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保持金融体系的开放度和生命力。更广义而言，我们需要金融体系持续为实体经济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低成本融资，以此提高产出、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

　　■　加拿大银行行长 马克·卡尼

　　马克·卡尼(Mark Carney)，198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95年在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高盛集团工作长达13年，2003年8月被任命为加拿大银行副行长，2004年11月担任加拿大财政部高级副部长，2008年2月出任加拿大银行行长，2011年11月被任命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主席。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雷曼破产后，全球贸易和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了10%和18%。加拿大制造业产出和汽车产量分别下降了20%和70%。全球2800万人失业，在高峰期加拿大的失业人口达43万。

　　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衰退揭示了全球经济基本的相互联系。当联系紧密时，贸易和投资的互联性创造了就业机会与繁荣，包括汽车业有4000亿美元的出口产值。然而，当联系松散时，全球经济会传导不稳定、不确定性和失业。

　　确保金融稳定以促进就业和增长

　　一是构建具有生命力的金融机构。使全球银行体系更加强大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本。在金融危机之前，国际性的银行是以50美元的资产经营1美元的资本。银行资产价值只有2%的缩水，资本则消耗殆尽。

　　为此，国际监管机构已经将对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提高到原来的约五倍，对最大、最复杂的银行则要求更高。此外，金融稳定委员会(FBS)已经增加了一层安全措施，即借鉴加拿大的做法，引入了一个简单但有效的杠杆标准。这可以保护金融体系免受风险，即便我们认为这种风险很低，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二是终结“大而不倒”问题。这些措施已经降低了银行倒闭的可能性，但由于倒闭事件仍将发生，就必须降低其影响，这是关注结束“大而不倒”问题的原因之一。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现行体制中收益私有化、损失社会化的不公平性。通过重建资本家的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纪律性会增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性风险将会减小。此外，远离国内市场的主要银行的倒闭不会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这将恢复人们在开放的全球体系中的信心，使我们所有人可以专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

　　要确保债券持有人、股东和管理层，而不是纳税人，首当其冲地承担损失，FSB所有成员国已经承诺适时设立救助机构并在今年年底或是在必要时，推出特定计划以恢复或解决这些银行的问题。

　　系统性机构的框架现在正扩展到国内银行、全球保险机构和主要的影子银行，如对冲基金。在实施过程中，会提高监管强度和吸损能力以确保金融体系不再受单家机构或集团公司的影响。

　　三是不断创建开放的市场。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确保主要市场能承受金融机构的倒闭。不断创建开放的核心市场需要改变衍生品和回购市场的交易渠道，以及获取更好的数据信息并跟踪风险敞口。

　　四是推动融资从影子银行向市场转变。FSB正在努力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督和管理，最终促使被监管机构加强竞争以提高效率，提高多样性以更具弹性。这将需要改变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模式、证券化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如何管理银行部门和影子银行之间的联系。

　　就加拿大来说，2007年夏非银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市场的冻结，结果导致汽车租赁业务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而在此之前，加拿大约有40%的汽车是靠租赁销售。加拿大的银行填补这一空缺，有助于确保加拿大汽车需求大大超过美国的需求。现在我们需要重建证券化市场，使加拿大消费者能够获得低成本的金融替代品。

　　实施这些改革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分歧。加拿大从此次危机中学到的教训是，仅仅维持国内的金融秩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其他国家也改进其市场规则。这就是FSB正越来越关注于及时和统一地实施已达成的改革的原因。我们将判断哪些国家在拖延改革或歪曲规则并追究其责任。

　　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最新走势

　　全球的劳动者都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然而，鉴于其严重性，无论从绝对值或相对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来说，加拿大的劳动力市场还算表现不错。所有在经济衰退中失去的岗位都已经恢复，并额外增加了30.4万个岗位。自经济低谷以来，绝大多数工作都是私营部门的全职岗位。几乎所有的新岗位所在行业支付的薪酬都高于平均工资水平。

　　加拿大的失业率在2009年8月达到8.7%的峰值，目前已降至7.3%。尽管还没有回到危机前的水平，这部分是因为，适龄劳动人口继续增长，而潜在劳动力也在继续寻找工作。美国的情况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大量的工人已经心灰意冷并离开劳动力市场。美国失业人口中超过40%是长期失业(相比之下，加拿大长期失业人口为18%)。美国的失业率比加拿大要高1%以上(同比则为2%)。

　　长期趋势

　　任何对当前就业形势的分析都应该考虑全球经济中工作场所不断变化的大背景。

　　首先，发达经济体中制造业的就业比例一直在下降，在金融危机之前30年内从25%跌至14%。即使在德国，这一时期的就业比例也从32%下降至19%。在此背景下，加拿大的记录是平均水平，从30年前的18%降至现在的约1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如在生产线上增加机器人的使用。这也反映出全球化不断变化的本质。

　　在商品和服务市场，当前的全球化浪潮正在改变生产的特点和对劳动力的需求。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第一波全球化过程中，运输成本的急剧下降和工厂的大型规模经济共同推动了集中化生产和制造业的就业。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这波全球化浪潮中，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重大进步已经大大降低了协调各阶段生产的成本。这促使各阶段的分工达到最经济的配置。结果之一就是制造工作转移到低工资的新兴市场国家。即使是在服务业中，复杂的任务，如专业和卫生服务，现在被分离成高附加值和程序组件部分，导致服务外包和裁员。

