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行业的特殊性，银行业大多保持着对社会责任较高的关注度，外资银行一般都有着自身传统的公益项目，以体现各自品牌文化中所关注的社会价值。

　　作为新加坡历史最为悠久的本地银行，华侨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12年，其企业基因中的华侨元素，为华侨银行的品牌内涵中注入了家庭、教育这样的传统价值观。作为一家1925年就开始在厦门设立分行的外资银行，华侨银行在中国经营的历史悠久，也对华人文化中的普世价值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炜宁是经过多年外资银行历练的资深高管，她对金融市场的独特理解为华侨银行在中国市场中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而对她来说，尽管社会责任(CSR)项目占据她个人总的工作时间并不高，却是她个人无论从公司或个人都会积极参与的活动。而比起单纯的捐赠，尽管亲力亲为参与到社会责任项目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和麻烦，但在梁炜宁看来，就如同银行经营中需要时刻从驾驭风险中获利一样，社会责任的活动给企业和个人带来同样的挑战和收益，因为这会给企业和个人带来持续的正面效用。

　　找到社会责任的恰当维度

　　《21世纪》：很多外资银行都有着较为成熟的社会责任架构，而华侨银行也有着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传统。你是如何理解社会责任对于银行的意义？

　　梁炜宁：银行作为一个公信力较强的组织，履行社会责任是必须的事情。而广义来说，回馈社会是无论企业或个人都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个人温饱解决了，基本欲望已经满足，就需要思考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而企业经营到一定规模，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就需要思考之后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出发点是：CSR要与企业内部文化相符合。因此，我们在开展一项社会责任活动时，首先会思考的，这一项目是否符合与华侨银行的企业文化，我们是否相信自己正在做有益的事情？

　　在最佳的情况之下，社会责任能够跟业务、品牌能够相关联，企业与社会就可以达到双赢。企业既履行了CSR，又正面强化了自身的品牌，也是我们在选择社会责任的项目时会考虑的重要维度。

　　《21世纪》：作为银行业的资深高管，你认为银行更应该关注哪些领域或哪类的公益活动？

　　梁炜宁：我觉得不应该以行业来看，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文化，企业应该以自己的文化出发去履行CSR。从我们自身为例，华侨银行的历史就是，很多海外华侨，从中国出去打工求学，白手起家，所以华侨都有着共同的信仰：教育能够改变命运。华侨银行的创始人陈嘉庚和李光前深信教育的力量，在厦门的集美大学、汕头大学，新加坡都有李光前家族成立的专项教育基金，有专业的运营团队作为独立法人，管理着教育基金的运营。

　　华侨银行从创业就坚信的理念就是通过教育才能够改变下一代的命运，改变华人的命运。尽管现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生活水平比较高，但是我们仍在当地利用大量的资源去支持教育的发展。例如，在新加坡，我们与新加坡报社一起组织了一个“Pocket Money Fund”(零用钱计划)，这一项目主要是为了给那些贫困家庭孩子日常购买零用品或零花钱。随着由于社会福利保障，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都可以免费上学，但是拮据的生活可能让他们没有零用钱，没钱购买文具、书本，或者饿着肚子上学。所以，这个项目就是募集社会资金，根据家庭贫困的情况，按家庭贫困的等级给这些孩子每月相应的零用钱。

　　自2007年华侨银行正式在中国成立法人以后，我们一直探讨如何在中国开展的CSR。华侨银行一直相信教育的力量，这一理念与华侨银行的企业文化相结合。华侨银行所进行的CSR投资，一定会有效地跟踪CSR活动进展情况。例如，我们选择与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开展奖学金计划，这个项目已持续了6年。去年，我们还与之联手，发起针对上海农民工子弟小学的“华侨银行(中国)小小辩论赛”活动，我们希望给这些农民工子弟一个勇于表达自我观点的机会，从而树立信心，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

　　社会责任的最佳收益

　　《21世纪》：组织一个CSR活动时，企业如何管理其中的复杂性和风险呢？

　　梁炜宁：公益活动一般不会对业务有直接效益的影响。CSR强调的是持久性，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去做，就会产生积极的品牌效应。除了投入资金，我们还会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履行更广义的社会责任。

　　当然，比起直接捐款，组织相应的CSR活动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也考验企业的运营能力。比如，我曾经在电台里听过这样一条新闻，北京组织给老干部捐自行车，捐给每位老干部

　　价值700元的自行车。这个活动就受到了一些的公众质疑，例如，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不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而实际的情况是，老干部们也反映车子不好用，但又卖不出去。也许这个活动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却出现了很多未预期的负面结果。

　　所以，在做一个社会责任项目决策时，我们会非常慎重，但我们并不排除风险，就像我们举办的小小辩论赛，在最初与宋庆龄基金会沟通时，他们对与这一项目也不是特别有信心。一来，组织农民工小学的活动挑战很多，例如，把孩子们集中在一起的安全问题、农民工子弟不善上台发言等等，都会影响辩论赛的效果。

　　这如同经营银行，银行是通过风险换取回报的。银行如果没有风险，也就没有回报的可能。我觉得我们有能力控制风险，掌控局面时就会大胆去投入。所以，第一年这个活动我们只在上海开展，大概选了12家农民工子弟小学。为了确保效果，还特别邀请到了从事教育的知名专家和沟通表达方面的著名学者对孩子们进行全程指导，最后活动的效果出乎大家意料得好。我们今年决定把这一活动拓展开来，也会引入一些我们与新加坡总行之间的合作，为这些孩子更多的拓展国际视野。

　　《21世纪》：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如何获得员工的支持，员工的参与度如何？

　　梁炜宁：一方面我们非常鼓励员工参与到CSR活动中，基层员工能否参与也是我们选择CSR项目时考虑的重点之一。而另一方面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员工的参与热情也非常高，尤其是80后员工的参与积极性最高，80后的员工觉得应该为社会做出些贡献，他们也希望看到企业能够参与到CSR活动中去，所以当企业有这样的CSR项目时，像新加坡的义卖会、每年的印尼建房，都有很多员工积极报名，都是自己请年假来参与。

　　到目前为止，在华侨银行的CSR活动中，都是员工自己出钱，自己请假参与。比如在印尼的项目，员工以年假自费的方式飞去当地，与NGO一起每年开展扶助建房活动。华侨银行有CSR项目预算，但这些预算我们能够希望100%提供给需求方，如果一部分分配给员工，就占用了需求方的资金。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现在年轻一代的员工更看重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并不介意利用年假自费参与CSR活动，员工的参与热情更增强了我们更多组织CSR项目的信心。

　　另外，为了更好地鼓励员工参与，新加坡的总行从今年开始试行一项CSR休假制度，如果员工参与CSR项目，他们会享有一天的带薪假期，不过我们现在中国暂时没有施行，相信将来也会推广。

　　《21世纪》：通常关于CSR活动的工作时间占总体工作时间的多少呢？与你其他的管理工作有关联性吗？

　　梁炜宁：坦白的说，CSR的决策和活动参与在我的工作中所占的时间比例并不高。但是CSR活动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无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公司名义，我都会去参与。而且，CSR本身的出发点都非常有意义，带来的效益不能以金钱或数据来量化的，例如，带来的员工凝聚力，客户的品牌认可等等，但我相信这些是不能量化的影响，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也非常重要，所以，与其把CSR独立，倒不如把它与日常工作糅合在一起。(采访整理：林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