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杰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有望探索出可供全国推广的做法和经验。另一方面，积极、稳妥、谨慎、低调的改革，能减少失误、震荡、波动，但也难以产生根本性的变革作用，改革的路程可能会被拉得很长。而一些深层次和全局性的矛盾并不可能通过局部的改革得到完全解决。

　　国务院今年3月宣布在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八个月后，实施方案终于揭晓。温州市政府上周末公布了由浙江省政府制定的实施细则。

　　试验区设立以来，按照总体方案确定的12项主要任务，温州市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成立了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积极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和阳光化；推出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入围资格招投标制度，推动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试点；通过新型金融机构及各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设立温州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激发地方政府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加强地方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等等。现在看来，在这些方面，温州有望探索出可供全国推广的做法和经验。

　　试验区的设立既体现了中央通过地方试点推进金融改革的战略目的，又与去年第三季度的温州借贷风波直接有关。在温州借贷风波中，一些当地重要的工商业企业资金链断裂、无力还债。其中既有借入民间高利贷、转向房地产投机的企业，也包括财务杠杆过高、市场环境快速恶化的企业，还有因向其他企业提供担保而受牵连的企业。温州借贷风波虽然是局部性的事件，但也凸显了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民间资本最为充裕、民间金融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具备综合金融改革试验的良好土壤。

　　从实践看，温州试验还具有溢出效应。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以后，其他地方也相继申请不同类型的改革试验区，形成了各地竞争、共同改革的势头。所以，温州试验也带动了各地积极探索改革新路径的激情。但同时必须提出的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不良贷款规模和比率不断走高，借贷风波的影响还未消退。截至今年6月，温州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181.4亿元，不良率为2.69%，分别较上月增加20.73亿元和0.26个百分点，较去年8月增加159.68亿元和2.32个百分点。

　　因此，笔者认为，温州借贷风波以及不良贷款的形成源于多重因素，其中一些深层次和全局性的因素并不可能通过金融综合改革得到完全解决。看细则内容，总体上属于柔性改革，或者说遵循的是积极、稳妥、谨慎、低调的原则，而非大刀阔斧、大胆高调。这样的改革方式，无疑能减少失误、减少震荡、减少波动，但难以产生根本性的变革作用，改革的路程可能会被拉得很长。

　　首先，温州借贷风波并不仅仅是金融系统的问题，而牵涉到实体经济。由于金融是依附于实体经济的，如果实体经济出问题，金融系统也难以独善其身。在实体经济层面，温州产业转型升级滞后，迄今仍以传统制造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大，产业投资回报率下降，出现产业空心化、资本外流和企业外迁的趋势。此外，温州企业的治理结构总体上还比较落后，家族企业非常普遍，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和制约机制。温州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公司治理机制，而这些都不是金融综合改革可以解决的。

　　其次，酿成温州借贷风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过度负债。去年温州市GDP 3351亿元，而年末贷款余额达6194亿元，后者是前者的1.85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倍左右)。这既有温州人在本地借款、投资于外地的原因，也有本地企业过度负债的原因。温州信贷风波的发生过程，与典型的信贷危机非常相似：先是出现了信贷事件即一些企业破产，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规避而不愿意放贷，从而产生信贷紧缩、资产价格下降，遂使经济进一步紧缩、更多企业破产，形成恶性循环。

　　再次，温州的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反映了全局性的体制和政策的问题。如果全局性的体制和政策没有什么改变，温州很难有突破性进展。比如近十年来总体上民营经济一直在退缩，温州的民间资本最早是到山西炒煤，那时还围绕着实体经济。之后山西煤炭业重组，温州民间资本被迫退出，只好转移去炒房。之所以炒房，也跟宏观经济政策有关系。在利率比较低时，投机现象就特别严重。再比如民营企业家为什么难以沿着产业链往上走？最大的原因，不是融资难，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知识产权的开发需要大量投入，且具有很高的风险，而且不一定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当研发出来后，可能很快就会被盗用。对私人财产保护不力、企业家缺乏安全感，也是民营企业家不注重长期发展的一个原因。这些问题，当然都不是温州一个地方的问题。

　　当然，尽管金融综合改革无法完全解决温州发展中遇到的全部问题，但温州金改实验对我国下一步金融改革仍然意义重大。在这一方面，温州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比如规范发展民间金融，温州民间借贷登记中心还需要进一步做大规模，增强对于民间借贷的引导。为此可以考虑给予资金借出方利息收入的免税或低税待遇。如果坚持对资金借出方利息收入征收20%的所得税，则借贷登记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

　　又如控制不良贷款，温州首先需要抓住国家建设长三角经济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契机，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其次，应坚持市场化的危机应对措施，让有问题的企业破产，把不良资产暴露出来，而不是通过行政干预把问题掩盖起来。这样做，从长期来看，市场参与者能得到教训，在以后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再次，温州应完善司法体制，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并对小额民间金融案件实行快审快结快执行。根据调研，正规金融的案件从立案到审结至少需要11个月以上，周期很长，成本很高。最后，温州应提高不良贷款数据的透明度，避免引起社会各方不必要的猜测。

　　(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主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