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本报记者 侯美丽

　　曾刚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陆磊

　　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银行监管组织巴塞尔委员会正陷入被动。虽然各国早已在巴塞尔协议Ⅲ(下称“巴Ⅲ”)上签字，但实际却都在有意识地延缓实施的速度。

　　这是一场“保增长”和“高标准”之间的拉锯战。美国拖延了很久，终于不情愿地在数千家银行中选出寥寥几家放进了巴Ⅲ的新标准中，德国智库艾伯特基金亦于不久前表示全盘实施巴Ⅲ会影响经济复苏。而有着巴Ⅲ“中国版”之称的中国银监会新四大监管工具，在颁布杠杆率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之后，原定于201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标准也迟迟不见踪影，从各方面传出的消息称，上述监管工具可能推迟至今年下半年开始执行。

　　在当前内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特别多的情势下，巴Ⅲ是否应该推迟实施？对中国银行业来说，处于什么样的资本要求下可以获得风险和效率的平衡？

　　“巴Ⅲ”是否应推迟

　　曾刚：“巴Ⅲ”这个方向是没有人否认的。这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首脑签下的协议，这个方向从长远来看符合银行业稳健发展或者说风险监管的一个本质，也符合银行业和经济发展长期稳定的需要。中国银行业的资本标准现在已经在“巴Ⅲ”的水平之上，但要知道未来依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贸然把标准提上去的话，尽管银行已经达标或者能够达标，目前看是可以的，但从中长期来看，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一方面可能会对银行产生一定的信贷紧缩，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很大的筹资成本。除此之外，我们对银行信贷资金的控制已经比较严格了，包括存贷比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限制，在这种时候如果把资本充足率要求再提高，对银行信贷能力进一步紧缩的话，恐怕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所以不是说不实施“巴Ⅲ”，我们仍然是需要做这个事情的，但要考虑到目前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没有必要以超越全世界的速度去做这个事情。

　　吴庆：应该推迟实施。一个是宏观经济走势的问题，如果现在提高某一些具体指标的要求，对中国这种从紧的货币环境不利；第二是体制的问题，我国银行的体制跟国外的不一样，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并没有遇到，我们有的问题他们恐怕也不存在，中国的银行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接受一套“巴Ⅲ”的监管作为主要目标，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银行自身的改革，而不是监管上的升级。我们也在等待看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上能够出台什么样的决定。

　　陆磊：在“巴Ⅲ”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无可奈何地看到，它仍然无法遏制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以前以为日本、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主要是因为“鬼魂银行”的出现，是说没有资本金但规模很大的银行，但我们也看到欧洲、美国那些很严格的实施资本金管理的金融机构，纷纷在2008年到2011年前赴后继陷入金融危机，所以我们说“巴Ⅲ”只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甚至在稳定金融体系方面的作用被我们高估了。

　　第二，资本充足率的管理很可能会形成一种逆向选择。在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下，我们看到了2009年以来中国的信贷扩张，稍微低的水平则难以生存。怎么办？只能不断扩张资本，各种各样的再融资横行。我不是说“巴Ⅲ”不好，只是他可能还不够那么好，就算这是一剂好药，那么医生对于病人也要有一个时间去选择。

　　2012年到2013年，这是非常微妙的两个年份，一方面要避免不良资产出现，另一方面要满足实体经济融资要求，这都意味着必要的资产扩张，要根据时和势来审慎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条件执行。

　　什么是“合适”资本要求

　　吴庆：我认为维持很高的资本充足率对银行造成很大的负担。但我们的银行现在盈利能力都很强，主要是因为银行业的管制还比较严重，能够获得比较大的息差，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在银行业里要有更多竞争，要逐渐打破垄断。现在我们的预测是，银行盈利能力可能会持续下滑，假如说效率得不到同步提高的话，垄断的打破就会显示出各种毛病，包括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还是要从体制上来做，让银行之间有更多竞争，还要让银行自身承担这个竞争的结果，国有银行应该持续降低持股的比例，应该往民营化的方向发展。

