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叶静宇 老周最近很纠结。今年7月，他在上海的一个新项目资金周转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回到温州老家，向一家投资公司借了600多万元，月息4分，借款3个月。按约定，这笔钱要到10月份才还，可是投资公司几天前通知他，要提前一个月收款。

　　老周打听到，自己的遭遇现在并非个案。“前段时间企业破产跑路的事情太多了，搞得人心惶惶，担心借出的钱收不回来。”老周说。

　　根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今年3至5月，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出474件；案件总标的金额高达9.3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亿元。仅8月份以来，就至少有20起以上此类事件发生，其中有两起大案，牵连集资额估计将达到数十亿元、借贷者上千人。

　　对此，市场观察人士近期也频频将“高危”的标签，放在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身上。“民间借贷的规模不断增大，利率一再推高，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那么，现在可能就是危机爆发的前夕了。”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忧心忡忡地说。

　　江湖链条

　　长期以来，温州民间融资扮演的角色，是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在2011年货币政策由“宽”入“紧”、融资需求却未见降温的情况下更加突出。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创办者方培林，就在2011年银根收紧的情势下，再一次看到了新商机。

　　方培林的做法主要是，通过高息回报的方式，拉拢储户到温州的银行开户存钱，由此为银行增加的贷款额度，则贷给方培林的客户。这样一来，企业尽管为中间渠道支付了数倍于银行贷款利息的费用，但也成功获得了贷款。

　　资金供需不平衡的关系，催生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繁荣，但这场繁荣的参与者，除了像方培林这样的正规军，更多是无融资牌照的担保公司、寄售店、典当行等。

　　家族从事民间借贷的万风(化名)深谙其中的“江湖”体系。

　　上世纪70年代末，温州人的融资方式叫做“呈会”，即亲朋直接共同集资，轮流给彼此使用，使用者要支付利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互助形式慢慢催生出了资金“掮客”，他们真正把借钱当生意来做。资金“掮客”群体，日后成为催生各类担保公司、典当行和寄售行主力，温州民间金融生态也随之历经变更。

　　而到了最近几年，温州几近“满城借贷”态势。公开资料显示，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前段时间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 (或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万风说，“满城借贷”听起来颇为夸张，但却是很多温州人认同的常态。他举了个例子：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1分多的月息，向某商业银行贷出个人信用贷款20万元。随后，把这笔钱以2分月息，交给一个开担保公司的亲戚放高利贷。“这太普遍了，现在民间金融活跃，很多普通老百姓，也或多或少与高利贷沾上边。”万风说。

　　这种借贷，往往会以“击鼓传花”形式流转。比如，A以1分月息把钱借给B；B又以1.5～2分月息借给C；C再把钱以2.5～3分的月息，借给某民间高利借贷机构(中间可以有更多的环节)，然后，民间高利借贷机构又以更高利率借给D。

　　人人都是“食利者”。如果资金链没有断裂，他们都有可观收入，民间借贷市场自然显现所谓繁荣。而在这条资金链上，除了个人外，银行、担保公司、企业、投资公司都分别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整个链条环环相扣，共同造就了活跃的民间高利贷。

　　隐藏在其中的操盘者，是保证链条顺畅运行的关键一环。老陈经营着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做的却是高利贷操盘生意，即帮助客户将房产抵押给银行，或是通过“消费贷款、买车、装修”等名目套出贷款。他坦言，“像我们做这个业务，肯定和银行有关系”。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则是担保公司，担保公司通过担保获取银行资金，然后用于放贷，最终成为民间高利贷的积极推动者。还有名目众多的投资公司也是高利贷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不少更加商业化经营的高利贷者，则设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以投资公司的名义吸纳外部资金，但从事着与经营范围完全不一样的业务，主要是利用一部分自有资金，再吸纳其他闲余资金，集中起来放贷。”上述企业主告诉记者。

　　“跑路”潮起

　　当实业公司转向投资时，温州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开始出现。

　　对于这类“公开注册、私下运营”的投资公司，参与者多为民营企业主，“只要账上资金能够拿出来就都会拿出来流动，用作中短期的放贷。这种贷款利率相对低一些，也多被认为是当地民间借贷利率的参考标准”。

　　“很多民营企业经营并不容易，贷款短期内也难以获得更多收益和利润，拿去放贷显然收益更高。”宁波市一位调剂商行的老板向记者透露，拿银行资金做其他投资，如股市或者楼市，或者拿去放贷的民营企业不在少数。

