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招商银行(微博)成立25周年之际

　　文/刘 渝

　　编者提示

　　1987 年，招商银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是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国家从体制外推动银行业改革的第一家试点银行。25年春华秋实，招商银行已发展成中国极具品牌影响力的银行之一。值深化金融改革之际，这篇叙述招商银行成立的回忆文章，带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内容。

　　招商银行的前身是蛇口财务公司。

　　1985年7月，我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后，被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聘用为总会计师室代理主任，具体工作是负责工业区的财务核算、对外融资，并直接管理结算中心的日常运作。

　　经过短暂的工作之后，我于1985年8月向蛇口工业区主持工作的熊秉权副主任提出，可否申请设立财务公司，扩大蛇口工业区的融资能力。他当即表示同意，并责成我在两个月内完成蛇口财务公司的申报，重点强调要求获得外汇经营的许可权，尽快开展运营。我们马上向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提出申请，罗显荣行长非常支持。1985年10月初，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获准，蛇口财务公司在内部结算中心的基础上升级为金融机构，重点从信贷和外汇两个业务领域拓宽了蛇口工业区的融资渠道。

　　当时，蛇口工业区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局面，主要是新建蛇口码头的两个突堤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共需资金3亿元人民币。1985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候，大部分工业企业停止上马，很多外贸企业倒闭。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商业银行对企业不新增信贷，只能将已经到期的贷款作转期办理。当时，蛇口工业区唯一的途径是向上级招商局要钱。

　　在宣武饭店提出创立招商银行动议

　　1986年4月，在熊秉权副主任的支持下，我们拟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申请，将蛇口财务公司升级为招商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吸收境外信托存款，支持不断扩大的外汇经营需求。

　　5月2日，我到北京找到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的万建华咨询此事。我告诉他，经过半年的经营，蛇口财务公司的利润逾100万元，效益不错。招商局领导同意我们将财务公司升级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打算。万建华表示，应该将财务公司的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未来走势结合起来。他认为，与其申请升级为信托机构，不如直接申请成立一家商业银行，在传统国有专业银行体制之外，探索企业投资办银行的新路子，在改革大趋势下积极谋求生存和发展。万建华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前途出发，分析机构设置的具体问题，这给了我很大的思想启发。但我还是有些犹豫，担心申请银行不能获批。他说：“你不做，就没有机会，你做了，就是在寻找机会、创造机会。万一成了呢？”

　　当年我们都年轻，一说就兴奋起来，马上先想到给拟申请银行起名。我想了几个名字，如“招商局实业银行”“南海商业银行”，以及历史上招商局曾经拥有的“通商银行”等，根本不敢用带有“中国”两字的名称。万建华在我写的纸上划了“招商”和“银行”两词，并说，“招商局的历史悠久，用招商银行这个名称一上来就是老字号品牌”。 “招商银行”的名字就此诞生。此事就发生在原中原信托北京代表处在宣武饭店512房间的办公室。

　　当时，我越想越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随即想先征得领导同意。我给蛇口招商局时任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打了电话，汇报申请设立招商银行的设想。袁董沉吟稍许，问我有什么把握能够成功申办银行，并且说，不要被外界误认为“蛇口什么都要”。我知道，当时袁董正承受着来自各方对其改革举措的非议和指责，他要尽可能避开可能出现的对蛇口的抨击。我就说：“先报高的(银行)，如不批，也会批低的(信托投资公司)”，并把万建华所说的金融改革背景情况向袁董解释。他听后，似有认可，但仍然强调，“不能让外面误认为招商局是特权机构，乱要优待政策”。他还要我第二天电话向熊秉权请示，以其意见为准。

　　我马上就给熊秉权主任打了电话。由于刚才的谈话经历，我说话更有了底气。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熊秉权主任听后稍加思索，就一口同意，非常支持年轻人的闯劲。他要求我在北京把申报材料写好，带回深圳尽快开始申报的实际进程。当晚，我们分头起草申报文件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我写申报企业招商局的资格条件内容部分，万建华写拟办银行经营内容和管理部分。很晚了，万建华才带着草拟文稿回中国人民银行在北洼路的宿舍。第二天(5月3日)下午，万建华带上修改稿，还请来齐永贵和张志平，我们四人一起对申报文稿进行了详细讨论，齐永贵在文稿的开头加入了一段有关金融改革形势的内容。

