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卡生活

　　导语：尽管纽约大学校长杰弗里?雷蒙在2013年第一年中国招生时就不断强调说“上海纽约大学是如此独特，因此并非每个学生都适合这所大学。它需要的不是怯弱者，而是那些敢于冒险、勇于突破的学生。”然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不管自己怯弱与否，除了体制的内高考和自主招生以外，昂贵的海外留学费用并非每个人能承受，而国外知名大学开到家门口，何乐而不为去尝试一下呢。

　　在经历了去年上海纽约大学轰轰烈烈的宣讲招生后，想采访第一届已就读半年的上海纽大学生并不那么容易。除了在今年特定的宣讲招生会上，以及宣传节目上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在平日，学校还是尽量给他们一个平静的环境专心学习。这295位上海纽约大学首届本科生，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50名中国学生分别来自10个省、市、自治区。

　　上海纽约大学位于陆家嘴的开放式校园还未正式投入使用，学校大部分课程还是安札在华东师范大学本部。在醒目的校园中心是历经年代的毛泽东塑像。毛泽东挥起的右手边，是砖红色外墙的物理楼，三楼“驻扎”着上海纽约大学的工作人员和学生。“墙内”可以上facebook、twitter，“墙外”挂着高考标语。中西两端、体制内外的融合，网络好比那道隐形城墙。

　　香港出生、美国长大的李玫1990年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曾在美国联邦银行和高盛工作，为了在第一次数字浪潮中不落伍，还创立过两家公司。与行政出生校长相比，她似乎更加务实，雷厉风行。“纽约大学本身有一个全球网络大学系统，”李玫介绍上海纽约大学时说，“10年前，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就参考跨国企业的模式，建立了这一系统。尽管纽约已经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他依然希望将建立成跨国模式。让学生、教授、教职人员、科研等资源形成体系内循环，不仅是学生可以四处学习，教授也可以去其他地方进行科研、教学。”

　　2013年正式开学的上海纽约大学，被纽约大学定位为门户校园，与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一样，在这一系统中处于很高的位置。纽约大学的第一步是在其他城市建立教学点，包括伦敦、巴黎、柏林、上海等16个城市被纳入国际教学体系。“国际生可以在分校学习，纽约本部的学生也可以花上一两个学期去其他国家的教学点或分校。我们的学生能在世界范围内游学，同时又留在纽约大学的教学体系中，修学分，接受学生服务。”李玫说。其中，位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学点，正是上海纽约大学的起点。

　　全球化抗衡常春藤

　　纽大校长杰弗里?雷蒙所说的不适合每个学生绝对不是欲擒故纵的激将口号。E.B 怀特曾在《那就是纽约》里写道：纽约是一个浓缩的竞技场。它将不同民族和种族都压缩在一个小岛上。曼哈顿岛无疑是地球上最壮观的人类聚居地。纽约大学风格如此独特，这和它总部地处纽约曼哈顿特殊不无关系。

　　跟美国最著名的哈佛、耶鲁等著名精英学校不同的是，多元化的纽约大学没有特定的城墙、不是白人至上的世界，也不崇拜精英，更像是一所平民大学。在美剧《 绯闻女孩》里，来自上流社会以女王姿态自居的富家女布莱尔，进入纽约大学后显得手足无措，而来自布鲁克林的穷小子丹，却因朴实的个性和文学才华成为大学社交圈的宠儿。这是纽大的魅力所在，如果你是淡泊名利，田园诗人小清新，那么纽大的确不适合你。

　　纽大几乎浓缩了纽约的风格：务实、谦卑、融合、勇往直前。就像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Jennifer Carpenter所说“随着世界和商业的不断变化，综合对不同文化和观点的认识、摆脱‘美国中心论’的思维定势变得非常重要。”这的确区别于美国以白人精英为主的常青藤大学。

