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军：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四重困难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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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于学军  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

　　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标志性指标，甚至是试金石。只要技术创新加快、有效，转方式、调结构就会明显见到成效；如果技术创新始终止步不前或乏善可陈，那么转方式、调结构就是一句空话或口号。

　　2015年第三季度统计数据显示，中国GDP增长6.9%，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以来，首次低于7%。从前两个季度GDP增长7%到“破7”，仅仅降了0.1个百分点，却吸引了全球目光的关注并因此造成金融市场波动，可见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吸引力、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也反映出，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的脆弱性明显加深，对中国经济的走势极为敏感。“破7”符合大多数观察家的普遍预期，好像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少许也增添了人们的一些确定感。的确，这可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着中国经济从此将暂时告别7%以上的中高速增长，转而进入低于7%的中速增长时期。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看法或预测，见仁见智，始终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论，悲观与乐观互见。笔者属于务实派，2014年上半年就曾撰文指出：纵观国内外宏观经济大势，在未来1-3年的短周期中，中国经济将持续承压，并且“最严峻的时期并不在2013或2014年，而是在2015年之后，最可能的时间窗口应该是2016-2017年，或许还会拖延至2018年”（参见本刊2014年第9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金融风险渐行渐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认识，大致说来可这样概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的强劲增长，主要是因为同期外贸进出口提供了持续动力，极大地带动了国内生产加工业的蓬勃发展，从而形成所谓的“中国价格”、“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等概念；同时，大量贸易顺差的产生与国际资本流动相互交集，形成国内流动性长期过剩的局面，并促使固定资产投资持续膨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当然，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也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内在作用，这有目共睹，不可否认。然而，以外贸进出口和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总体上属于一种粗放的、外延式即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大多生产的是中低端产品，本身技术含量有限，附加值不高。因此，依靠这种增长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形成“瓶颈”，难以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取得突破性发展。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外围发展环境和内部各种生产要素在不知不觉中发生重大改变，必然会出现增长困难。特别是当这种变化已不是短期因素，而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即“拐点”真正到来时，原有的外贸进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等增长因素，反而有可能产生反作用、负效应。

　　基于以上基本认识，下面特从四个方面做些具体分析。

　　外贸进出口持续下降成为经济增长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期外贸进出口长期持续高速增长首推为第一动力，具体表现为外贸依存度即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在外贸依存度由低向高的上升过程中，正是外贸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持续发挥作用的时期。而一旦外贸依存度到达顶点并出现下滑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便开始放缓，若进一步减速并明显慢于GDP增长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会走向反面。

　　那么，外贸进出口从2012年之前每年大约保持20%以上的增长，到2012-2014年年均仅增长约5%-6%，其对中国经济增长到底带来何种影响？2015年全国外贸进出口制定的预期增长目标为6%，而实际上1-9月却下降8.1%，这对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的预期目标又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回答，即外贸进出口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并且，可以进一步推断：如果外贸进出口形势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好转，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困难，就难以消除。事实上，2012-201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年增速均明显低于同年GDP的增速，对当年GDP增长几乎毫无贡献。而自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率降低为个位数以来， GDP增长就从前几年的9%-10%区间降至7%-8%区间，2015年则进一步陷入“保7%”的困难之中。

　　外贸进出口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其对GDP的直接拉动上，而且还深刻影响国内货币流动性，通过增加货币流动性进而对固定资产投资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近两年来，随着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出现困难，外汇储备也相应受到影响。而外汇储备的增减变化，一般会同方向反映在外汇占款的增减变化上。2014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虽然达到3.84万亿美元的年度最高额，但全年仅增加217亿美元，微增约0.52%，比起之前每年动辄几千亿美元的新增额，简直微不足道。事实上，从2014年的6月份起，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开始掉头向下，2015年之后更呈趋势性下降局面，至今年9月末的最新统计，已降至3.51万亿美元，比历史高点大幅减少约4791亿美元。而外汇占款的历史高点出现在2014年6月左右，最高值为29.54万亿元人民币，之后开始微小减少；2015年7月以来在外汇储备大幅减少的同时，外汇占款也明显下降，至9月末已降至27.42万亿元人民币。

　　而我国外汇占款主要以央行[微博]为主，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用人民币直接购买的外汇资金，一般约占我国全部外汇占款的90%以上，高时能达到95%左右，并且比重保持相对稳定。因此，通常来看，外汇占款的巨额增加，必然导致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进而影响到社会流动性持续宽松。导致社会总需