　　历史的价值在于真实。应该说，万建华是提出创办招商银行建议的第一人。

　　3个月即获准成立

　　5月4日，我携带申报文件初稿回到深圳。5月6日即向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罗显荣汇报。罗显荣行长当场找来金管处和办公室的负责人一同商量，并提出具体的思路：

　　首先，申报主体由招商局改为蛇口工业区，以符合境内金融机构设立的申请资格；其次，由分行金管处具体负责申报的有关文件组织与初审，尽快转报总行；最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开绿灯，同时在总行多做工作。

　　5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完成初审手续，转报总行审批。

　　自5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开始审批《试办招商银行的请示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内部审批过程由万建华帮助推动，当时在金融管理司工作的张志平也给予了帮助。

　　由于没有关于新设商业银行的条法规定，到了7月上旬，审批处于不明朗状态，审核时间可能延长。我直接问刘鸿儒老师审批中的障碍何在，他说，“批给你们就干，不批就不能干。年轻人不要遇事想当然”。这让我推测可能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我向在金融管理司工作的张志平询问有关审批情况，他建议，从多方面着手推进审批程序，设法减少负责审批金融机构设立的分管领导刘鸿儒的压力。为此，我请招商局领导要求北京办事处的马主任通过关系直接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的助手，转述招商局的要求。因为1985年末陈行长在蛇口住过一段时间，与招商局的多位领导都很熟识。我还主动求见陈慕华秘书殷介炎，他对此事是持正面态度的。但他也只是说，“批银行不只是总行(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事情，需要先制定设立新银行的法规，才能进入审批阶段。没有办法为招商局一家开先例”。

　　直到7月底传来消息，在讨论金融体制改革时，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问到金融体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一些专家回答是缺乏竞争。这位领导说，那就应该多搞几个银行。当他的助手提起招商局想在蛇口创办一家小银行时，这位领导表示，可以试试，先从特区办，有经验后再扩大。他同时说，袁庚他们不会胡来。

　　7月31日，我马上返回深圳，向罗显荣行长汇报了这一情况。罗行长对此反应敏锐，他说要想办法推一下这件事。

　　8月1日，他到香港参加一个活动，有意向媒体公开讲：“中国人民银行原则上同意试办招商银行，作为企业创办银行的试点。 ”第二天，香港几家财经报纸都报道了罗行长的话，批准试办招商银行似乎成为既成事实，这对其后加速文件审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罗行长的智慧可见一斑。

　　8月中旬，一直积极推进金融改革的刘鸿儒副行长，催促负责机构审批的金融管理司把同意蛇口工业区试办招商银行的签报报给他，他很快在文件上签了字。我当即飞往北京取文件，并请万建华一同到蛇口商谈筹备成立事宜。我预订了8月11日下午回广州的机票，但是，那天上午仍然没有拿到印好的文件。万建华到办公厅问后才得知，文印室还没排版印刷，他赶紧请几位工人现场排字印刷，先取出了一份印好还未盖章的批复文件，坐上我已等候门口的出租车直奔机场。我们两人心情激动，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创造激情和兴奋。

　　8月12日，我们从广州回到深圳。熊秉权见到批文后特别高兴，他要求财务公司抓紧时间，尽快组建运作新银行。8月13日，熊秉权本来要带蛇口财务公司的管理人员专程去深圳感谢罗行长，不想第二天罗行长已亲自来到蛇口，并向我们讲了许多感慨与鼓舞的话。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批复文件从深圳分行发到蛇口工业区。

　　改革的勇气推动招商银行诞生

　　批复同意试办招商银行，是很特殊的事件，因为，第一，没有任何政府背景；第二，没有高层社会关系。而招商局也没有设立任何专门机构从事此项工作，仅仅由几个初出校门的年轻人提出动议，并以探索金融改革的激情和干事创业的劲头促成此事。“初生”的招商银行是一家平民化的银行。

　　在整个审批过程中，刘鸿儒和罗显荣两位领导起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刘鸿儒，如果没有他当时的勇气，也就没有后来的招商银行。他因此也承担了一定的政治责任和风险，当然也由此孕育出一家今天已享有盛名、被誉为中国最佳的商业银行，的确起到了金融改革标杆的作用。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工作，1987年4月8 日，招商银行在蛇口正式开业，袁庚担任首任董事长，王世桢担任总经理，我担任副总经理。有趣的是，1993年3月，一直关注招商银行初创发展的万建华，也来加盟招商银行，成为参与招商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腾飞式发展的重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