　　如何平衡

　　对于一个国内学生来讲，想成为上海纽大学生，第一参加高考其分数线在一本以上。第二必须通过上海纽大的自主面试，还有就是能负担起每年10万人民币学费。10万元一年的学费，是目前计划内中外合作办学学校（项目）学费标准最高的——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费标准是每学年人民币6万元，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的学费标准是3万元。而纽约大学作为一所全美排名前十位的私立学校，其实每年的学费还远高于此。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历史经验看，在诞生之初，相关学校都受到舆论的追捧，希望其能办出一流水平，同时也为我国教育改革做出贡献，可实践的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按照目前的教育管理制度，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招生都纳入国内高考。如此一来，其在我国内地的招生，要么放在一本，要么放在二本，很难竞争过内地的一流院校。更重要的是，由于考生在高考录取中，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以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在我国高考体系中，只是增加了一所大学的选择。

　　如此种种局限，导致这些合作办学高校的地位很尴尬，同时很难促进内地高校的竞争。以纽约上海大学来说，如果还是采取纳入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方式，那么对于成绩优秀但家庭经济情况不佳的考生来说，可能会选择上学费低的华师大，而不会选择上海纽约大学；对于成绩优秀、家庭经济情况不错的学生来说，可能会选择直接出国留学到纽约大学，而不是选择上海的纽约大学。这些是上海纽约大学在办学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国教育管理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换言之，只是在出国留学市场上“分一杯羹”。 这不仅是上海纽约大学的尴尬，也是其他中外合作办学学校的尴尬。

　　杰弗里?雷蒙： “进行了两年的对话终于成功了”

　　导语

　　上海纽约大学美方校长已经在中国工作了6年。对中国的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之后，他身上结合了西方的绅士与东方儒雅，而这一切正是他自己推崇的“国际化”最好表现。

　　杰弗里?雷蒙（Jeffrey Lehman）是美国著名法学家、曾经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国际法学院院长，而此刻他的身份是上海纽约大学的美方校长。华东师范大学物理楼3楼是他已经工作了6个月的办公室。临时的办公场所里除了沙发、书柜和办公桌以外，没有多余的陈列，唯独书桌上雷蒙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显示着办公室主人不同一般的身份。

　　雷蒙今年57岁，成为教授25年来一直在大学校园里工作。雷蒙的个人经历对他的教育理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雷蒙早年在法国留学，此后又在世界各地游学，巴黎的人文创造，耶路撒冷的深沉凝重，佛罗伦萨的人性张力，都赋予他多元思考的力量。他说：“学习外语，比如美国人学中文，中国人学英语这并不代表国际化，只有真正踏上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土地才能体会文化、传统的区别。”

　　所以，未来上海纽约大学在培养学生时将特别注重包含一至三学期美国纽约大学或其他校区的学习经历，另一方面，学校在学生入学前2年不分专业，以核心课程为主，而学生宿舍里也将安排中外同学同住。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的学生，只有将他们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拓宽他们的国际视野，找准自己适合的位置。”对于青春正盛的孩子们来说，也许只有让他们充分品尝各种美味珍馐之后，才会做出最适合自己口味的选择。

　　“在2013年学年里，我给学生们上了《全球视野下的社会》这门课，这其实是一门思想史，也是基础课，其中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印度的传统文化，法国的传统文化和美国的文化。我把不同时期、不同语种、不同文化、不同作者的作品放到一起来讲述，打开学生的视野”。雷蒙说。

　　《金卡生活》杰弗里?雷蒙

　　Q：你怎么会来到上海工作的？

　　A：在我担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时候，现任美国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通（John Sexton）当时是纽约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我们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一直到2011年时，约翰?塞克斯通找到我，希望我为正在推进中的上海纽约大学担任美方顾问。而后，上海纽约大学正式成立，约翰?塞克斯通希望我能继续自己的工作，从深圳搬到上海来担任美方校长。

