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瑛瑛

　　中国银行诞生于辛亥革命之中，迄今已是一个世纪。一百年来，中国银行始终秉承追求卓越的信仰、诚信至上的品质、改革创新的精神、以人为本的宗旨，持商业自主之信念，循银行发展之规律，向着国际一流银行的目标不断迈进，见证并参与了中华民族从苦难中崛起并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912～1949年，战乱频仍，时局动荡。中国银行始终将维护银行信誉作为立行的根本，将服务经济民生作为发展的方向，将革新经营管理作为前进的动力，成为民族金融的一面旗帜，在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37年中，中国银行先后成为中央银行(1912～1928年)、政府特许国际汇兑银行(1928～1942年)和国际贸易专业银行(1942～1949年)。不论职能如何变化，中国银行始终以服务国家和民族为己任，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进步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辛亥革命中诞生

　　清朝末年，外资银行涌入中国，通过垄断国际汇兑业务、自由发行钞票、经管对外赔款、提供大额贷款等手段，获取了超额利润，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为打破外国银行垄断中国金融的局面，清政府于1905年8月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 1908年2月更名为大清银行。大清银行成立后，股本总额1000万两银元，官商各占50%。

　　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于1912年1月初上书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建议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鉴于大清银行资金充足，机构和人员均较其他银行完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迅速批准，要求“先行开办，克期成立”。

　　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大清银行旧址举行成立大会，并正式对外营业。从此，在中国和世界的金融舞台上，高高飘扬起“中国银行”的旗帜。

　　中国银行成立后，立即承担起巩固新生政权、服务民生经济的历史重任，在提供资金支持、统一全国币制、维护金融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中枢作用，有力地巩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一是收兑军票。南京临时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发行了500万元军用钞票，由中国银行负责兑换为通用银元。到1912年10月，中国银行基本收兑完毕。二是发行货币。1912～1913年中国银行共印制各种票面兑换券4450万张，面值22170万元，陆续投入市场，全面替代了原大清银行兑换券的地位，对恢复和稳定金融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三是代收税款。中国银行成立后即负责经收上海海关税款。四是代销公债。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发行军需公债1亿元，由中国银行经募出售。此后在历次公债发行中，中国银行均是主要的经募人。五是服务民生。中国银行积极开办存、贷、汇等商业银行业务，服务社会民众，支持经济发展。

　　树立信用巩固行基

　　中国银行自成立之日起，即认定“维护信用为银行生存之基础”。不论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银行始终将诚信作为立行之本，使得“信誉深得社会上一般民众之同情拥护”，为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拒绝执行政府“停兑令”

　　1916年5月12日，袁世凯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悍然下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所有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引发社会严重恐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以“宁可刑戮及身，不忍苟且从命”的决心，拒绝执行“停兑令”。太原、汉口、九江等地分行纷纷响应。在各方声援下，政府最终收回“停兑令”。抗“停兑令”事件不仅使中国银行声誉大振，更增强了普通民众对银行业的信任，为树立现代银行业的市场信誉和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

　　稳健发行钞券

　　中国银行作为发钞行，始终坚持“稳健发行”方针。1913年制定《兑换券则例》，1920年分区集中发行准备，1928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率先建立发行准备金全部公开制度，规定中国银行发行兑换券须备足“现金准备六成、保证准备四成”，并每月检查一次。中国银行还坚决反对滥发钞票，坚持有计划地控制发行总数，使得中国银行钞券信用在历次金融风潮中始终保持稳定。1927～1934年，中国银行钞券发行基本上稳定在2亿元以下。1934年因市面钞券短缺才稍有增发。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后，中国银行协助政府收回商业银行钞票及收兑银元，钞票需求量增长较快。

　　中国银行创设了领券暗记制度。即没有发行权的银行和钱庄与中国银行订立协议，按约定条件领用加印暗记的兑换券，以表明此钞系由某银行、钱庄领用，然后向市面发行，仍由发钞行负责兑现，兑进的暗记券再按不同暗记，分别整理后通知有关领券行、庄以现金兑回，再对外发行。

　　走出国门放眼世界

　　中国银行从成立之初就提出要“内审社会趋势，外观世界潮流”，并逐步迈向国际金融市场。1915年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东开办外汇业务，1917年设立香港分行，1929年设立伦敦经理处，1931年设立大阪分行，1936年设立新加坡分行和纽约经理处。到1949年，中国银行先后设立了34个海外机构(因战乱等原因，1949年时中国银行海外机构为19家)，分布在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改革会计制度