　　各家企业日益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竞争优势将越来越集中在生产阶段(如工程和设计或制造)，而不是特定的行业(如航空或汽车)。

　　总体而言，这些趋势意味着，在发达经济体，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于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正在下降。近十年的一些估算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将会有1800万技术工人的短缺和3500万非技术工人的过剩。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巨大变化导致了不平等的日益严重。在加拿大，以过去20多年的收入增长来看，前10%的高收入者是前10%的最低收入者的近两倍。这一比重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美国最近发生的严重的不平等是在20世纪20年代。此外，对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包括加拿大)来说，目前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当用最广泛使用的标准——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的不平等时，加拿大的排名就降至OECD国家的中间位置。

　　我们都需要承认，进行设备投资和员工培训的企业能够在未来提供长久的、高薪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且也能充分参与到全球经济中。

　　宏观经济形势

　　首先应认识到依赖国内市场的局限性。在金融危机后，加拿大的经济策略一直是促进内需和鼓励加拿大企业重组并重新对接新的全球经济。

　　刺激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非常有效地支持了内需，特别是家庭支出的强劲增长。如加拿大的汽车销售在经济衰退时几乎下降了20%，但现在已经强劲反弹，且高于衰退前的近4%。

　　正如我们的增长模式曾经非常有效一样，现在它的局限性则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我们不能无限制地依靠加拿大家庭增加贷款。在经济衰退的前十年，加拿大人将家庭收入的高达五分之一支持了消费增长。房地产交易占GDP的比重现在接近历史纪录，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房地产市场存在过度建设和定价过高的情况。

　　为此，联邦政府已经对抵押贷款的保险条款及时谨慎地制定了四个紧缩措施。加拿大联邦金融机构监督办公室(OSFI)为房屋净值贷款制定了更严格的承销标准，并加强监督审查。货币政策仍然专注于控制通胀，尽管在灵活的通胀目标制下，央行做好了履行相关监管职责的准备，如果有必要，也会坚守中期价格稳定的目标，以确保平衡及可持续增长。

　　虽然这一目标是可取的，但消除家庭部门的净金融赤字将最终在两年的经济数据中明显留下500亿美元的缺口。这种差距只能靠持续地增加出口和商业投资来弥补。但是投资什么，又向谁出口呢？

　　由于银行的恢复、家庭和政府的资产负债增长减缓，美国经济正经历着大萧条以来最缓慢的复苏。唯一的好消息是，已取得一些进展。美国的银行已大幅增加了它们的资本(普通股本占总资产的比重提高了25%以上)。美国家庭的资产净值在金融危机之后16万亿美元的缩水已经回涨了超过三分之二，尽管我们估计家庭收支将需要几年时间来恢复平衡。

　　尽管如此，美国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几乎没有从250%的峰值下降，这也是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这是因为美国家庭每减少1美元的债务，美国政府就增加4美元的债务。由于国内私人需求还没有旺盛到足以抵消激进的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估计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近几年内平均为2.5%(相比危机前十年为3%)。重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已不如从前。由于资本投资减少和结构性失业加剧，即使美国经济从周期性亏损中恢复，我们预计其2015年的经济总量比我们在危机之前的预期会减少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经济的脆弱性也意味着加拿大的出口会比正常时期减少300亿美元。

　　由于加拿大依赖美国市场，我们的出口仍低于衰退前的峰值。更广义而言，只有9%的出口流向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过去十年，我们的出口在20国集团中排在倒数第二位。自2000年以来，我们在全球商品出口市场的份额已经从约4.5%下跌至2.7%。

　　一些人将出口下滑的问题归咎于加元的强势。虽然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过去十年间，我们出口业绩惨淡的原因三分之二是归于市场结构，三分之一归于竞争力。就竞争力而言，大约三分之二是因为货币的强势，其他则是由于劳动力成本和生产率。因此，出口贸易表现太差只有大约20%归因于加元的强势。

　　简而言之，危机之前我们的表现不佳要更多反思我们的贸易伙伴关系而不是我们的效率。我们对美国的出口量太大，而对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出口不足。

　　建议

　　找到新市场并参与竞争将需要劳动者、企业和政府长期团结一致的努力。

　　首先，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积极的、集中对接新兴市场的贸易战略。因此，加拿大正在与印度等国开展一系列的双边贸易磋商，并将加入由很多亚洲国家参与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多边谈判。这不仅仅是因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进口增长占全球总额的一半，而且是因为它对于确保加拿大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其次，正如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长久以来认识到的，劳动力的素质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之一，我们必须继续投资于人力资本。随着技术和贸易改变工作场所，在工作的各个环节提高技能的需求日益增长。劳动者和管理者为了充分利用新技术必须通过修改设计、营销和流程来不断提高工作效能。

　　最后，我们需要保持金融体系的开放度和生命力。更广义而言，我们需要金融体系持续为实体经济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低成本融资，以此提高产出、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本文系作者2012年8月22日在多伦多的演讲。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司马亚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