资银行，缺的是体系上的不完善，银行体系和非银行体系在发展过程当中不协调。

　　而要理顺这种不协调，显然非一日之功。温州这种区域性改革，与传统意义上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并不相同。

　　周小川认为，多数人都认为金融的改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因为金融市场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市场，流动性很强的市场，如果找一个局部，不管是局部的地方或者局部的产品进行改革的话，改革的外溢性很强。你想限定它在一个范围内进行试点，但实际上你管不住的，金融改革就会到处去影响。曾当选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的周小川，并未出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名单中。而这位年逾64周岁、在诸多金融改革中留下浓墨的央行行长，被广泛认为会在明年卸任。

　　“市场化”密码

　　而大部分“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并没有“试错”的过程，甚至是下注“背水一战”的成功。

　　十六大以来的重大金融改革，包括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顺利完成并成功上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全面深化，证券公司规范发展，大型国有保险公司基本完成改制，金融宏观调控的体系日益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在有序推进等等多数是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式。

　　而成功的密码，归根到底，还是坚持了“市场化”的核心。而未来的金融改革，中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就再三强调，依然要紧紧围绕“市场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认为，金融业对内充分的市场化，是调整我国金融发展结构失衡与滞后的关键。当前金融领域内的各种结构失衡，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金融受到管制及竞争不充分造成的。目前金融结构中的直接、间接结构，直接融资结构中的债券信用、银行信用结构，企业融资结构中的国有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创新企业结构等诸多结构失衡，均反映的是金融非市场化的后果。其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在现有市场中，各类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行政限制问题；二是各种金融产品的行政审批问题，包括债券和股票发行的行政审批；三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企业以各种合同形式创建的金融市场交易活动仍处于灰色地带，由于相关制度空白，其始终在寻求“合法化”；四是利率和保险费率等价格体系的市场化问题。

　　夏斌建议，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业对内充分的市场化过程，必须尽快完善有问题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进一步完善破产法，尤其是应尽快出台金融机构的破产法，实现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法制化和程序化。在加大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的同时，要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风险教育，同时保证市场的公平公正运行。除继续实行严厉查处市场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欺诈行为等日常监管措施外，可考虑设置专门的部门来维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防范金融机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发生。真正允许并且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国内任何金融机构。

　　而之后的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两个内容是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

　　Shibor的重任

　　下一步，中国金改的方向之一，就是要积极促进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2012年6月7日，央行首次扩大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浮动空间已让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央行有关负责人解释道，要结合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选择具有硬约束的金融机构，通过逐步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的价格等途径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要加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作为市场利率的基准性。引导金融机构完善利率定价机制，增强风险定价能力。

　　这意味着，放开存贷款利率后，其他一系列上、下游金融产品和替代产品的价格将逐步放开，产品定价权交由市场决定，Shibor则作为金融市场各种产品定价基准，扩大在市场化产品中的应用。

　　当然这个过程无法一蹴而就，中国央行也再三强调利率市场化没有时间表，中国央行要根据改善金融机构的利率定价能力，来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而中国央行的调控方式将随着这个过程愈发成熟，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高级策略师刘立男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将重塑央行的货币政策架构。除此之外，未来几年还将改善货币传导机制和资本资源配置，将在国内的诸多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刘立男认为，央行会改善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和回购利率的货币传导机制。这也要求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和回购利率时有更多透明度，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基础货币政策。

　　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单一的短期基础货币政策利率引导利率市场水平，并在今后的三到四年间替代基准政策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期限结构。而无论是银行间融资利率还是回购利率都可以作为中国基础政策利率的最终选择，且该利率的期限可以是隔夜或一直到7天。

　　“新基础政策利率将成为国内银行间利率期限结构的基石，而其它银行间利率期限结构将由市场决定。该期限结构将根据信用评级、流动性风险评估帮助政府债券收益曲线和国内信用风险矩阵定价。”刘立男分析说，“然后再以此基础政策利率为目标进行公开市场操作。”

　　人民币为媒

　　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我国金融改革重要组成部分。

　　但国际金融危机大大颠覆了传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国际上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概念和尺度也随之改变，我们改革的指向灯在哪？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有弹性了和一个可以调整的空间，而不是一个可兑换和不可兑换这样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特别是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尺度和标准上，应该说它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精准的标准。”央行副行长胡晓炼表示，我们也注意到即使那些宣布已经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它对跨境资金的监测和管理也都有不同程度继续的存在。特别是在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后，一旦发生了跨境资本异常的流动，一些国家也仍然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手段来加以管理，比如说采取增加资本交易税的方式来试图调控资本的跨境流动情况。

　　其实，中国的开放程度并不低，根据国际货币资金组织资本项目交易分类的标准，七大类共40项，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实现部分可兑换的项目有17项，基本可兑换的项目是8项，完全可兑现的5项，占了全部资本交易项目的75%。

　　而下一步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文件中提到的“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要求？

　　众所周知，可兑换通常分成两个层次，交易环节和汇兑环节的开放，核心都是开放，以期能更优化的实行资源的配置。但这个过程中，担忧总是如影随形，担心外汇的大进大出对国家的宏观经济，对金融体系，对汇率利率各个方面造成大的冲击。

　　“这种冲击表现在，一是造成了货币错配的风险，就是本货和外币在资产负债表中间出现比较大的差异，二是当出现外汇供求发生矛盾严重，也就是外汇短缺的情况下，可能会因为原来一些以外币表示的对外负债由于拿不到外汇而造成违约，甚至造成破产的风险。这个在新兴市场国家都曾经出现过。”胡晓炼分析说，但若汇率的灵活性进一步加大，那么外汇的汇兑风险可能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减弱。同时以本币作为跨境交易主要货币的话，货币错位、对外汇供给不足担心的风险就会大大弱化，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以化解。人民币，就是我们的本币在跨境交易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由此，下一步的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开展积极的跨境人民币交易，包括在资本项下的人民币跨境交易。

　　从近期的一系列措施中，已经看出端倪。一些资本项下可兑换的突破，都是用人民币来做交易的媒介。

　　如人民币的QFII额度从过去的七百亿增加两千亿，就是允许外部的投资者来到中国的资本市场进行投资。

　　“这2700亿人民币的规模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从2002年开展QFII这个业务，到现在我们整个用外汇投资的额度现在也是300多亿美元，所以这2700亿人民币的额度已经超过过去十年我们用外汇来进行QFII的额度，这个步子迈得相当大。”胡晓炼指出，同时，央行也从2010年开始允许国外的三类机构来投资中国的证券市场，这也是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方面。短短两年时间内，境外包括中央银行、货币当局，主权财富基金，国际金融组织，保险公司，人民币清算行等等机构在中国债权市场的投资规模现在已经基本上四千多亿人民币的规模，这也是比较大的。

　　而深圳的前海实行新的改革开放的尝试，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可以用人民币从境外向境内放款。

　　胡晓炼强调说，下一步的改革，在未来人民币的跨境交易方面，仍然要继续的坚持立足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这样一个基本的方针，立足于促进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的拓宽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渠道，实现人民币在跨境和境外市场的良性循环，同时在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过程中还要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开放。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同时还要进一步继续拓宽双边的货币合作的领域和范围，继续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