　　1913年起，中国银行结束上收下付的旧式记账法，采用复式借贷记账，带动全国各行业推行新式记账方法。1929年，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1889～1979年，字公权，近现代著名银行家和实业家)聘任伦敦密特兰银行副总会计尼克尔为中国银行顾问，帮助改革中国银行会计制度。次年11月，中国银行制定出第一部《中国银行会计内规》，进一步改革会计制度，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加强内控，节省费用，奠定了近现代会计制度的基础。

　　改革人事制度

　　中国银行改革大清银行的用人旧习，实行量才录用的考试聘任制度，完善服务待遇规程，严明组织纪律，加强教育培训，将职业操守的培养和业务知识的提高作为“百年不易”的准则，在金融界树立了新的风气，为同业所普遍效仿。特别是中国银行改组成为政府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后，对人事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形成了一套重视人才、重视教育、重视绩效、管理严格的人事制度，使得中国银行的员工素质和服务质量领先于同业。

　　加强调查研究

　　中国银行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1920年成立了调查室，1928年改为调查部，1930年改为经济研究室，先后邀请马寅初等国内外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从事研究工作，在推动业务发展的同时，成为国内学术性研究的权威机构，为国际所瞩目。

　　勇担重任稳定金融

　　中国银行始终“抱定为国家、为社会牺牲之决心”，勇于承担历史重任，积极参与稳定金融各项工作，为壮大民族金融力量而努力。

　　服务民众发展经济

　　中国银行坚持以“服务民众、改进国民生活”作为发展各项业务的前提，始终以国民经济的枢纽自任，大力扶助工商实业，积极支持基础建设。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率先办理农业贷款，并培养了一支专业的农村金融队伍，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同时，中国银行大力开展多元化经营，全面开拓保险、信托、直接投资等业务，以“谋国民生产力之增加”。中国银行贷款总额长期居国内同业之首，致力于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

　　扶助同业渡过难关

　　20世纪30年代，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影响，中国金融业处境艰难。中国银行“不以独善其身为得计”，将支持同业渡过难关作为自己的责任，防止民族金融组织基础发生动摇。1930年底，中国最早的储蓄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1914年成立，原名新华储蓄银行)因资金周转不灵即将停业，中国银行联合同业对其实行增资改组，助其起死回生。1932年10月，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发生挤兑，向14家银行三次请求救济，共借款120万元，其中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分担56万元，帮助其渡过难关。

　　积极参与币制改革

　　1933年，中国废除了沿袭数百年的银两制度，实行银元制度。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贝祖诒(1893～1982，字淞荪，著名银行家)在推动“废两改元”中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废两改元”研究会的委员，他力主尽快实行改革，态度鲜明地驳斥外商关于中国若实行“废两改元”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的说法。

　　此外，中国银行积极推动统一银行纸币。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财政部新货币制度说明书》，规定自11月4日起，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不再使用银元，实现了全国统一货币、统一发行，推动中国金融业进入一个新阶段。

　　积极抗日共纾国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先后在汉口、香港成立驻汉总处、驻港总处，后于1940年7月迁往重庆。中国银行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在稳定全国金融、供应军需钞券、支持后方建设、扶助对外贸易、募集外汇资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突出贡献。

　　根据大后方建设的需要，1937～1942年，中国银行在西南、西北地区增设机构106处。同时，积极开辟西南通道，先后在越南(河内、海防)、缅甸(仰光、瓦城)、印度(孟买、新德里)、巴基斯坦(卡拉奇)等国设立分支机构，并成立临时运输处，从缅甸运进机器、汽油、机油、红十字会药品等，为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中行充分发挥海外机构的作用，成为经收侨汇的主力。1939～1945年，中行累计经收侨汇2.30亿美元，比战时中国与英美两国易货贸易借款的总额还多7000万美元。

　　1942年下半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四家银行的分工被重新调整，中国银行成为政府特许的国际贸易专业银行，业务范围缩小，发展受到限制。但中国银行仍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挖掘潜力，继续发展海外业务，努力为抗战服务。全国解放前夕，中国银行广大爱国员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组织动员起来，保护银行资产，迎接解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银行摆脱了旧官僚资本的束缚，获得了新生。

　　(文章材料由中国银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