　　分析人士指出，银行需要重点审核的环节即主要为贷款用途、贷款人信用资质等。若无上述中介机构及银行人士的“门路”，这些环节均难以通过。

　　普通人看重“食利”，做企业的人，很难无视这种状况。“做实业赚钱不容易，倒不如放贷来得轻松，这几乎成为商界公开的秘密。”万风说。

　　而且，企业主很容易就能加入这个“圈子”。因为他们手头有设备和厂房，可以抵押贷款。再加上温州人多好投资，以致信贷资金用途经初期监控，后期便很难界定用途。账面上看，贷款去向一点没问题，而实际却被用来放高利贷。

　　上述调查便提及，受访的温州中小企业中，有60%左右企业已参与民间借贷中。

　　周德文指出，目前中小企业利润率已经低于贷款利率，企业的实际借贷成本已经达到100%，或者更高，而利润率不过3%～5%，在温州，关于企业主无力偿还高利贷而“跑路”的例子并不鲜见。

　　温州“跑路”现象也引起一些研究机构的重视。据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称，温州的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已经高达 8000亿元到10000亿元，由于一些本地企业开始破产，估计今年有10%～15%的未偿贷款将会变成坏账。

　　这些“跑路”的企业主几乎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温州工业园区一分管经济官员称，一些企业主还涉及个人赌博，还有一些企业主放弃了主业，办担保公司，专放高利贷，现在银根紧缩，房地产不景气，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被迫“跑路”。如果不介入民间借贷，情况会比较好一些。

　　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范乐乐出走就缘于自己做了“老高”，坊间传言，范乐乐的债务多数来自民间借贷，将亲友的钱借来，然后将这些钱用于炒楼，或者对外放贷。而另外一些老板“跑路”则因无力偿还高利贷。

　　周德文称，如今的实体企业，利润率也许只有3%～5%，对于他们来说，别说8分、6分甚至2分的月息都难以承受。但又不得不借，不借就可能马上倒闭，而借还存在转机的可能。短期借高利贷还可以，但长期对于企业而言必然是致命的。

　　出路何在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统计，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年化最高利率在40%左右。但周德文认为温州民间借贷实际年化利率应高于40%。“官方数据来源于众多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等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这些被监测对象自身很可能也是‘高利贷’的供给者，由于自身的不正规经营，透露给官方的信息会有所保留。”

　　周德文称，求助于民间借贷，能及时获得续贷的企业或许会借此解决燃眉之急，并赢来转机，但对于另一部分遭遇银行削减融资额的企业而言，借助民间借贷融资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因此，民间借贷阳光化运作，一直是业内人士呼吁的方向。不过，民间资本活跃的地方一直在探索。据张震宇透露，温州市政府将会出台新的措施来规范、引导民间的地下借贷。他强调，要“避免非法集资，避免出现金融风险”。

　　2011年1月1日出台的温州市委一号文件《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启动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建设试点”的举措。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说，初步设想是成立一个名为“民间资本运作服务投资公司”的平台公司，有闲置资金的人可以通过这一平台来进行较高收益的合法放贷。

　　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在2011年初表示，温州将试点“农村资金互助联合会”。此举不仅将弥补农村金融供给不足，还能将民间借贷资金由地下引导到地上，实行阳光化操作。

　　股权投资是地方政府引导民资进入的重要行业，并被地方政府认为是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一种方式。温州正在筹备设立该市第一家政府引导基金——温州人股权投资(有限合伙)1号。在该引导基金中，政府出资10%，其他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民营企业，借以撬动更多的民营资金。

　　新型金融机构被认为是民间资本的另一重要出路。浙江省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金雪军曾指出，在规范民间金融方面，现在证明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是行之有效的，要加大推广。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一方面吸引了民间资本，另一方面具有抑制民间借贷利率的作用。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尽管可以达到基准利率的4倍，但在实际运作中，一般只有3倍左右。

　　瑞安华峰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陈寿清表示，公司营业后对瑞安当地的借贷市场影响很大，一些担保公司就称以后生意难做了，无法和小贷公司竞争，好企业都找小额贷款公司了。

　　市场也一直期盼对规范民间放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放贷人条例》尽早出台，让民间借贷尽早规范化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