　　连平：存在就是合理的，目前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的水平应该说跟它的经营情况和风险情况是匹配的。中国商业银行一个主要特点是信用风险，不是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相比较来说，信用风险还可以利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和工具来控制，这和西方的银行业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西方那种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一旦遇到很大冲击，可能更多还是需要风险弥补能力，就是资本要求要高，因为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杠杆率比较高。我们是信用风险为主，杠杆率又比较低，所以目前来说银行业的资本要求是比较合适的。对中国银行业来说，“巴Ⅲ”在资本充足这块没有更高的要求，银行业感到有所压力的主要是拨备和存贷比。

　　曾刚：至于标准多高是合理的，这个理论上是没有标准的。银行包括实体经济实际上是风险和效率之间的权衡，如果把资本充足率提高到100%，银行可能还是有风险的。“巴Ⅲ”是一个多方国家参与谈判的一个折中的结果，它尽管代表了一种方向，代表了一种理念，但并不是说银行达到一个标准，就彻底没有风险了。通常来讲，资本充足率越高，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越强，风险发生的概率越小，但反过来讲，银行盈利的能力也会越低，而且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只有一个在某个时点上合适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陆磊：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资本充足率要求，譬如说原来的4%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8%的总资本充足率要求，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我们需要研究金融创新，它往往会导致资本充足率形同虚设，譬如说表外业务，真的该研究的是现在的理财产品、之前的银信合作和之后仍然会出现的资金的体外循环，它绕过了银行的总资产，甚至没有浮出水面，无法真正知道它隐藏的风险是什么，这是我们该重点研究的。

　　与美欧的选择对比

　　曾刚：欧洲银行短期提高资本充足率不现实，而且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现在资本缺口很大，经济也处在衰退期，是需要银行向市场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发展的时候，现在去提高资本要求，而且给各个国家很大的补充资本金的敞口，哪来的钱呢？显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所以欧洲银行监管局在去年底提出要求资本充足率9%，显然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策。

　　从美国来讲，日本和美国在实施“巴Ⅲ”的时候是非常稳健的，美国推了很长时间不想实施“巴Ⅲ”，大概上个月公布了8家银行要实施，但实施的标准比国际标准要低，日本也是一样。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推迟实施“巴Ⅲ”，说明目前并不是一个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好时机。整个经济很大的信贷量是由银行来提供的，银行资金的支持能够有效地缓解经济危机的恶化，而现在主要国家的经济都是不明朗的，现在提高资本充足率，一下子加大银行补充资本的压力，且不说资本能否得到有效补充，仅是银行产生的信贷紧缩对整个经济的复苏都是不好的。所以虽然各国都同意实施，但都在有意识地延缓速度。

　　吴庆：欧美之间存在一个分歧，美国的银行体系更加倾向于效率，欧洲更倾向于稳定，他们的体制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倾向性有一些差别，这是他们之间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全世界的体制更倾向于美国，偏重效率，不那么重视稳定。稳定需要监管的协调才能达成，如果让市场自己去选择的话，短期内，总是激进的金融机构去淘汰稳健的金融机构，长期来看，风险一旦来临，激进的金融机构可能就无法生存，还是稳健的金融机构能够生存下来。政府的解决办法就是，各国政府坐在一起讨论，制定一个共同的标准，强制性地让全世界的银行都必须保持稳定。而市场自己也会达成一种稳定，过于保守的金融机构在短期就会被淘汰，过于激进的金融机构在长期会被淘汰，只有那种既不是很激进也不是很保守的金融机构才能够生存下来。

　　陆磊：国外实施“巴Ⅲ”配合的是去杠杆的过程。美国2008年以来金融机构对资产扩张是非常审慎的态度，在资产不怎么扩张的情况下，对金融体系的冲击是比较小的，简言之美国实施“巴Ⅲ”是有条件有基础的。欧元区要实施巴Ⅲ也是有条件的，因为金融体系在外界看起来非常不稳健，增加资本金有利于稳定外围投资者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