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理论有研究的人应该不会对肖(Edward Shaw)和麦金农(Ronald McKinnon)两位学者感到陌生。在1973年的论文中，这两位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给发展经济学贡献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

　　大意是说，大量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不起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对金融实行抑制政策，背离了市场化方向，比如实施利率管制，人为压低存款利率以补贴借款人，以及人为干预信贷投放，将稀缺的信贷资源优先配置给政府支持的产业甚至企业等。

　　金融抑制与经济增长

　　类似的政策在压抑金融业活力的同时，也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因为，人为的低利率不利于储蓄增长和资本形成，将大量稀缺的信贷资源导向低效率的政府部门无疑是一种资源错配，既压抑了有活力的民间部门，也无法保证信贷资产质量。

　　有一点可以肯定，就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而言，金融能够发挥的作用只是其一。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体系肯定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不是必然能推动经济增长。所以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肯定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相反。

　　由此产生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说两位学者所描述的黯淡景象是差的经济增长碰上了金融抑制，以至于经济增长雪上加霜，谁都没能获得益处，那有没有可能存在另一种组合，好的经济增长，或至少不太坏的经济增长也遇上了金融抑制？由此产生的影响和效应又将如何？问得再具体一点，这样的组合对金融业本身的发展有何影响？

　　金融是经济命脉，向来是政府干预的重点领域。鉴于政府有自己的优先议程，想要政府不干预金融几无可能。干预可能造成抑制。不论“二战”后的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存在金融抑制。前者需要维系庞大的政府债务发行并控制发行利率，后者有所谓的各类战略性产业需要扶持。

　　就金融业本身而言，如果金融抑制碰巧遇上了低经济增长，日子自然只能是过得不咸不淡。但如果碰巧遇上了高增长周期，可能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例，由于实行类似Q条例这样的利率管制措施，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为美国银行业的“3-6-3时代”，意思是存款利率3%，贷款利率6%，每天下午3点银行高管准时出现在高尔夫球场。这种日子虽然有些波澜不惊，但潇洒与闲适不言而喻。只是后来美国推行利率自由化，放松监管，这种局面才不复存在。

　　当然，喜剧也可以变得更加刺激。如果经济增长得足够快，金融抑制给银行业带来的就不是闲适，而是繁荣，以及与之相伴的繁忙和压力。这正是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经济所呈现的景象。

　　众所周知，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体系，央行与商业银行合二为一，在功能上被视为财政的出纳。这应该可以算作金融抑制的极端情形。

　　改革之后，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商业银行体系开始从央行分离出来，新的商业银行不断增设，旧有的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大面积转变为商业银行，并开始跨区域经营。银行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强。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高成长性，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规模迅速膨胀。

　　尤其是2007年以来的五年间，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张尤其引人注目。许多银行都已经成长为全球性的大银行。以资产规模计，全球前十大银行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为日本的银行；次贷危机之前多为美欧的银行；而现在，中国银行业颇有后来居上之势，正越来越多地跻身前十大之列。

　　银行业高增长成因

　　分析起来，中国银行业快速扩张的背后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是经济增长推动信贷市场快速成长，有效信贷需求急剧膨胀。历史上，中国银行业的信贷业务早期只对“公”开放，非“公”机构不大可能获得信贷渠道。

　　增量改革以及随后引发的经济增长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大改变。大量非“公”性质的企业和机构在民营经济的发展大潮中迅速崛起，而家庭部门则经由城镇化进程以及住房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成为新的负债主体。相应地，银行的信贷客户也就逐渐从原先的只对公扩展为针对所有符合要求的企业及法人；从重点针对大中企业扩展为针对中小和小微企业；从中心城市扩展至县域乃至乡镇；从只针对企业和机构扩展为针对家庭和个人。信贷产品日趋丰富，能更好地适应融资需求。

　　二是信贷供给和货币供应充足。现代货币理论早已解释清楚，在银行信用货币大行其道的背景下，真正主导货币供应的是商业银行，而非央行。

　　信贷投放是货币供应增长的直接推动力。通过“贷—存”循环，商业银行可以推动资产、负债同时扩张，实现所谓的“贷存两旺”，并最终表现为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中国金融体系由于以商业银行为主，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又主要局限于传统的贷存业务，货币和信贷扩张效应尤其显著，这是造成中国M2/GDP比例偏高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信贷及货币的派生效应要相对小得多。不论发行股票还是债券，当投资者购买这些证券时都将首先导致银行存款的分流，进而导致银行负债规模的下降。最终这些款项会以不同形式的存款重新回流到银行体系。在此过程中，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资产和负债的结构。由于不存在银行信贷对存款和货币供应的涟漪效应，信贷的货币扩张效应或将大大降低。