　　Q：你如何给孩子们上课，以怎样的形式？

　　A：我的课上不需要答案，只要学生们提供更多的思考。这些年来，我在中国的体会是中国的孩子很聪明、勤奋但他们都渴望一个答案、一个结果。而在我看来，求学时的过程更重要。上课前，我会提前给孩子们布置阅读要求。上课不是教授而是一个对谈的过程，我会随时随地请孩子们来回答我的问题，不管他的答案是什么，我不会做“对”或者“错”的判断，而是接着提出另一个问题——一个能让他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问题。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模式，让学生的思维走出课堂，随后他们才能思考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家长和孩子、人和动物等各种层次的关系。

　　Q：在这样中美合作的学校里，中方人员和美方人员是如何分工合作的？

　　A：在一段婚姻里，怎么判断丈夫和妻子的分工？很难分吧！在上海纽约大学里，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先不说如何分工，而是考虑如何合作，俞立中校长对我说过，我们的关系是“和而不同”。

　　Q：许多美方的教授都是由你来邀请的，请问你如何说服其他优秀的外国学者来上海任教？

　　A：我本身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告诉他们来上海是一件多么正确的事。早年，我当康奈尔大学校长时就认识了许智宏（原北大校长）和海闻（北大副校长、北大深研院院长）。他们来找我，说要在深圳办一所国际法学院。当时，我很担忧，因为我不会讲汉语，不是中国专家，我担心自己不是最合适的人。但我让我下决心的是中国政府和学校的决心。我完全信任许智宏和海闻，他们告诉我，这是北大要做的。

　　而且在此之前，也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我相信政府是说话算数的。而这次上海政府也是，我们在陆家嘴——中国的曼哈顿，这里效率很高，虽然难免遭遇困难，但所有人都对上海纽约大学充满渴望。

　　Q：上海纽约大学是不是和美国纽约大学的阿布扎比校园一样，建成一所精品大学？

　　A：我们未来计划全校2000-3000名学习，师生比例是1:8，我们的老师是全球最有声望的学者，我们的学校会是一所天赋智慧云集，精英汇聚的地方，而这正是中国当下所需要的。从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始，中国政府做的最多的是在普及型高等教育上花力气。高中生的大学入学率从20年前的4%一直提高到2008年的25%。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感动的事。而中国现在要做的是完善精英高等教育。有的人大学毕业以后是蓝领、白领或者从事其他工作，而有的人大学毕业之后注定要改变世界、改变社会，中国现在就是需要培养这部分人的大学。

　　Q：在美国有很多优秀的公立大学，也有很多优秀的私立大学，而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私立学校，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A：我见过伟大的公立大学，也见过伟大的私立大学。我想这两种大学都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而政府在其中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好的教育总是贵的，一流大学不能只靠学生的学费，因为很多优秀的孩子并不富裕，他们没法支付高额的学费，所以政府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提供财政支持，这样可以吸纳更多优秀学生。另外政府也要为高校———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提供基础研究所需的财政支持。在美国，政府非常鼓励大学多样化发展，不要千校一面。

　　来到中国之后，我有机会认识很多教育部的负责人，他们很聪明、深谋远虑。当然，在现有环境下工作，他们必须遵守现有规章制度，但他们也希望提升高等教育水平。所以首先你要把想法告诉他们、和他们讨论，他们会提供支持并最后批准。比如上海纽约大学就是上海市政府提出的。教育部说这是好主意，但在这里、那里总有很多疑问。上海市政府又提出他们的回复。这样的对话进行了两年，现在终于成功了。

　　Q：纽约大学在你看来，和常春藤联盟相比，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A： 我觉得对于建立大学，有两种不同的思维理念，或者说有两类人，第一类人，他们从上辈那里继承了一个非常精美的古董桌子，由于这个桌子承载了几个世纪的历史，这类人花很多时间去欣赏这件古董，尽全力去保全它原来的样子，使得这件古董的价值不随时间的流逝有丝毫减少。这类人在我看来，比较像是普林斯顿等老牌常青藤名校的思路。

　　还有一类人，他们手中暂时拥有的只是一块木头，粗糙、原始，但孕育着无限的可能，可以赋予这块木头拥有一种生命，和周边环境更贴切地共存和对话，这种思路是纽约大学更愿意拥抱的。