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庆平

　　最新出版的《看多中国》一书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背景，比较系统地思考了当今国际金融体系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以及我国金融开放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见解。作者聂庆平以亲身经历回顾了中国股市建立之初的重大历史事件，穿过历史烟尘，他从看多的角度，讲述了中国金融开放应该采用怎样的战略。为此，本刊特约其撰文，阐释为什么要看多中国？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前世今生，不但可以玩味风雨历程，还可以参悟当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潜在机遇和挑战。

　　看多中国是中国金融战略取向问题

　　一系列经济指标和数据显示，我国正处在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战略机遇期。

　　截至2011年底，我国经济总量已达471564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历史上，自明朝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在日本之上，只是在1900年左右才被日本超过。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又反超日本，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据推算，到2023年，中国的GDP总值为1255155亿元，约合19万亿美元，美国为18.9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值将超过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在其2011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更是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除实体经济外，我国的金融资产规模也迅速增长。据统计，截至2011年12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11.5万亿元；沪深证券交易所共有上市公司2342家，总市值21.48万亿元，流通市值16.49万亿元；2011年，A股交易总额为23.9万亿元；期货市场成交10.54亿手，成交金额137.52万亿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不仅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同时也是金融大国。

　　从国际文献来看，西方国家的布罗代尔、肯尼思、金德尔伯格、亨廷顿和弗兰克等历史经济学家在论述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过程时，对金融力量与大国崛起进程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梳理，对英美崛起的金融战略和金融政策有过一些研究，也对我国明朝时期经济实力强大，金融制度相对落后，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何逐步落伍的原因进行了讨论，我们可以以史为镜，反思当前的金融战略问题。

　　从现代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过程看，无论是在19世纪成为世界霸权的英国，一度牢固控制国际金本位制度，还是20世纪成为世界超霸权国家的美国，始终控制由其一手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践证明了大国崛起过程中金融战略的重要性。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金融国际地位的提升，金融力量在历史上大国崛起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有哪些经验和启示值得我们借鉴？如何处理好金融开放与发展政策，充分发挥金融在我国经济崛起进程中的关键性作用，是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国家战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现实和战略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采取“看多中国”的金融战略取向，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制定我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的整体战略政策，从全球金融稳定与发展的视角，提出独到的中国金融战略，而不是短期的、局部的、阶段性的参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制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

　　看多中国是中国金融战略方式问题

　　当前，最大的金融战略无疑是冷静观察全球金融危机如何演变。2008年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并没有结束，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只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二波反应，由于欧洲银行体系的“有毒资产”很多，排位前列的欧洲银行资产规模一般超过欧洲单一国家GDP规模3～4倍，这决定了任何一家欧洲大银行倒闭，都会带来欧洲经济的危机。另一方面，欧洲国家目前也只是松散的联盟，经济发达、财政稳健的个别欧洲国家不可能扛起欧洲其他主权债务危机国家的债务风险，欧元区有可能一步一步收缩，退回到欧元诞生前的货币体系状况。欧元危机则很可能导致第三波效应，即进一步恶化美国金融体系，这样1944年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会面临完全解体的风险，全球货币制度进入到多极化与区域化的阶段，世界亟待建立新的国际货币秩序。

　　类似的金融战略问题还很多，笔者在《看多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中国金融崛起的战略问题，应该说，很多看法和观点还是初浅的。记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有媒体采访我，我提出了美国金融危机促使全球金融体系发生重大调整；美国金融去杠杆化，世界金融去全球化；美国金融危机导致跨国投行模式的终结；金融创新不能过度衍生化；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货币体系面临重大调整等观点。现在看来，这些战略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有前瞻性、更具全球视野地深入研究。

　　在当前的大国金融博弈中，美国及西方国家对金融战略的研究是充分的，是走在我们前面的。美国的智库和大学的经济学家宁可背离汇率由市场决定的原理，用理论方法算出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25%，指责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要求新兴市场过早实施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使得全球性、区域性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次数明显超过上世纪，还出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他们不会怀疑自己的理念出错，而把危机的原因归咎于新兴国家的泡沫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思想鼓吹金融开放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化和金融系统稳健问题，在跌宕起伏的股市波动中，国际资本做多做空却毫不手软。

