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根本机制，但在经济向更高水平的转变中，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

　　文 │ 本刊记者  胥晓莺

　　带着招牌式的微笑，林毅夫回来了，6月18日卸任世界银行(微博)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职务，回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当教授。

　　丹心依旧

　　四年前，林毅夫以一场《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的学术演讲作别北大，最后他说：“我内心里面有个小小的秘密想跟大家分享，不管我走到什么地方，我的心都是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也不管我走得多远，最终我也一定是回到这里。”

　　这番表白看似矫情，然而出自林毅夫这样一位严谨的经济学家之口，却显得真切而坦然。四年后，他带着积淀了国际视野和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回到北大，第一次公开亮相仍然是一个多小时的学术演讲。演讲之前，他说：“我回来了！”座无虚席的台下掌声雷动。

　　早在四个月前，《浙商》记者拜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说到林老师要回来了，已难掩一脸兴奋。四年前，每周五晚七点，各路学生、听众总是挤满了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的课堂，这是很多人期盼的每周精神大餐。

　　这已经不是林毅夫第一次回归。早在1987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的博士后学位后，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回国的经济学博士。谈及回国的决定，林毅夫后来表示，一点挣扎都没有。“在美国当然可以当老师，也可以在金融机构工作，但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想回到国内我内心的满足会大很多，而且国内处在一个快速发展、快速转型时期，如果自己能参与的话，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选择回来应该讲是不需要考虑的事情，必然要这么做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这是林毅夫一直坚守的信条。从30多年前瞒着家人、忍受骂名，游过海峡投奔祖国大陆开始，到后来的每一次选择，他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始终未变。

　　穿越迷雾

　　作为世行成立65年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备受瞩目。林毅夫曾用农村大学生第一次进城来形容当初履新时的兴奋和期待。回顾在世行的成就，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称赞他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给世行留下了崭新的理念、视角和挑战。”

　　而林毅夫自己的总结是：“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应对全球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判断其性质、原因、走向，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二是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界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制定指出新的领域和方向。”

　　2008年6月，林毅夫到任时，经济危机尚未发生。8月，在前任世行行长家里，林毅夫参加了一个小范围的聚会。当时次贷危机已在美国初现，参加聚会的金融界巨头与各国央行行长们讨论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时，绝大多数人认为顶多会是金融教科书上的一个小案例，理由是“我们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的原因研究得非常清楚，所以不会再出现同样的问题”。首次参加这种聚会的林毅夫，对大腕们的自信颇感惊讶，他表达了对经济形势的担忧——对于林毅夫的这个观点，大家只是哈哈一笑，结果后来的故事路人皆知。

　　金融危机爆发后，基于20多年对各国经济政策的细致关注与翔实研究，林毅夫判断危机可能是长期的，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构想，各国政府应当利用经济疲软时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消除经济快速发展时的瓶颈领域。当时赞同林毅夫观点的人不多，大家普遍认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短期的，林毅夫的预见是“杀鸡焉用宰牛刀”。然而四年过去，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依然迷雾重重。“现在看来这不是一只小鸡，可能还是一头大犀牛，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了这个观点。”林毅夫说。

　　世行四年，林毅夫工作的另一个重心是为发展中国家寻求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四年前，世行行长佐利克选中林毅夫，正是期待一个有改革经验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能为世行带来理念新冲击。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世人瞩目，而林毅夫也是离中国政策制定的权力中心最近的学者之一，对中国经验十分熟悉。

　　四年间，林毅夫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欠发达的非洲，他去了14次。在世行的第一个星期，就出访了南非、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数十年来，世行一直受主流发展经济学思潮影响，希望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来应对贫穷，这种“药方”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但林毅夫认为，这种由发达国家输出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最优方案”，未必适合当地的实际。转型经济体应根据现实找到一条独立于发达国家经验的发展战略，并由政府主导。

　　婴儿之眼

　　一面是发达国家陷入漫长无望的经济危机中，一面是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新经济发展模式，在对两种经济现象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林毅夫立足传统结构经济学，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2011年年底，他以新著《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新框架》作别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驻地)。

　　林毅夫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是其经济结构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了一国的产业结构。他强调，在推动本国选择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时，政府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任何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根本机制，但在经济向更高水平的转变中，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

　　这套理论在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占主体的世界银行不入主流，而回到中国，同样在经济学界引发争议。

　　“大部分是既有观点，新意是大大增加了对政府作用的强调。”与林毅夫同事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说，“强调政府作用是否也应有阶段性，以现在中国的发展阶段，政府作用是否应该减弱而不是加强？”

　　林毅夫还多次公开表达对2008年的政府“四万亿”积极财政政策的肯定，并认为这是中国经验对世界这场经济危机最重要的贡献，但他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用在刀刃上，去消除经济增长当中的瓶颈，这样能够短期内启动需求，长期上有利经济发展。在政府本轮的财政政策中，林毅夫依然主张要靠投资拉动，并认为消费拉动是无源之水。这些理论都受到了众多的质疑。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林毅夫还一直被称为中国经济的“唱好派”而备受争议。6月22日，在北大专门欢迎林毅夫回国的朗润校友大讲堂上，林毅夫再次提出“中国经济仍将保持20年8%左右的发展”。四天后的校友会上，林毅夫甚至以一种激昂的语调说：“中国经济将会乘风破浪，继续前进。”这些观点经媒体报道后，遭到舆论诘问——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社会矛盾加大等现实压力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林毅夫回来就在“放卫星”。

　　“我是不是在放卫星？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经济奇迹》，很多人说我放卫星，当时的卫星现在已经变成行星了，因为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基本上已经变成共识了！”面对争议和质疑，林毅夫表示尊重，但他主张不用过去的眼光和理论看待今天的问题，而应该用“婴儿之眼看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