　　求扩张，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进而引发经济增长过热。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断：外贸进出口及其顺差的持续增加，不仅是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而且会从货币信用方面形成社会流动性宽松的局面，进而形成总需求扩张，并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促进经济蓬勃发展。有鉴于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2014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分别摸高至约4万亿美元和30万亿元人民币并掉头下降，可作为一个标志性数据载入史册，也许正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速 拉动经济增长力不从心

　　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从2002年即上一轮全球经济繁荣时期开始，直到201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几乎连续11年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长期持续、大幅高于同期GDP的增长，自然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反映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由2002年最初的36.2%上升到2014年的78.9%，11年始终处于不断上升态势。但2014年之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却呈现明显放缓之势，至年末已累计降低为增长15.7%，明显低于之前20%以上的增长水平。进入2015年之后更呈加速递减之势，至9月末已累计降低为增长10.3%。

　　迫于不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多项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加速审批十多项重大工程包，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却始终表现为逐月放缓之势，甚至感到日渐乏力，而对比一下2007年之前的情况，则与目前面临的形势恰好相反。那么，为什么当年想压缩投资却压而不降，现在想扩大投资却扩而不张呢？

　　从贸易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外贸进出口及其顺差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外贸进出口增速降低，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如果净出口巨额增加，相当于从境外为国内带来了一部分投资需求，从而使国内总需求放大，并造成社会总需求事实上大于社会总供给的局面。如2002-200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曲线与外贸进出口曲线几乎表现为同方向、等距离的上下波动，净出口巨额顺差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巨大需求，拉动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这种现象也可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情况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比如，2014年下半年之后，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之时，我们发现恰好与当年6月后我国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出现触顶回落的趋势相一致，而2015年以来，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明显下滑，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则表现为更大幅度的减少。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可从投资现象上做一些具体分析。从全社会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分别是企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

　　从企业投资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中国“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以及人民币汇率等几项比较成本优势快速丧失，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在海外面临愈加激烈的其他新兴国家的直接竞争，原有的竞争优势已明显弱化。国内则表现为普遍的产能过剩现象。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3个月出现下降，2015年以来跌幅更大，7、8、9月已接近-6%。可想而知，在这种通缩环境中，实体企业普遍效益下降，生产组织困难重重，投资意愿必然阑珊。据最新统计，2015年1-9月全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8.3%，在前几年已显著放缓的基础上，又比上年进一步减缓5.5个百分点。

　　从房地产投资来看，2014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趋冷势态一时难以扭转。主要的原因，一是房地产也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现象。由于前几年房地产开发和政府土地供应过多，短期内难以消化，即也存在一个“去库存”的问题。二是与资金的大量流出有关。当从收购人民币资产改为更多倾向于出售，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将形成负面预期。三是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局面。未来中国理性的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与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区域地位及竞争力相关，而其中的突出特点便体现为人口的净流入，尤其是相对高素质人口的净流入，这将是支撑或推动一个地区或城市房价上涨的基础或根本。而这主要体现在一线城市和少数强二线城市，对大部分二线以下的城市来说，实难具备这样的基础条件。所以，未来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走势，仍旧难以乐观。

　　从基础设施投资来看，这是目前政府唯一可以直接强力推动的投资活动，也是国家发展改革委重点审批工程包的主要部分。但这部分投资也遇到麻烦，一些项目组织起来困难重重，推进缓慢。一是缺乏资金或流动性收紧。各类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总额逐年膨胀，地方政府普遍陷入债务泥潭，难以进行新项目的投资扩张。因此，今年以来所实施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多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动，并由政策性银行一马当先，尽可能提供大量的长期低息融资。二是投资效益明显降低，或者投资的有效性成疑。在经济下行期间，社会流动性会出现自动收缩的态势，资产价格下降，此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项目，实体企业和房地产开发自然投资意愿减弱。有现金流、效益好的投资项目，客观上在上一轮投资中已基本完成，而没有现金流、效益差的投资自然难度增加，甚至会出现越投资越困难的局面。

　　经济结构调整缓慢 难成经济增长重要动力

　　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正是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中国在电子信息产品的加工制造上突飞猛进，现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在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方面，也取得巨大发展，甚至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理念等。但总体而言，我们具有知识产权的原创技术或核心技术却数量偏少，以致大多数国家均认为：中国是一个缺少技术创新的国家，还有不少假冒伪劣产品，侵害别国的知识产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何在技术创新上却仍有局限，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举步维艰，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进展缓慢呢？

