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韩 松

　　编者提示

　　“温州不是坏孩子，”黄伟健说，“原来父母管得太严，这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孩子饿极了，偶尔偷块面包，但本性不坏。只要多给些自由，多给点阳光，我们能够管好自己的事，并为国家做出贡献。”

　　温州转型之惑

　　“本来眼镜生意做得好好的，非要投资高科技光伏，大肆举债，结果资金链断裂，只好‘跑路’。”温州中小企业投资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谈起一度“跑路”的温州“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时说。眼下，信泰集团的破产重组正在进行当中。

　　谈论本次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规划，2011年发生的民间借贷危机以及一系列企业破产、企业主“跑路”“跳楼”事件，是避不开的话题。危机的诱因，周德文认为，是银根宽松时，银行的信贷人员“求着”企业贷款，助长了企业的投资冲动，及至2011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紧缩银根，银行催促企业还贷，其中有些手段迹近诱骗，比如承诺企业偿还贷款后即可再借新贷，但企业还贷后发现，银行贷款的大门已经关闭。老板跑路、跳楼，“不是个人诚信问题，而是实在走投无路。”

　　“不要以为形势已经好转了。实际上，今年的形势更严峻，只是不让报道而已。出口订单下降，房地产价格下跌，如今已经不是民间借贷利率高的问题，而是根本借不到。”周德文称。“过去，企业需要贷款时，一个电话打过去，钱送上门来，连借条都不用写。如今，运行良好的企业需要二三百万临时周转，肯出二分五、三分的利(月息2.5%或3%)，根本借不到。”

　　“不是惜贷，是不敢贷，利率越高越不敢贷。”温州日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榕说。“温州的民间信用体系已经破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一家企业，表面上经营状况不错，资产负债表还健康，经营者个人的能力和诚信看上去也没问题，但我们不知道他背地里是否欠了大笔高利贷，越想越怕。安全第一，如果没有把握，资金宁可闲置。投资人也支持管理层的这一立场。成立两个月，我们只贷出去二三千万，月息最高在一分九厘二(1.92%)，低于政府规定的基准利率4倍的上限。我知道有些小贷公司去年9月增资后，2亿资本金原封不动，存在银行做理财。”

　　“温州民间信用体系破产”，周德文、陆榕，以及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健在不同场合做过相同的表述。某种程度上，2011年爆发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同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发生在美国的流动性紧缩颇多相似之处——大量表外融资像深不可测的黑洞，抵押品价格不断下行，所有市场参与者风声鹤唳，都担心对手风险，宁可将现金死死抓在手上。

　　温州民间资本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温州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张震宇在其2012年4月9日的一条微博中提到6000亿元人民币的数字；为媒体广泛引用的法国里昂证券(CLSA)对温州民间借贷的估算是7000亿～9000亿元人民币，“可能大大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另据媒体引述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容透露，2012年3月底，温州银行存款余额7191亿元人民币。6000亿也好，9000亿也好，这笔资金总需要一个出口。

　　长期以来，温州“炒房团”“炒煤团”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但温州人其实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如今温州的经商环境一点也不好。工业用地价格已经超过每亩人民币100万元，工人月工资也达到三四千元人民币，企业利润微乎其微。”陆榕说。

　　过去的30年中，地狭人促的温州凭借低端中小制造业筚路蓝缕，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但如今，在土地、劳动力和环保成本飙升，以及全球大衰退的重重重压下，这一模式似乎已是日暮途穷。政府官员、学者和媒体不厌其烦地谈论温州要“回归实体经济”，但归途何在？目的地又在哪里？

　　“发展现代服务业”，黄伟健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不断强调，“等到第三产业占到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温州就好了。”

　　理论上，这再正确不过，但以温州的各项软硬件条件而言，第三产业中，哪些具体的部门最具“现实的”“当下的”发展前景？黄伟健并未给出一个令记者满意的答案。他更愿意谈2012年3月由他牵头投资购置的“中华之星”号邮轮——“亚洲最豪华双体游轮”，有媒体称——以及关于这艘游轮的种种愿景：大陆与台湾间的定期班轮服务，“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等等，乃至船上装修、设施、餐饮、娱乐的各种细节。但吊诡的是，这所游轮的母港没有选在温州，而是选在了舟山，因为“温州各项条件都不具备”。

　　访谈过程中，不断进出黄伟健办公室的访客中至少有两位是从事葡萄酒贸易及投资的人士。“都是朋友，找我投资，我就跟一点，金额很小，随便玩玩，大不了自己喝。”黄伟健说。记者在温州街头观察到，葡萄酒商行以及葡萄酒销售的小广告遍地开花，期酒投资似乎也颇为热门。

　　据全球权威葡萄酒杂志《醇鉴》(Decanter)近期报道，过去4年中，因运营葡萄酒投资业务的公司倒闭，英国投资者损失超过1亿英镑。另据英国酒商Roberson Wine数据，2012年4月18日，拉菲(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2011年期酒价格为每瓶458.33英镑，比照4月16日同一家机构每瓶525英镑的价格，两天内跌幅超过15%。不知道葡萄酒投资会不会是温州行将破灭的下一个泡沫？

　　房地产、矿产、游轮、葡萄酒，所有这些折射出的是温州“成长的烦恼”，以及为突破这成长的烦恼，温州商人有意识或出于本能的种种试错。抢占道德高地，凭借话语霸权，指责温州“产业空心化”“全民高利贷”，温州商人热衷炒房、炒煤，实在再容易不过，但如果没有能力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此类“看人挑担不吃力”的无用之言，还是少说几句，人才显得厚道。

