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 杜晓山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

　　中和农信项目总经理 刘冬文

　　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筹备组微型企业产品开发负责人 陈嘉轶

　　宜信公司CEO 唐 宁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邱天雪

　　贷帮乡村发展计划秘书长 尹 飞

　　岚山社会基金创始人 肖 晗

　　主持

　　21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静雅

　　邱天雪：在国际上小额信贷在扶贫方面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最终的扶贫效果到底是怎样的？很多评估，包括世行的评估，结论竟然是小额信贷在中国没有明显效果。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小额信贷没有起到扶贫效果呢？

　　杜晓山：这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的问题。谁也没有说小额信贷是万能的，它是一种手段，最终扶贫的效果的决定因素是极多的，只要不像印度那种过度负债造成负面作用就谈不上小额信贷没有效果。你提到的那本报告对十几个国家做了调研，综合不同调查者的研究成果，扶贫效果是有差异的。如果某个农民借贷买了头羊，羊死了，他负债了，扶贫效果为负，但这个概率是多还是少呢？是全域性的还是个别性的呢？我们看长期、看总体、看趋势，既要辩证又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肖晗：每一种赋权都有这个问题，比如投资一个乡村发电厂，希望提高农民生产效率和收入。但有了电他们不工作了，成天坐电视机前看节目……很难衡量一种赋权给乡村带来的作用，对投资人来说，考量的指标比较务实，只要乡村得到了这种资源和机会，就是进步。

　　主持人：从传统金融服务所覆盖的范围之外发现的哪些需求，值得跟进并开发相应的金融产品？

　　尹飞：真正适应市场的产品需要去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结合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当地的金融环境。在小额贷款上我们摸索了一些经验，目前适应的产品有两种，一种叫灵活分期贷款产品。即一笔贷款的金额确定了以后，还款方式根据借款人的生产经营情况，不一定是等额的。借贷人前几个月收入比较低，后面几个月收入比较高，我们的还贷额度和时间也随之波动。尤努斯说，第一，给农户提供合适的产品，第二，是教会农户几个简单、有效的财务原则。农民对生产经营的判断和财务计划的控制是非常弱的，他估摸什么时候有收入，最后可能都错了。比如说养猪想多存栏一、两个月再卖，你说能他的信用就不好了吗？因此我们又设计了一个作为补充的产品，叫短期过渡产品。短期过渡贷款可以借一个月、两个月，但利息要高一些，基本上是覆盖借贷的还款，这种产品传统银行是不提供的。而实践证明，这是可以保护农户信用记录的。

　　陈嘉轶：我们从去年开始推出“欣农贷”系列涉农贷款产品。有别于一般的做法，我们针对选定的产业，根据其产业和现金流周期和产业链特色设计不同的定制化产品。已经推出的包括针对蛋鸡养殖户、水稻种植户、蔬菜大棚种植户贷款等。例如蛋鸡的养殖周期一般为18个月，前6个月是生长期，即刚孵出的仔鸡到开始产蛋的时期；到第7个月开始是产蛋期，农户开始出售鸡蛋并伴有现金流入。因此，我们在贷款产品设计上免除了农户前6个月还本的压力，根据其现金流情况推出了分阶段的还款方式。

　　唐宁：如何设计对出借人行之有效的产品和模式？我们的探索中运用到资产配置的方法，在一百万的资产包中，99%在经济上都有比较高的回报，只用1%出借，回报只有2%，但创造了很高的社会价值，客户会愿意出1万元做出借人。另外还有拍卖的模式，拍卖获胜者将钱出借给农户，一年之后还能回本，加上2%的回报，还获得了拍品，因此大家热情高涨。

　　刘冬文：我们做产品设计不会一味满足客户的需求。因为这个过程也在教育客户改变他的观点和生活方式。产品越灵活，机构的管理成本就会越高，甚至没有办法监管。中和农信的产品非常简单就两种，五户联保，或个人贷款。考虑到客户的文化习惯、生活习惯和从事产业的规模，南方不适合做五户联保。北方是人少资源多，南方是人多资源少；北方人从事的产业差别不大，南方很多人都出门打工，家里如果有产业的话肯定是需要3、5万的贷款，当邻里需求不一致时就无法做五户联保。