　　这里固然有实行改革开放时间长短问题，以及教育、科技管理体制等问题，但从经济范畴寻找原因，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在许多领域仍然不深入、不彻底，以致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并不能完全发挥基础性或决定性作用，行政控制与国有垄断并存，这使科技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等难以真正落实，常常成为纸上谈兵的东西。

　　在中国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中，明显存在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运行体系，两者在运作规则、思维理念、所在领域等各方面区别明显，形成了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双轨制”这一特殊现象。行政控制和国有垄断一方面占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形成相应的利益集团且千方百计规避市场竞争，这样不用创新也可攫取最大利益。为此，他们想方设法抵制民营企业进入他们的传统领域，致使民营经济的创新冲动和创新活力也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二元经济结构的双轨制”反映出在中国现有经济管理与运行中仍存在一个巨大鸿沟，成为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大体制性障碍。这不仅体现在国有企业在诸多领域中所形成的控制和垄断，低效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自我创新能力却极其低下，并且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结构体系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难以有效发挥基础性或决定性作用，从而对技术创新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或者不能形成有效的正向激励。同时，由于控制和垄断，还会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造成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始终难以缩小，以致中国至今未能形成一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这一现象的背后，就是社会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不平衡、不合理等问题，造成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或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难以降低。而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最终成为制约国内消费的重要原因，致使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始终难尽其力。

　　因此，中国创新能力不强的弊端，表面上看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实际上却影响广泛、深远，是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症结所在。它不仅关系到收入分配以及有效发挥消费驱动战略等问题，而且也是我国经济转方式、调结构中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反映的正是技术创新在收入分配中所起作用、所占比重不足或重要性不够，体现为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只有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增强、比重加大，转方式、调结构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有所依托和支撑。所以，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标志性指标，甚至是试金石。只要技术创新加快、有效，转方式、调结构就会明显见到成效，如果技术创新始终止步不前或乏善可陈，那么转方式、调结构就是一句空话或口号。

　　国际贸易环境持续低迷 成为制约经济增长外部原因

　　近两年以至预计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困难局面，除了国内经济悄然发生的一些结构性矛盾之外，与外围国际大环境也直接相关。这是因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加速推进，中国经济已完全融入到国际市场的分工当中。中国早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体，外向型经济特征突出。

　　那么，近几年甚至未来几年中，全球经济、贸易状况到底如何，或应当做出何种判断呢？

　　第一，全球经济、贸易至今未能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和阴影，仍未恢复到危机前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正常化水平。目前，全球经济恢复增长十分缓慢，至今仍然步履蹒跚。尤其是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全球似乎又陷入通货紧缩的漩涡之中，以致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日渐乏力，IMF[微博]等各大国际机构已多次调低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值，由今年年初的3.8%调低为约2.9%-3%。在全球这样的大环境中，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然难以独善其身。因此，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遇到的困难，或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也并不全是内因，而是与外围国际大环境、大格局直接有关，是内外因素相互交织和作用的结果。

　　第二，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陷入通货紧缩之中，并预计未来仍将维持相当一段时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美元出现巨幅贬值，全球石油价格曾出现每桶接近150美元的历史高位，之后则多年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之上。但进入2014年下半年之后，在不经意之间却连续大跌，直至后来降为每桶50美元或以下。在石油价格腰斩的同时，全球煤炭、天然气、铁矿石、铜铝等几乎所有大宗初级商品均出现巨幅降价，降幅大部分超过一半以上。由于各类商品价格之间相互联系、互为影响，而大宗初级商品又是消费品价格的基础，所以，在全球大宗初级商品价格大跌的时候，消费品价格自然难以上涨。因此，虽然目前全球并未形成统一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即全球CPI指数，但无论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来看，还是从亚太等新兴市场国家来看，各国CPI指数均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

　　第三，未来若干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将呈分化态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今年以来欧美日中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经济政策上已呈明显的分化之势，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极为罕见。首先，随着2014年末美国彻底退出QE政策并进入加息通道，美国货币政策的方向将从放松改为收紧；欧日经济增长缓慢，并受到通货紧缩的严重威胁，所以，欧日两大经济体在前几年大力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今年进一步加大量化宽松的力度，预计这种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仍会维持较长的时间。

