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曾刚

　　岁末年初，齐鲁银行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一家规模中等偏上的城市商业银行，到2010年第三季度末，齐鲁银行的资产总额为717亿元，存款626亿元，贷款413亿元，在全部144家城商行中排在21位；不良贷款率1.68%；拨备覆盖率236.82%；资本充足率14.93%；资产收益率1.24%；资本收益率20.66%。如果仅是从这些指标判断，齐鲁银行应该是一家相当优秀的银行，也算得上是我国银行业当前繁荣景象的典型代表。不过，一笔普通业务的风险暴露，给我们揭开了优异经营数据背后的一些隐忧，也引发了人们对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状态的重新思考。

　　当然，相对于我国银行业庞大的规模以及巨额的赢利，齐鲁银行事件所反映出的损失(尽管我们目前并不确知损失的实际规模)，可能还是太微不足道，不足以对整个银行业运行产生大的影响，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我们对银行业整体形势的判断。但是，不管怎样，齐鲁银行的发展模式在我国银行业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其背后所揭示出来的种种问题，仍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据此作为未来深化改革的依据。

　　奇迹的背后

　　如果仅以目前的结果来考量，中国银行业改革算得上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经济改革奇迹。从2000年开始，经过一系列的坏账剥离、注资以及上市，中国银行业从坏账率高达30%以上，资本金严重匮乏以至于在财务上濒临破产边缘，摇身一变为整体坏账率在1%以下，赢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遥遥领先于欧美同业，主要银行的市值也位居全球前列。如此惊人的蜕变，很难不用“奇迹”来形容。

　　应该承认，一系列的改革，无论从理念、经营运作模式还是风险控制方面，都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通过监管层以及银行自身的努力，中国银行业的各种相关制度都在不断走向规范和完善，经营能力也的确出现了根本性的飞跃。但是，这一切，是否足以造就银行业目前的繁荣景象？答案可能并非那么肯定。

　　在我们看来，既往的改革，的确为银行建立起了较为规范的治理架构，但是治理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也的确有所提高，但与欧美同业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业务和收入结构的单一已经反映出了这一点；在国际化方面，我国银行业也还刚刚起步，而且集中在远离主流市场的局部区域，还很难说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所有这些说明，如果只考察银行自身层面的因素，我国银行业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们却取得了远好于国际同业的经营业绩。如何解释？外部环境所催生的规模急速扩张可能才是其中的关键。

　　反思公司治理模式和规模至上模式

　　在过去几年中，随着宏观经济快速增长，资金需求极其旺盛，整体的坏账率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在存贷款利差受到保护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模式显得非常简单。对银行而言，只要不断做大存、贷款规模，便可以获得利润的超速增长。当然，在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下，存贷款规模的急速扩张也少不了筹集资本金的需要。根据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我国银行业一个普遍的发展路径，做大资本金规模→做大存贷款规模→利润提高→发股上市(扩大资本)→继续扩张。

　　按说，在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有效的情况下，上述这种发展路径或许会存在，但没有理由成为一个普遍的模式。对银行的股东而言，每一次增资扩股都意味着原有股权的稀释、控制权丧失或追加资本投入，因此，把银行做大未必会成为所有股东共同的选择。作为投资者，股东更关注股权收益率的高低，而不是银行规模的小大，而事实上，小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并不一定低于上市的大型银行。

　　在现实中，大多数银行都采取了相似的发展模式，我们只能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中可能存在一些普遍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商业银行规模至上的发展模式。

　　具体的问题可能会很多，但在我们看来，有两点最值得强调：

　　一是内部人控制问题。在我国商业银行重组和改革(特别是地方性银行)中，为了避免出现产业资本控制银行的问题，监管部门对私人资本参与银行股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制定了最高参股比率以及诸多的其他限制性条件。这一导向，直接导致了许多地方性银行的股权高度分散，缺乏实际控制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发展方向基本由管理层主导。而对于管理层来说，资源控制能力、影响力以及社会地位高低是其最为关注的因素，而所有这些，与银行规模的大小密切相关。

　　二是地方政府控制问题。地方政府对银行(特别是地方性银行)的控制，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种控制可能从两个渠道发挥作用，一是通过地方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参股。在地方性银行的重组中，为化解银行的历史包袱、补充资本，地方政府积极鼓励地方国有企业参与地方银行股权，由此在事实上形成了地方政府对银行的股权控制。二是政策影响。银行在地方开展业务活动，自然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各项支持，包括资金、政策等一系列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影响银行的发展方向。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做大地方银行规模，不仅能够提高银行业对本地经济发展的支持，也可能全面提升本地区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中央对调整经济发展结构的关注度提高，许多地方政府都把发展金融业当成了提升服务业占比的一个重要抓手。而其中，做大做强本地的法人银行机构都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可以看到的是，不管是内部人控制，还是地方政府控制，商业银行(尤其是地方性银行)都会把规模扩张放到首要的位置。在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在制订金融发展规划时，都会对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以及资产规模扩张制订具体的目标；而银行管理层也正好借此机会来争取地方政府各项政策和资源的支持。两相契合，由此就决定了我国银行业目前的主流发展模式。

　　应该承认，我国银行业现有的治理模式和发展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是特殊时期和特殊背景下的最优选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上述模式的弊端也开始逐渐显露。在经济高速增长时，许多的问题都可以被不断扩大的规模所掩盖和消化。但如果增速减缓甚至下滑，风险终究还是会水落石出。

　　由此来看，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银行业的改革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深化。粗略说来，应该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进一步优化银行股权结构，推动银行股权向相对集中方向发展，形成相对稳定而又有制衡的治理结构；二是探索银行业监管体系和监管政策的优化，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银行监管方面的分工与协调关系；三是作为调整地方政府与银行责权关系的一个关键，应加快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当然，具体的改革内容远比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这几点要更为复杂，而且，鉴于我国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也很难形成一个全国适用的改革方案。但不管怎样，在目前整体情况较好的情况下，进一步深化银行业的改革，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我们未来所面临的风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