　　主持人：小额贷款如何建立信用体系，乃至对全国信用体系的建立起什么作用？

　　唐宁：中国社会的问题并不是有一大堆人得不到别人的信任，还有一大堆人想信别人，他又不敢信。信任也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如何建立？应用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应用、实践中，借款人一次次地守信，并创造价值，这给出借人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所以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应该在应用实践中建立。

　　杜晓山：信用环境不好不等于不能做小额信贷，不否认有的农户以往拿国家扶贫的钱不用还，长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为什么小额信贷有的NGO就做成了，农行、农信社就做不成？主要还是在我们的机构，我们的人。机构是矛盾的主要爆发点，业务出问题要么是公益机构内部的人有问题，要么就是内外勾结，要么就是学正规金融机构，要么就是拿好处。

　　邱天雪：刚刚谈到给出借人设计社会效益投资产品，怎样定义它是不是有社会效益的投资呢？ 如何找到具有社会效益的可投资企业呢？

　　唐宁：这方面我们的工作比较初级。我们并没有提供多种多样的社会绩效投资模式，只提供小额信贷助农模式。通过帮扶指定的农户，给他们提供小额信贷，出借人拿到2%的回报，中间的份额留给小额信贷组织去更好地成长。如果客户愿意做这种公益尝试的话，这就是一种社会效益投资模式，至于说这个模式的社会绩效如何，我们会组织出借人、理财者到实地去考察，让他们了解帮扶对象的生活得到切实的改善。

　　肖晗：对社会效益的衡量，可以分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广度很好理解，即这种解决方案能惠及多少人、多大区域。深度用的是KOL，即生活质量的5个维度，物质富足、健康、安全、自由、和社交，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五个幸福指标，给每个指标打分以判断这个项目社会效应的深度如何。比如说一个企业能解决残疾人就业，为残疾人提供好的生活环境和社交环境，它的社会效应深度就大于直接为残疾人提供帮助的机构。如果不用欧洲那套社会企业对分红和盈利规模的衡量体系，那么社会企业在中国已经存在很久了。至于怎么找到这些企业，有四个领域可以看，一个是农业，更高级的种植技术、跟食品安全相关的有机农业、小型的但是又有创新的农业生产渠道(比如把中间的环节打掉，把农户和市场直接联系在一起)。另外一个是清洁技术，比如说乡村的秸秆回收作为发电的材料，为乡村提供清洁的能源，同时减少燃烧秸秆造成的污染，为农民带来收入。第三块是一切基于底层人群的服务和产品，比如低成本医疗，小额信贷。第四块是行业基础设施，比如说信息平台和有助于行业发展的孵化器。

　　主持人：在政策法规和传统金融机构银行两个层面来看，怎么推动中国小额信贷发展？

　　杜晓山：从政策角度来说，国家鼓励传统银行推动小微金融的发展，尤其是在保证机构可持续的基础上，调动民间资本和传统银行而不是纯粹的补贴，这方面国家在90年代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有明确的力度。90年代的时候观念还比较旧，基本上是补贴式的。农行最后亏损非常大，坏帐有几百个亿，公认的坏帐率在70%。但人民银行也看到了这是一个机会和创新，因此就鼓励农信社，2000年以后，政府从农信社到城市下岗工人，再到农行、金融机构、民间借贷，慢慢地引导和规范。举例说2008年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3号文件，一下子就有5000多个小额信贷公司出来了。这个政策在实践中越来越发现有局限性，规定小贷公司的融资量只能是注册资本金的0.5倍，限制了它的发展。现在有的省政府已经调整成了1：1，经营好的话还可以变成1：2，就符合了经济规律。而很多该出台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台，比如公益性小额信贷的批发基金、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破产制度、利率市场化，这些都属于政策法规方面需要配套的。

　　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小钱大用》这本书也有一些案例，包括印度第二大商业银行ICICI。印度有针对贷款领域的政策规定，金融机构在指定领域内必须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包括小额信贷、小微企业贷款。如果某家金融机构做不了，可以转存到ICICI这样有能力做小额信贷的银行，间接得做。

　　银行界也好，政策监管部门也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都有对社会负责的使命。公益的、商业的小额信贷有各自的优劣和得失，有其发挥作用的市场，国家政策如何因地制宜的进行调整，相关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如何结合自己的特点，做直接或间接或批发的微型金融业务，这都是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