　　20世纪的金融发展史告诉我们，是反思金融全球化和西方金融战略的时候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全球金融危机是W形、V形或L形反转的猜测上，必须对西方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进行透彻分析，加深对重大国际金融战略问题的思考，使我国不要错过金融崛起的良机。

　　看多中国是中国金融战略依据问题

　　时至今日，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博弈中，还没有一个新兴资本市场获得成功转轨的经验，一场金融危机可以把几十年的国家财富积累全部卷走。墨西哥如此、拉美如此、日本如此、东亚四小龙和四小虎如此、俄罗斯也如此。当我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的时候，金融很重要，把握不好就会被“剪羊毛”。有人说这是货币战争，也有人说最急迫的任务是加快国际化改革进程。无论怎样争论，机会只有一次。我常说，金融改革如同医学上的药物反应，吃错了，对人体的生理伤害是不可逆的，终身留下后遗症。因此，我国金融采取何种方式、在怎样的时机参与国际货币体系，也是不可忽视的国家战略。

　　金融全球化的呼声在过去30年盛嚣尘上，而近年来全球多国爆发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将对金融全球化的反思推向了新的高潮，去杠杆化和反全球化可能是一个长期痛苦的过程。

　　《看多中国》以大量事实呈现了美国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的表现，指出人民币汇率政治化有损于全球经济复苏，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走上成功的唯一道路。

　　《看多中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进行了探讨，提出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经历国际结算货币、国际交易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三个阶段，不可超之过急。

　　《看多中国》还阐述了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开放面临的三大命题。一是以开放资本市场换取本国金融竞争力的提高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市场开放与制度转换政策不能有机结合配套进行，会加剧新兴市场经济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加速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二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资本市场开放的轴心。新兴市场经济在20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国家压力下实施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是现代金融危机的推手，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和理论也存在较大缺陷，不能作为新兴市场的普世原则。三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必须以本国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实力足够强大为前提。既要逐步允许本国证券行业对外资开放；也要鼓励本国证券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把资本市场“被国际化”和“走向国际化”两种政策并举。

　　事实上，西方国家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金融的“看空”和“看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刚起步，西方国家就提出了“中国金融崩溃论”，甚至认为中国银行业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其后的中国金融改革不仅证实了中国金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拥有全球最大市值和资产规模排名前列大银行的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国家为了尽快打开中国金融之门，曾一度大肆“看多”中国经济与金融，认为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应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应更多的开放市场，应当全面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自由经营，试图形成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为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进行舆论造势。在目前中国新一轮发展的关键阶段，西方国家又刮起“看空”中国的言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会“硬着陆”，什么中国金融业存在泡沫，什么中国存在汇率操纵导致国际贸易不平衡，等等。重提“中国金融危机论”，难道我们不应该警惕这是西方国家在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通过唱空中国，让国际资本撤离亚太和中国市场去拯救基本面并不乐观的美国股市？

　　著名经济学家夏斌在《看多中国》的序言中写道：系统研究2008年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变化，以中国过去30多年成功的“渐变经验”去逐步改善国际金融秩序，这既是危机后中国的机遇与态度，也是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应有的责任。对中国当前极为重要的是，要做好今天的事，做好眼前的事。当然，同时面对世界经济格局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情况，参照历史，未雨绸缪，系统地、全方位地思考明天的事，思考长期的事，这无疑也是具有非常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

　　笔者在《看多中国》中也提出，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崛起取代英国时，在金融战略上就有一整套谈判应对方案，确保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形成，成为支持美国走向超强国家的重要支柱之一。从历史发展的阶段看，中国处在又一个轮回的转折时期，我们不仅要“看多”中国，还须“做多”中国，才能实现中国的金融崛起战略。

　　(作者为中国证券金融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