　　在这样一种国际大背景中，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极为特别，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首先，自2014年11月22日央行两年多来首次调低存贷款利率以来，中国已明显进入新一轮货币政策放松的周期，目的在于刺激或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明显弱化。其次，从未来内外部的政策环境来看，虽然中国仍会采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的财政货币宽松政策，但仍需时刻防止流动性不断自动收缩的趋势。鉴于未来几年全球总的趋势是美国经济保持较强增长，美元升值，全球其他大部分国家的货币面临贬值压力，因此，中国将始终处于流动性不断收紧的状况，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压力。最后，中国出现的外汇储备减少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也并不单纯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事实上自2014年起，全球就开始出现外汇储备总额减少的现象，已从最高大约12万亿美元缩减为目前的10万亿美元左右。现在，我们正进入一个全球流动性整体收缩的时期。

　　面临转型升级十字路口 思考中国经济新时期政策选择

　　对比分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遭遇的困难历程，我们要特别指出两点：第一，中国今天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并不会短期结束，甚至比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所经历的困难时期更长；第二，中国长期以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现已受到明显约束，未来的增长潜能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或者说，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必须转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十字路口。

　　鉴于今天中国经济增长面对的新环境，这里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客观冷静地分析全球形势，科学制定国内经济增长目标。鉴于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体、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很高，所以中国经济增长会明显受到全球经济、贸易状况的巨大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外贸进出口形势好，投资、GDP增长就高、就顺利；外贸进出口形势转差，投资、GDP增长就低、就困难。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并不能一厢情愿，而应当建立在准确分析全球经济、贸易形势的基础之上，并与全球经济协调发展。另外，分析因素也不宜打得过满，增长目标不应定得过高。否则，全年都会手忙脚乱，甚至动作变形。把增长目标调低，力争符合实际情况，并保持宏观定力，将工作重点真正转到创新发展，调结构、转方式上来，今后反而会转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进入一个艰难时期，把握好调控的节奏、力度至关重要。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大、速度快，积累起来的许多财政、金融、社会等各方面的矛盾，均是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化解、消弭。当中有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所以中国现已成为全球货币超发、货币供应量过多的重要经济体，广义货币M2已接近GDP的两倍，大大超过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化水平。这实际上也是目前中国金融管理中的最大问题和最大的风险所在。其困难在于：随着中国经济基数的持续扩大和增长潜能的长期释放，现在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样就难以进一步依靠货币信用来化解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必会受到两个明显的约束：一是通货膨胀，即我国的货币信用扩张已处于弹性边缘，甚至出现明显透支，这时继续增大货币信用投放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另外也极易诱发通货膨胀；二是人民币汇率已处于均衡水平，过去长期存在的升值压力已释放殆尽，此时增发货币，一旦引发国内通胀升高，就极易对人民币汇率形成贬值压力。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实际上已进入一个艰难时期，调控空间大幅压缩。

　　第三，以市场为取向深化改革开放，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十分明确，那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会受到多方制约。第一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本身的难度和复杂性明显加大；第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相对固化，改革中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不容易触及。而随着中国“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过去长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逐渐消失，群众对环境要求的提高，“改革红利”被提上日程，甚至成为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期待。但到底中国的“改革红利”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释放，实际上至今都是一个未知数。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以下方面改革应力争得以落实：第一是简政放权，真正使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得以发挥。关键是能够落实到企业和个人，而不能停留在政府不同部门或不同层级之间打转转。第二是减税让利，真正有效减轻企业的负担。中国的各种税费太多，税负沉重，应该大幅清理、删减。第三是打破行政控制和市场垄断，建立起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对此，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花大力气推动，根本就难以落实。第四是大力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将那些不必要的审批权限真正放给市场之后，行政事业单位长期存在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问题就会更显突出，要不失时机地将这些不必要的机构、人员进行精减，使其回归社会和市场，各得其所，发挥应有作用。

　　第四，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努力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成为带动未来中国进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目前，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特点是国家大、综合配套能力强、价格相对低廉、服务水平提高快，并可提供配套资金支持等，这是“一带一路”沿线中小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并已受到这些国家的广泛认可。所以，“中国装备”是继“中国价格”、“中国制造”之后正在兴起的又一个新概念，相信未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中国装备”将大有作为，使中国在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业的合作中发挥应有作用。但“一带一路”的实施将涉及众多不同的国家主体，各国在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文化特性和利益诉求等各方面差异巨大，实施起来实为不易。我们要保持坚定的决心和耐力，深入沟通，协调好相关利益方，既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又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更不能一哄而起打乱仗。同时，切忌“包打天下”的心态。任何事情都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起来力量大”，只有各国形成共识，并共同行动起来，“一带一路”战略才可顺利推动，才可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5年第12期。（作者于学军系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