　　三是存贷款利差法定且相对稳定。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迄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贷款作为最大宗的债务产品，以及存款作为最主要的债务工具，其利率仍然由货币当局结合多方面需要综合平衡后直接决定。其中，银行本身的自生能力(Viability)以及整体的金融稳定是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鉴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银行业积累起的巨额不良资产负担，维持适当幅度的利差确有必要。在贷款供应和需求快速增长的大趋势下，相对稳定和丰厚的利差不仅保证了银行的盈利水平和盈利能力，也为银行的持续增长注入了动力。

　　四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尽如人意。按照通常的金融深化路径，随着商业银行信贷客户从超大型、大型优质公司类企业向大中、中小、小微以及个人客户延伸，银行的信贷客户结构将会出现所谓的下沉趋势：大型的优质企业将越来越多地转向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获得融资，不再成为银行的主力信贷客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以及个人客户成长为商业银行的主力客户群体。

　　在此过程中，三方将获得利益改善：大型优质企业因为进入直接的债券融资市场而得以降低融资成本；居民和家庭部门则通过直接投资债券市场而获得比存款利率更高的收益水平；大批中、小、微企业和个人信贷客户将获得更多的信贷机会和更好的信贷支持。银行的收益变化则是不确定的：成功的利率溢价会导致收益增加，失败的应对则有可能造成收益下降。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中国的信贷市场并未发生上述变化。银行在向下拓展信贷客户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庞大的优质大中型客户市场。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同资本市场发展缓慢有直接关系。由于把股市当成了体制内企业和关系企业的提款机，融资主体也乐于享受股权融资带来的预算软约束，一些本该通过发债解决的“诚实的”融资需求变成了套现动机驱动下的股权IPO泡沫，这无疑不利于债券市场的正常发展。另外，由于“数量型”调控方式的体制惯性，股市、债市也同银行一样被置于行政调控的棋盘上。投资者的力量以及市场的力量还远未强大到足以自行挑选和决定投资对象。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端上来什么就吃什么，想要自己点菜几无可能。

　　五是银行微观运行机制不健全，缺乏适当的激励约束激励。长期以来，国内商业银行的规模偏好饱受诟病。规模偏好在带来资产规模和账面利润增长的同时，也加速放大了银行的风险杠杆。规模偏好的存在肯定有许多具体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则在于国家对银行面临的风险进行了最后的对冲，出问题由国家兜着。这无疑会助长银行的道德风险。实践中情况也的确如此。

　　据报道，今年以来，针对股市以及银行股不断走低的大趋势，中央汇金公司不断入市增持四大行股票，致使国家持有的银行流通股占比进一步上升。这或许是特定市场环境下的“明智”之举，但在客观上也会带来明显的逆市场化效应，与当初通过股改上市来加强公司治理的初衷并不完全相符。影响银行微观运行机制的因素肯定来自多个方面，如监管改革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但同样可以肯定，国家继续维持类似当前这样高水平的持股比例，客观上对健全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并无帮助。

　　关键是改革缓慢

　　正确地表述问题有助于思考和解决问题。毫无疑问，在以上五种促成国内银行业高速增长的因素中，垄断的成分并不突出。第一条来源于经济增长，后面四条则主要同金融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有关，或者说同金融深化程度不够有关。

　　另外，从对国内各主要商业银行近几年来的数据分析也可以发现，银行业市场的竞争实际上相当激烈。2010年末，中国商业银行总数大约为281家，数量并不算太多。但由于其中的大中型银行多为全国性银行，机构网络实际上已经相当密集。

　　2007年至2010年，大中型银行的境内机构总数从71647个增长为109474个，增长了52.8%，平均每个机构的存款余额为5亿元左右。在竞争的压力下，五大国有银行在整个银行业中所占的资产份额从2006年初的近60%下降为今年三季度末的45%。由此看来，银行业的问题绝非垄断这么简单。

　　中国银行业的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市场化上，是金融深化在市场化方向上受到了抑制，金融体系整体的市场化程度不够，而不是什么垄断。相比之下，肖和麦金农的金融抑制概念显得更为透彻。

　　金融抑制植根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金融抑制的程度取决于一个经济体自身的市场化程度，取决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可接受的比例。要解除金融抑制，只能有赖于持续不断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不在银行，而在于推动整个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进程。从风险的角度看，市场化的金融体制不见得会比现在的体制更加稳定，但从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角度看，却能最大程度地惠及众多经济主体，也最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这个大前提下，如何推进，更多是技术问题。

　　作者供职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