　　改革开放伊始，温州人敢为天下先，让全国见识了市场经济的魔力；如今，温州人又让全国看到了转型之难、转型之惑，以及“硬着陆”“金融危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温州就是明天的中国的镜像。温州能否找到一条有效的突围之路，也绝不仅仅是温州人自己的事——无论成败，温州人今天的种种努力，会让我们在为未来的中国寻找出路时提供有力的镜鉴。

　　但作为一剂药方，本次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规划对症吗？效力够吗？

　　“政府敢放开，我就敢做”

　　“曾经的‘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如今生出一身肥膘，变得自满、懒惰、迟钝，哪里还是老虎？分明成了加菲猫！”早在全球金融危机重创爱尔兰几年之前，一位爱尔兰信息技术产业创业者这样告诉记者。果不其然，爱尔兰后来成为本次全球危机中受创最早、最惨痛的国家之一。

　　黄伟健也在抱怨某些温州商人“没文化、短视、自满、耽于享乐”，并将温州当前的问题归咎于此。黄伟健是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发起人之一，并自任董事长。过去一年中，该中心“共完成23个项目的落地，投资额17亿元人民币”，黄伟健介绍道。中心的宗旨，黄伟健说，是搭建一个免费的平台，“为资本找项目，为项目找资本”。

　　“我们运行了一年半，路演就搞了300场，还有很多论坛。截至目前，我们共发了5个基金，有股权基金，也有产业引导基金，基金的组织方式，有公司制，有信托制，也有有限合伙制，并为4家企业做了上市服务。2011年，还发起成立了一只2亿元的企业重组救市基金。我平均四五天就做一个项目。你说政府部门哪里有我这样的高效率？”黄伟健不无自豪地说。至于具体的23个投资项目，“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有，有些还是别人拉我‘下水’的。”

　　从该中心网站上列出的项目看，倒真是“什么都有”，从连锁酒店到油电混合动力车，从殡仪服务到3G LED显示屏，从森林公园到网络虚拟社区，项目金额从10万到数亿不等。

　　谈到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黄伟健表示自己对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可能放开准入并不特别感兴趣：“创办一家银行，我最多能有5%～10%的股份，自己的智慧发挥不出来，没意思。”

　　“研究开放居民境外直接投资”呢？

　　“在温州，境外直接投资本来就没什么障碍。温州是侨乡，温州商人遍布海外。如果我想在海外做个投资项目，可以找海外的温州商人做个掉期(swap)，他替我在海外投资，我将等值人民币投入他在国内的项目。这又不违法！”

　　“那么，你对什么感兴趣？”

　　“新型金融机构，多元化的金融业务组合，灵活的资本运作，融资租赁、金融交易、信托、咨询，很多很多。只要法律上没障碍的，政府敢放开我就敢做。”黄伟健说。

　　“可这恐怕算不上像样的、可执行的愿景和规划吧？你觉得拟议中的温州地方综合金融监管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你这样探索？”

　　“我希望这次改革能让各级政府放开心胸，这样改革才有价值。不要简单地分给每人一碗饭。我要政府给我一碗米，我自己决定烧饭、煮粥，还是磨成粉做粉干(温州当地方言对米线的称呼)。”黄伟健说。

　　改革呼唤大智慧

　　前段时间媒体披露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提到“设立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调剂行、投资类机构以及网络贷款服务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管理，每年现场专项检查达到20%以上”。如果最终正式公布的实施细则中的确包含这一条，黄伟健的“愿景”应该正属于这个机构的监管范畴之列。

　　温州市政府已经设立了一个“金融监管服务中心”，当前编制15人，温州市政府金融办公室一位负责媒体关系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显然，比照《征求意见稿》中所提到的监管内容和监管责任，15个人是远远不够的。未来，该中心的组织结构、职能范围如何具体界定？能力建设方面有何规划？如何同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协调合作？

　　《征求意见稿》中另有“设立温州市金融犯罪侦查支队，建立金融法庭”的设想。一般来说，金融犯罪属高科技白领犯罪，对侦缉、起诉和审判的技术要求非常高，温州司法机构具备相应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手段吗？

　　近期，温州市高调在全国招聘高端金融人才“108将”，其中包括市金融办副主任、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副主任等要职，从一个侧面也表明当地现有人力资源不足以支撑改革一旦启动后可能出现的繁复的监管要求。

　　那么，是要等拟议中的监管体系基本到位后，才逐步落实改革规划，还是能够真的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言，“减少管制”“允许试错”？

　　对此，金融办工作人员表示，“《实施细则》很快公布，公布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解答您的上述问题。”

　　记者造访金融办是在2012年4月12日。截至发稿时，《实施细则》仍未出台。

　　“温州不是坏孩子，”黄伟健说，“原来父母管得太严，这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孩子饿极了，偶尔偷块面包，但本性不坏。只要多给些自由，多给点阳光，我们能够管好自己的事，并为国家作出贡献。”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中记述耶稣基督讲述“浪子回头”(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的寓言，慈父说那回头的浪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 van Rijn)晚年以此为题材创作的巨幅油画，如今收藏在圣彼得堡的隐宫(Hermitage)博物馆。画面上，父亲的左手显得比右手更大、更阳刚，象征父爱的庄严，而右手则显得温柔、女性，象征母爱的慈悲。

　　1984年，温州市苍南县钱库镇，方培林创办了改革开放后全国首家私营钱庄“方兴钱庄”。现在追溯那段历史，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时政府的胆识，以及在市场和民间创业精神面前的谦卑——自己还参悟不了的东西，敢让民间企业家放开手脚去尝试。

　　或许，这样的胆识和谦卑才是真正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